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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瑞芳与金山

    曹积三

        

      

    金山于1932年12月秘密参加了中国共产党。1935年和赵丹等朋友创建了上海业余剧人协会。1936年和王莹成立了四十年代剧社。他曾主演过许多话剧和电影,特别是1937年主演的电影《夜半歌声》,使他成了家喻户晓的明星。对金山,张瑞芳一直心怀敬佩。1942年春,在重庆,能有机会和金山、白杨等在《屈原》中同台演出,张瑞芳十分高兴。

    当时,金山和王莹生活在一起,他们曾远渡南洋宣传抗日,义演募捐,历尽了重重艰险,可是谁也不知道他们在感情上已有了难以修补的裂痕,到了就要分手的地步了。金山知道王莹与谢和赓已经相爱,对他来说这虽已不是秘密,但毕竟是一次巨大的打击。

    王莹顺利地拿到了“海外视察员”的护照,谢和赓也拿到了“芝加哥总领事馆学习员”的护照。他们双双飞赴美国了。金山却在紧张地排练《屈原》。他清楚地意识到:再沉重的打击也要承受,再深重的苦恼也要化解。为求得内心的平衡,金山付出了多少代价呀!

    张瑞芳在排演《屈原》的过程中,得到了金山的许多帮助。他们一起演戏,吃夜宵,谈心,会朋友……相处得十分愉快。金山悄悄地爱上了张瑞芳,而质朴纯真的张瑞芳一点也没有发觉。直到有一天,她收到金山的一封长信,才确切地知道了这件事。可是,这怎么可能呢?

    她开始疏远金山,无论是约会还是会友,都找出理由礼貌地推托。为了避开金山,张瑞芳决定在国泰戏院演完《屈原》后,即去昆明……《屈原》编剧郭沫若得知这个情况,立刻给张瑞芳写了信,希望她冷静、慎重,劝她不要离开重庆。巴金、曹禺、张骏祥、吴祖光、宋之的也嘱咐张瑞芳:金山确实是一位有才华的演员,可他生活上太浪漫,太随便,对他要保持清醒与理智,不能被他那如火的感情所迷醉。

    曹禺为了说服金山,特请他在俄国餐厅吃饭,对他说:“我们都把瑞芳当作小妹妹,对这样一个可爱的小妹妹,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好好地爱护。听说你爱上她了,我看不合适,不合适……”金山感到既伤心,又窝囊,饭也越吃越没味,结果不欢而散。

    不久,《屈原》要到北碚演出,张瑞芳决定不参加了。这可急坏了导演应云卫,连忙劝阻说:“瑞芳,你放心!我可以和金山谈,在北碚演出时,我不会让你再受到任何影响。请相信我!”

    北碚的演出又一次获得了巨大成功。几天的演出中,张瑞芳真的没有受任何干扰。她感谢应云卫的帮助,也赞赏金山的理智与大度。

    最后一场戏演完后,演职员们回到住地兼善公寓已是深夜。张瑞芳洗完澡,坐在窗前晾头发。突然发现有个人向她的窗前走来。月光下,她渐渐看清是金山。

    “瑞芳,我看到你这儿还亮着灯光,就走过来了。其实,我在那边徘徊了很久……我有许多话要对你说……”

    张瑞芳没有答话,只是微笑着在听。

    “瑞芳,你对我的冷淡和回避,使我非常苦恼。这种苦恼,已经到了让我难以承受的地步。我错了吗?我给你造成损害了吗?不,我的感情是纯真的,是火热的,是不应该被误解的……”

    于是,张瑞芳和金山一个在窗里,一个在窗外,开始了他们难忘的长谈。金山谈对张瑞芳的印象,谈张瑞芳在《北京人》中扮演的愫方,谈张瑞芳在《屈原》中扮演的婵娟,谈他怎样喜欢张瑞芳的人品和才华,谈他为什么会爱上张瑞芳,当然,也谈了张瑞芳的冷淡与回避给他带来的痛苦……张瑞芳默默地听着,仍在加固心中的防线。

    接着,金山又对张瑞芳谈起了他苦难的童年和艰辛的生活经历。他是苏州一个富商的儿子,家庭条件本来很优越,不幸的是他出生才两个多月,父亲就突然病故了。他家中有个大管家,趁机讨得他母亲的信任,很快便成了这家庭的主人。金山十几岁便毅然离开了家,在苏州流浪。十七岁时闯到上海,当时他的两个哥哥,都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当警官。可是金山不去找他们,而是自谋生路。他在码头上当过苦力,在军营里当过兵,在小报馆当过校对,也在剧社里演过文明戏……后来,他考进了上海税警警官学校,在学校里他思想进步,营救过因宣传抗日而被捕的学生。当他加入了反帝大同盟和中国左翼戏剧联盟后,才有机会到学生与工人中去宣传抗日,开展进步戏剧活动。他演过话剧《娜拉》和《钦差大臣》。他和王莹演出了轰动上海的《赛金花》……金山的记忆力特别好,他讲得既简单又生动,还能说出许多感人的细节。讲到伤心处潸然泪下,讲到愤恨时便怒火难抑。听着他的述说,张瑞芳十分感动。她没想到像金山这样一位著名演员,会有这样不幸的童年和艰难的生活遭遇。金山说:“我像石头缝里长出的树,需要挤,需要钻,才能生长。我的生存条件有限,属于我的阳光、雨露是那样少,因此我的枝叶会有些变形……”

    可以说,金山已洞察到了张瑞芳的心理活动。他亲切、真诚地说:“瑞芳,你不会知道,我爱你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我们有共同追求的事业和理想!”

    “共同追求的事业……?”张瑞芳一惊,他在说什么呀?难道他……“瑞芳,那天我‘上山’去,看到你了!”

