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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钱其琛访美透视中美关系的现状与前景

    吕其昌

        

        布什总统上任之后,世界上都很关注中美关系发展。中美关系正处于一个继往开来、十分重要的时期。从2个月的情况看: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双方对发展双边关系,进一步推进在各个领域的的交流与合作都持积极态度:国务卿鲍威尔在接受提名和在国会作证时均单独阐述如何处理与中俄两国的关系,而且每次都首先谈到中国,并不止一次地申明,美国将继续支持一个中国政策,显示出布什政府相对更加关注与中国的关系;国务院决定留任现驻华大使一段时间,以保持对华政策延续性;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鲍彻1月25日明确表示,布什政府并没有改变对华政策;3月13日,布什在白宫接受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国书时表示,他本人和美国政府十分重视美中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有助于构筑21世纪;中国是一个重要国家,而且今后将越来越重要;美中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对双方都十分有利,希望同江泽民主席一道,共同促进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健康地发展。3月22日,布什在白宫会见钱其琛副总理时强调,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美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华关系,致力于促进美中关系;两国关系的发展会对世界有着长远的影响,必须从长远和战略的角度来处理两国关系,以造福我们的后代。特别是布什在会见中正式表示,他将应邀参加今年10月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其后,将应邀赴北京,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表明,钱其琛副总理访美将成为美中关系的新起点,显示美国对华政策已开始走出“等和看”的阶段,布什政府今后虽然可能在对华政策的一些具体做法上有所调整,但调整的幅度不会太大,其对华“接触政策”还将保持,美中关系在曲折中发展和前进的基本态势不会改变。这是因为: 

        一、中美两国关系起点高。美中关系今天所需要解决的紧迫问题和在白宫处理日程上的优先程序要比老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都有了较大改善,影响两国关系的各种因素也要比上两任政府稳定。1989年老布什政府上台不久,北京就发生了“六.四风波”,美国政府宣布对华实施政治和经济制裁,美中两国关系陷入了自1972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以来的最低潮。1993年1月克林顿上台时,一方面美中关系依然深受“六.四风波”的影响,另一方面,冷战后西方自由民主正处在一波新的全球性扩张时代,中国则首当其冲,克林顿政府的对华人权攻势使美中关系陷入了动荡时期。随后,美国国内“中国威胁论”再次作祟,大大影响了中美关系的发展。而2001年1月布什上台的时候,美中关系已经进入一个比较成熟的阶段,没有突发事件或上述因素的严重困扰,是近10年来美中关系情绪化波动最小的时期。 

        二、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对华政策上持有基本共识。美国的外交政策,包括对华政策,历来都是美国两党主流派制订的,它从根本上体现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在国际局势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政府更迭并不意味着外交政策一定“更迭”。美国连续6届政府推行的对华政策是符合美国自身利益的,美中关系在冷战后尽管动荡起伏,但依然保持了在曲折中前进的良好势头。在克林顿总统的8年任期内,美中关系获得了不少实质性的进展。例如,实现了首脑的高层互访,建立了首脑“热线”;双方签署了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准入协定,解决了中国入世进程中的最大障碍;美国正式通过了给予中国正常贸易关系地位的PNTR法案;中美之间的军控及战略合作不断有所进展;近年来,中美之间建立起了战略磋商管道,磋商不断有所进展。在台湾问题上,克林顿总统发表的“三不政策”,毕竟巩固了美国对两岸关系所奉行的“一个中国”政策。在经济和贸易领域,美中关系更是获得了长足进展。据中国海关统计,中美双边贸易额已经由1992年的380亿美元增长到2000年的745亿美元。美国是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则保持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地位。截止2000年9月,美国在华投资项目累计达30498个,合同外资589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281亿美元。美国已经连续两年成为对中国实际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在经历了克林顿8年任期之后,克林顿政府已经在美中关系问题上留给了布什政府一笔比较丰厚的“克林顿遗产”。“克林顿遗产”的最大作用,是美中关系的基础已经比他上台之前变得更为坚实。布什政府没有理由拒绝“克林顿遗产”,而在中国政策问题上重起炉灶。事实上,此次总统竞选期间,对华政策并未在两党候选人之间引起激烈辩论,甚至在三次电视辩论中都未提及,表明两党在对华政策上并无根本区别。所以,尽管两党政治传统不同,布什执政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某些具体内容和具体做法会有所调整,但与克林顿政府相比,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会“更迭”,即已形成的对华政策大框架不会改变。 

