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广天：格瓦拉带我回上海

陶阳

张广天回来了。带着《切·格瓦拉》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     3月10日，这部轰动京城的话剧在上海兰馨剧院上演。算上上海，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这出戏已经演了六十场。张广天因为《切·格瓦拉》的火爆、也因为唱片《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的热卖又出了一次名。     一个真实的格瓦拉     一年前，我在北京采访张广天时，他与一帮志同道合的朋友正在北京四合院里排练这出戏，那时候他们可没有这么风光——每天供应五块钱一份的盒饭、排练完摸着黑穿小胡同回家。     这次，张广天比整个剧组提前十天来到上海，忙着解决音乐、美术道具等等一大堆问题。3月5日，三场戏的票就已经全部卖完了，他因此也被几个没买上票的朋友责怪了一番。不过张广天说，他关心的并不是出票的多少，而是希望通过《切格瓦拉》的上演使上海的文化空气更开放一些、更自由一些。因为这部戏在谈及革命和当今社会的问题时有一些地方比较敏感、比较尖锐、冲突比较强。     说到《切·格瓦拉》的表现主题，张广天用了两句极简单的话：“人不能欺负人，人不能势利眼。”以他看来，剧本表面上围绕着帝国主义和被殖民人民之间的矛盾，以及要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在进行争论。但内在话题实际上谈的是人道主义问题。社会应当以人为本，不能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切·格瓦拉》在北京上演时曾引发过激烈的争议，许多人觉得剧本过分渲染了格瓦拉。张广天针锋相对地反驳这种观点，他说，古巴大使馆从大使一直到工作人员在第一次演出和第三次演出时都来看过这部戏，而且都表示了相当的认同。古巴大使在演出结束后做的发言中曾经讲到过，1997年格瓦拉的遗骸从玻利维亚运回到古巴，卡斯特罗评价说，这不仅是迎回遗骸，而且是对我们事业的一次增援。今天你们在北京小剧场的演出，则是对整个世界人类解放的一次增援。张广天认为有人产生疑虑，可能正是他们的剧本太准确的传达了格瓦拉，打破了一些人的梦想。因为格瓦拉首先是个共产党员，这一点是不能否认的。第二，他是坚持暴力革命、阶级斗争的共产党员；第三，他是在取得政权以后，对政权的腐败有实际思考的一个共产党员。“搞摇滚乐的一些年轻人会认为格瓦拉是他们的偶像，浪漫女神也会在她的房子里贴上格瓦拉作为男子汉的形象。当然格瓦拉也有这方面的东西，但是归根结底他还是一个为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而奋斗的共产党员，如果否认了这一点，那么我觉得就没有格瓦拉了。”整个表演中，张广天刻意安排不出现格瓦拉的视觉形象，仅有他的声音形象。因为他觉得格瓦拉作为一个有血有肉得人是有意义的，但更有意义的在于他的精神和理想。     音乐工人张广天     张广天在北京小有名气，不仅仅只是因为一部《切·格瓦拉》。他还出过唱片，写过影视音乐、戏剧音乐，有过不少戏剧作品和诗文。提起大家熟知的电影《离开雷锋的日子》和《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片中的所有音乐都是由他创作的。     张广天还清楚地记得两部片子在全国放映后产生的影响。他坦言《摇》剧反响不好。“导演张艺谋对底层老百姓是有同情心的。水生和小金宝的故事就是这种同情心的体现。但是他不彻底。所以《摇》剧总的说来更多是在寻找资产阶级的失乐园，老百姓自然就不喜欢。”张广天始终认为电影是给大众看的，应该以大众为出发点。     不过他与张艺谋的合作倒是很愉快。当时张广天在一个广告公司工作，张艺谋通过朋友找到了他。张广天告诉张艺谋自己是第一次做电影音乐，可能不大行。但张艺谋蛮有信心。张广天写歌，排片余暇就教巩俐唱。片中全部歌曲都是由巩俐自己演唱。张广天夸赞巩俐很聪明，一教就会了，根本不用多费心。     说起创作，张广天喜欢简单、明朗、积极向上，喜欢样板戏。他爱用“腔词”手法去表现他的诗歌、戏剧和音乐，也正是这种“按字行腔”的创作手段使得他的诗歌、戏剧听起来更像音乐。别人送他雅号吟唱诗人，他却更爱戏把自己称为音乐工人。因为他的创作是要养家糊口的，不像别人只是写着玩玩而已。音乐是他生存的手段，这一点使得他成为了一个“工人”。有人说他是一个“左派”。他拒绝这种称谓。他说：“‘左派’是一顶帽子，我不戴帽子。要说思想的立场，很明确，我就是站在劳动阶层这一边的。”