    “上山?”张瑞芳明白了!这是地下党员去八路军办事处过组织生活的暗语。啊,金山原来是自己的同志!自己的战友!

    “我是1932年在上海入党的!”

    “你……”张瑞芳不知说什么才能表达自己的激动,她只是用炽热的目光望着金山。金山笑了,笑得那么欣慰。张瑞芳心中的那条防线开始崩溃了……当满山满谷的杜鹃花又一次盛开的时候,张瑞芳和金山结婚了。周恩来与邓颖超送了一条手工做的桌布,作为礼物。那是一条极其美丽的桌布,上边有许多手绣的小花,带着质朴的山野气息,也带着明媚的春光,使人感到亲切而又温暖。朋友们看到这条桌布,感到很美,喜爱地问她:“这是哪儿买的?”张瑞芳总是微笑着回答:“是亲戚送的!这个亲戚对我特别好,像父母一样关心着……”

    他们的婚礼是在胜利大厦举行的。杜月笙当了他们的证婚人。

    杜月笙是上海法租界青帮的头子。金山早年孤身闯上海时,被杜月笙收为弟子。后来金山成了明星,杜月笙非常得意。其实,金山和杜月笙的关系这样密切,也是因为党组织交给的特殊使命。因为地下党有些工作需要得到杜月笙的帮助。多少年过去了,张瑞芳一直难忘和金山去拜见证婚人杜月笙的情景。一走进豪华的别墅,张瑞芳就感到走进了一个陌生、阴沉的天地。杜月笙的威风与自负,姨太太们和干女儿的撒娇与造作……都使张瑞芳讨厌。没想到,金山竟是那样地习惯这种地方,有说有笑地周旋着。金山仿佛变成另一个人了,他是在演戏吗?张瑞芳十分无奈,又不能抛开金山自行离去,只能忍耐着,等待着。

    回到家里,张瑞芳闷闷不乐。她看到了金山的另一面,这是她极不喜欢的一面。她对此感到陌生!可是,一排戏,一上台,金山又变得那么可亲,那么干练,那么有才华。和他同台演戏,张瑞芳感到默契、协调,还能感受到在共同的艺术创造中产生的魅力与自信。

    抗战胜利后,金山和张瑞芳来到上海,党组织让他们以名演员的身份留在上海工作。

    金山很忙,频频出现在国民党高级官员、青红帮头目、资本家和社会名流中间,成了上海滩一个令人瞩目的人物。他很少回家,张瑞芳也难得见到他。这个家,他好像没有时间顾及了,已经淡忘了。不久,社会上有了传闻,说金山又有了新爱。传闻毕竟是传闻,张瑞芳并不轻易相信。但她感到孤独、苦恼,难免产生一些疑惑。

    解放战场上,胜利的捷报频传,张瑞芳期盼着人民解放军快点渡江。一天上午,曹禺来看她,悄悄地说他已接到了去北平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邀请。但又怕去北平的旅途有危险,不知如何是好。张瑞芳热情地表示,愿意陪着他一起去北平。

    张瑞芳的打算得到了党组织的同意。她于1949年2月8日和曹禺一起乘飞机到了香港。到机场来接他们的是中共在香港办事处的叶以群。张瑞芳急切地问以群:“听说金山在香港?”“是的。他在忙南北通航、通邮的事儿。没时间来接你……”张瑞芳沉默了一阵,黯然道:“有时间,他也未必能来接我……”

    在以群安排下,曹禺三天后就乘船去天津了。张瑞芳也于1949年3月同阳翰笙、于伶、特伟、丁聪等一起,登上了去天津的轮船。

    春天在人们的期盼中来了。1950年初春,北京成立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不久,张瑞芳从北京电影制片厂调到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当演员,并参加了苏联话剧《保尔·柯察金》的演出。这个剧的导演是孙维世。金山在剧中扮演保尔·柯察金,张瑞芳扮演冬妮娅。

    导演孙维世是革命烈士的女儿,她的父亲孙炳文是周恩来的战友。1927年4月,孙炳文在上海被捕,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1935年,孙维世的母亲任锐,将十几岁的孙维世送到了金山和章泯领导的东方剧社,希望他们能培养和帮助还未成年的女儿。抗战初期,孙维世参加了抗日救亡演剧队,在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了周恩来,不久被送到延安抗大学习。她长期生活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身边,并成了他们的养女。1939年孙维世去苏联学习,先后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大学、莫斯科戏剧学院表演系和导演系。孙维世是我国早期学习和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演剧体系的专家。她运用这一体系成功地导演了《保尔·柯察金》。

    他们的演出轰动了北京。扮演冬妮娅是张瑞芳在新中国的话剧舞台上第一次亮相。她在角色的艺术创造上用了不少心血。

    谁也想不到,在演出《保尔·柯察金》的时候,金山和张瑞芳的爱情生活已到了崩溃的时刻。因为在排演过程中,金山和孙维世相爱了。他们爱得那么大胆炽热,那么意外而又自然。

    可是,金山是有妻子的,妻子又是年轻、美丽、极有才华的张瑞芳。他们这样相爱应该吗?道德吗?金山和孙维世想过,而且认真严肃地想过。他们既然相爱,也就想到了带给张瑞芳的伤害,更想到了相爱的后果。但他们的相爱是默契的,是不顾一切的!他们准备承受相爱带来的欢乐与指责……张瑞芳是个刚强而又理智的人,既然金山和孙维世相爱了,她便和金山办理了离婚手续。她感到一种伤痛的遏止,也感到一种解脱的轻松,一种走出沉郁的旷达。

    《保尔·柯察金》演出结束后,张瑞芳毅然离开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调到上海电影制片厂,当上了电影演员。

    摘自《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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