        三、美国对华“接触”政策已经被证明是美国的中国政策选择中最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政策。美国对中国不放心,视中国为潜在的最大对手,坚持认为中国的强大必然对美国构成各个方面的“威胁”。克林顿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到底是“接触”还是“遏制”曾经发生过激烈的争论,克林顿政府最终还是坚持了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特别是自1977年克林顿第二任期以来,这项政策已经逐步走向成熟。 

        对华全面“接触政策”的特点是:首先,与中国进行全面交往,而不是孤立或者排斥中国。美国愿意就全球与地区问题与中国进行对话和合作,以便在取得中国支持与配合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外交、政治和经济手段实现美国的政策目标,在与中国全面交往中,影响中国未来的政策发展。 

        其次,在经济往来和将中国纳入国际社会作为美国影响中国制度发展的主要形式,透过经济交往引导中国逐步认同并落实美国式的民主政治理念与精神,将中国的变迁视为美中关系进展的同时必然发生的自然过程。 

        第三,美国在战略和安全领域对中国采取严格的“看管政策”。这一政策的主要内容是:继续强化美国在中国所在的东南亚地区的前沿军事存在和军事同盟体系,通过预防性防务安排和可能的直接军事卷入来“威慑”中国所谓“军事挑衅”或者对台动武;继续强化美国自身的军事建设,发展并在东亚部署TMD以及研制在本土部署NMD就是针对中国未来“军事威胁”的针对性举措;与中国开展适度的军事交流,意在通过增加中国军事力量的透明度以及其它措施,影响中国的军备发展进程,软化中国的反美倾向;这项政策还包括严格维持不向中国出口武器及其相关的高技术。 

        第四,“全面接触”也立足于为美国的资本和商品打开中国市场的大门,竭力谋取美国在中国市场的巨大商机。中美两国经贸关系的进一步扩大,为双方开展合作关系奠定了更有力的基础。无论是美国同中国签署中国加入WTO的双边准入协定,还是美国给予中国PNTR,都将为美国商品和资金大举流向中国市场打开大门,能够为美国在今后赢得数万亿美元计的巨大商机。在中国市场巨大的商业潜力面前,美国任何政党、任何政府都无法无动于衷。共和党从传统上看是富人的党,主要代表美国大企业大公司的利益,布什执政后将对发展美国对外经贸关系,加强美国在经济全球化中的地位投入更大的热情,因此不可能主动放弃中国这个拥有巨大潜力的市场,放弃与中国接触则意味着把中国这个庞大市场拱手让给西欧、日本等国,而美国的这些大企业是发展美中关系的坚定支持者,他们希望扩大对华出口,占领中国市场。 

         毫无疑问,克林顿政府的对华“全面接触”政策是美中关系中一项真正具有生命力的政策。在经过克林顿的8年的调试,这项政策已经基本定型。它反映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美国对华政策考虑的基本战略选择。这一选择的核心是,克林顿在2000年9月22日签署PNTR法案时所指出的:时间已经证明,“当我们与中国打交道时,伸开双臂,比握紧拳头更有效”。布什政府不可能在上台之后,从根本上背离克林顿政府通过8年任期才最终摸索出来的对华接触政策的主线。因此,总的说来,布什政府将继续重视发展对华关系,力求保持两国关系的稳定,避免中美走向冲突,在台湾问题上也将维持一个中国、三个联合公报和《与台湾关系法》的大框架。 

        但是,与克林顿时期相比,布什对华政策将会有所调整,其中他在竞选期间将美中关系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而非“战略合作伙伴”的政策理念最引人注目、也最令人争议。许多人据此认定,布什将推翻克林顿政府所提出的建立美中“战略伙伴”关系的政策。 