在流行歌曲充斥的年代里，张广天坚持用他的诗和歌发出另一种声音。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改造哲学，而以这种主义武装起来的人首先应该改造世界。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共产主义和革命，那么他的歌所蕴涵的不但不是一个过时的主题，而且将会是一个永不过时的主题——因为未来的世界是一个需要改造的世界。在他眼里，就连爱情也是需要改造的。爱情不是蝇营狗苟的生活，它需要勇气，需要彼此付出。如果不能够每天创新、改造，它就一定不能够维持下去。     为了实践他那改造、革命的理想，紧接《切·格瓦拉》，他准备再导出一系列史诗剧。他点燃一枝烟，“我认为文艺是需要革命的。开放以来，中国的文化发生了很多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有进步的东西，也有倒退的东西，总的来说，它还是体现了一种精英意识的东西。这些自诩为精英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所做的文艺改革是软弱的、动摇的、不能承担全民文化要求的。而史诗剧恰恰是人民美学的反映。我认为我们生存的时代是一个精神重合的时代、英雄辈出的时代，是一个史诗的时代！”张广天每停顿一下，就用夹住香烟的发黄的手向前指一指，他胸前的毛主席像章也随着晃一下。     说到激动处，他手指有些颤抖。他抨击今天的音乐作品一败涂地、什么都不是。他说他有很崇敬的音乐家和老师。很多老师在民间默默无闻，但是他们的创作很美。有些更是他永远不可企及的。     要生存，先把泪擦干     张广天吸引人的，除了他的音乐，还在于他坎坷的人生经历。他进过劳改农场，当过扛包工人，甚至曾在街边卖唱……从一个上海中医学院的大学生沦落到在路边以卖唱乞讨为生，活到三十多岁，还有什么苦头他没吃过？     大四的时候，他因为一些错误进了劳改农场，一呆就是几年。这几年他没闲着，不断为远在上海的“再见”创作组写歌。“再见”创作组是上海甚至全国最早的民间现代乐队，由张广天等人在1985年一手创建起来。最终这个组合因为内部发展意见的不统一而宣告解散。     从农场回来，以这样的背景肯定找不着工作，张广天从大学生变成了无业游民。为了生活，他只身闯北京，曾在火车站给人家扛过包，也在歌厅唱过歌。晚上唱完歌已是十二点多，公共汽车是早就没有了，他又不敢“打的”——一旦坐出租，他晚上挣的钱也就全部掏空。所以只好走路，从歌厅到住地，整整要走三个小时。     生活把他逼急了。他决定南下卖唱，同行的还有中国人民大学一位老师。他们的第一站是昆明。在昆明街上，他把身份证抵押给一位点心店工人，借来一把吉他，就坐到马路涯子上开始卖唱。积攒起路费，他们又到别的城市。沿途遇到过警察的干涉，遇到过白眼嘲笑，遇到过盗贼无赖，遇到过弃儿和流浪汉。但遇到最多的当然是热情的老百姓。     这是张广天最落魄的岁月。他那小资产阶级的斯文假面被彻底撕破了。原来以为自己是大学生，很了不起。但是，“当一个人连饭也要了的时候，你还有什么臭架子可以摆呢？”张广天自嘲道。     流浪让张广天与人民更贴近，也让他第一次真正感受到了什么是人民的文学。     在安顺，一个流浪的弃儿把仅有的两毛钱分出一毛扔在他们的钱盒里，然后哼着他们的调子尾随在后；在遵义，他们路过一家色情酒吧，妖艳的姑娘招呼他们进去，其中一位被他们的歌声感动，向他们描述了同每个平常人一样的梦想；在哈萨克的帐篷里，油灯底下，他们帮农民的孩子读书习字……     张广天重返北京，开始把他积淀的情感写成音乐、写成诗歌。他说他最大的理想就是通过同道中人的共同努力，实现人民文学的全面胜利。      [张广天简历]     吟唱诗人，戏剧导演，1966年7月生于上海。1985年，曾组建“再见”创作组和“太阳同伴”城市民谣演唱组，此为上海最早的民间现代乐队。90年代初，移居北京，从事唱片制作和影视戏剧的创作。      主要作品：     一、唱片：　　     1)《张广天现代歌曲专辑》(1993，中国音乐家音像出版社)     2)《摇啊摇，摇到外婆桥——电影原声音乐》(1995，VIRGIN,FRANCE)     3)《工业化时代的诗与歌》(2000,中国文采)     二、戏剧作品     史诗剧《切·格瓦拉》     史诗剧《鲁迅先生》（2001年4月12日将在北京上演）     三、影视音乐、戏剧音乐若干

《新民晚报》 2001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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