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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诗与外交的秘响旁通———
    李肇星及其《青春中国》

    张首映

        

      三月的初头,文采阁有一个诗人聚会。李肇星是作为诗人来的,我不会写诗,忝列其中,算是陪客。李肇星的外交风采,他在报上刊发的诗作,我虽然在传媒上有所领略,但是,真正与其围坐一桌,听他讲基辛格,老少布什,克林顿和莱温斯基,中美关系,也属“初头”,印象颇深。临别,他送给每人一本新出的诗集《青春中国》,我亦“忝列其中”了。

        除了上世纪读过陈毅元帅的旧体诗,在香港读过周南先生的旧体诗,近30年来其他外交家的诗词,几可罗雀。据说乔冠华先生也写诗,着实没有读过。诗海浩瀚,没读过的实在太多,只是想说,外交领域,实实在在存有一条写诗的历史线索。谈中唐诗歌,常有“田园诗派”、“边塞诗派”之说。我们新中国的诗坛中,是否应该有个“外交诗派”,史家或可一试。这本《青春中国》,就是李肇星作为一个外交诗人的代表作。

        这是一本组织形式非常特殊的诗集。其间,描述外国的多,大事要事多,借境抒怀多,人生感赋多,真情实感多,摄影作品多,诗后附录的国家地区介绍多,插图注释多,中英文兼备,创作与翻译咸聚,既有中译英,又有英译中,既有别人翻译他的诗,又有自己翻译自己的诗。自认词书诗目翻的不少,李肇星这样的诗集,真是从未见过。诗图配、诗文配、中英配、作译配、互译配,是诗集,也是摄影集,还是翻译诗集,或是其他什么集,成就中、外、古、今、色、香、味俱全的“一锅”。显露的,是一位中英文高手的歌,一位外交家对艺术和生活的执著。

        三百多页的诗集,不能说薄,外交家的诗,特别的“博”。作为外交官,李肇星已经走过了111个国家,这个地球上,他没有涉足的区域大概已经不多。屈原号称“行吟诗人”,武昌东湖还有纪念他的“行吟阁”。若论行吟,在我的视听中,没有听说还有另外一个诗人行吟了111个国家的,屈原没有出过中国,莎士比亚和雪莱都没有到过中国,算“小巫见大巫”。李肇星这100多首诗,从中国到美国,从西欧到英国,从马绍尔到圣地亚哥,席卷世界,情满人间,更进一步扩大了中国诗词的题材,开拓了诗歌的广袤疆土,几近用地球上所有的资源,来谱写他心中的歌,尤其是他心中的青春中国。

        这确乎是一本意趣横生、异域风情浓郁、寓意深远的诗集。若以唐宋诗词的格调比和,李肇星的这本集子,更近乎宋,有宋诗的“理趣”,更有宋词的情意;以现代视之,基本上属于郭沫若、臧克家一路,意趣和激情是其特色。他反复吟咏主题,就是“祖国已在我心中”这样的传统母题,“我是炎黄,炎黄是我!我是赤子之火”,一的一切,一切的一,都是为了祖国;他这样感怀古希腊的神:“古希腊的神,好在一片希腊心;为希腊哭,为希腊笑,为希腊献身”。这样的诗歌,当然充满了哲理,在莫扎特和希特勒的故乡,“一样的太阳,一样的月亮;两位名人,一样的故乡。/用音符装点春天的,永生在美丽的交响;用炸弹毁坏春天的,有谁知埋葬在什么地方?”这,就是一位职业外交家的心路历程,就是一位正直的、磊落的诗人放声颂唱的正义的、和平的、不朽的歌。

        这个世道,早已不同于战国,不能拿《诗经》作为外交的某种准则和资本,但是,诗歌在外交中仍然不无作用。李肇星深知,“弱国无外交”,晚清时代,即使李白、杜甫再生,也无济于事;他身逢盛世,发挥诗才,才能获得这双料成功的人生。他这样抒发驻外的感受:“在知识面前,我实在渺小;只因学而不倦,自找了一点自豪。/在世界面前,我微不足道;和祖国加在一起,赢得了些许骄傲”;诗歌助他与基辛格更加接近,“多上了几道,比别人。酒饮不尽,重在缘分。/多叙了几言,比别人。话说不尽,重在心近”。他对布什总统的孙女给予这样的寄托:“花丛浅,银铃清。金发碧眼、七岁的,小孙女,遥指北京:‘Grandpa(爷)’能不带我同行?”外交家的表现手法各有不同,李肇星的诗有力地支持了他的外交工作。

        李肇星的中文诗,主要是给中国人看的,激励人民为展示我大国形象而奋力拼搏,“站在你们(兵马俑)中间,我编入士兵的方阵;立在你们身边,我是后来的将军;走在你们前面,我冲锋奋不顾身”。如此的义薄云天,才有如下的豪迈之辞,“真的果敢,是庄严承诺的朴素兑现;真的美丽,是逆流而上的潇洒魁伟;好青春,是99岁时在祖国膝下童心未泯;大手笔,是把普天下的和平发展重彩描绘”。这样的诗,如雄辩时的进行曲,似外交场上的凯旋乐,往古说,好诗犹如上万兵,现在可以说,像李肇星这样激励人心的外交诗,是鼓励人民不畏强权、勇往直前、昂首迈进国际大舞台、巍然矗立于世界之林的前进号角。

        刘勰《文心雕龙·隐秀》有“隐之为体,义生象外,秘响旁通,伏采潜发”的说法。天津冯骥才先生称,李肇星这样的诗人是“双倍的诗人”,因为“外交家努力使人们拉起手来,诗人则要架起心灵的桥梁;从这点来说,外交家兼诗人李肇星,是一位双倍的外交家,也是双倍的诗人。”我想,诗与外交的秘响旁通,伏采潜发,交汇交响,是李肇星获得这双重成功的生命内核。诗与外交,或外交与诗的交相辉映,一定能使像李肇星这样的外交诗人或诗人外交家更好地建构伟大的青春中国。

        青春中国,需要李肇星这样的诗人外交家;外交诗人,更是要放声歌唱我们古老而又意气风发的青春中国。既不懂外交,也不善诗,我只是听到心底在这么说。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3月16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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