         实际上,“战略竞争对手”论本身不是个完全消极的提法,它至少包括三层内涵:(1)克林顿“战略伙伴关系”定位太过虚幻,不切实际,应当舍弃。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美期间,在与克林顿总统会晤后发表的声明中指出,中美两国将“致力于建设面向21世纪的战略伙伴关系”。很显然,从声明的措词看,美方并未直接提出中国就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双方本着一个共同的目标,着眼于要建立起美中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只是一种愿望和目标,而不是对两国关系现状的描述。这就是措词中“致力于”的基本含义。因此,客观上来讲,克林顿政府也没有宣布中国已经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将“战略伙伴关系”定义为美中关系应该努力的基本方向,经过双方的共同努力,未来美中关系应该是能够建立起更为广泛合作和关系更具协调性和合作性的“战略伙伴”。布什关于竞争对手的讲话与克林顿政府政策并没有本质的不同,只不过在讲话中布什更多的是强调美中之间的战略竞争,为此,美国视中国为“战略竞争者”。就目前的美中关系到底是“战略伙伴”还是“战略竞争”,这番话显然反映出他对这一关系的看法要更为消极,对中国认识也更具有“攻势”。况且,从1997年两国首脑会晤以来,美国国内反对美中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大有人在,主张中国是美国战略竞争者而不是战略伙伴的声音也从来没有停止过。(2)“战略竞争对手”是对美中关系现实主义的描述,表明对华不怀恶意,但也不抱幻想。美中之间确实存在着一定的战略竞争关系,这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美国所推行的全球霸权政策,也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不断发展而造成的两国力量对比的微妙变化所决定的。客观地看,中美的现实状况并没有达到“伙伴”的程度。美国明确把中国与俄罗斯并列,认为这两个国家是未来美国战略利益最大的潜在挑战。当前美国的对华政策,在奉行接触战略的同时已经采取了某些牵制、防范的措施。布什和鲍威尔曾经说过,中美关系实在是太大了,太重要了,也太丰富了,这么一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你是不能用一个口号,或是一言两玉就能把它说得清楚的。布什多次强调,中美可以成为在某些方面取得一致的竞争对手。况且,不论是“竞争者”或是“对手”,它们在英语中不一定含有对抗的意思。比方说,“贸易伙伴”也是“贸易对手”,要求的贸易上的公平竞争。从这个角度看,布什的提法反而更接近真实情况。(3)“战略竞争”并不意味着“战略对抗”,竞争并不排斥合作。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相互依赖紧密化的时代,只要两国不出现重大政策性失误,美中之间爆发战略性冲突的可能性非常微弱。况且,中美两国面临广泛的共同战略利益,在解决地区性冲突、推动防扩散事业的发展、稳定世界和区域经济以及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走私、贩毒等一系列问题上中美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决定合作必将是两国的现实的选择,两国之间的许多问题也都可以通过谈判来加以解决。布什总统在会见钱副总理也说,“美中之间在许多问题上有共同点,在一些问题上也有分歧,双方应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坦诚相见,妥善处理分歧”。 

         由此观之,“战略竞争对手”论与克林顿对华“积极接触”在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事实上,鲍威尔在被任命为国务卿后表示,新政府将与中国继续发展合作关系,“中美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建设性关系”,中国不是“敌手”,也不是“敌人”,但“还不是战略伙伴”,继而又表示美国新政府将“用理智的方式”处理彼此的分歧。又如,布什执政后不仅未再提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而且从其竞选网站上删除了在竞选纲领中曾提出上台后将争取通过《加强台湾安全法案》这一主张。这种表态比布什先前的言论已经缓和得多,表明布什的立场正向共和党主流派的观点转变。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共和党毕竟不同于民主党,共和党是比较重视它的承诺的,作为新党新人上台,其政策区别依然明显,体现在在继续推进对华关系同时,将更讲求三个平衡: 

        一是接触与遏制平衡,但更强调遏制的一面。布什表示,克对华政策太理想、太软,对中国传达的信息太模糊,这样反而不利双边关系的正常发展。因此,新政府将一方面继续积极发展对华经贸关系、推进大国合作对话,另一方面则旗帜鲜明地表达双方的差异,即“在某些方面可以合作,在另一些方面不能合作”。布什外交班子已经公开声称,中国是亚太地区安全与和平的主要威胁,因此要从安全上遏制中国。赖斯在美《外交迹刊》上撰文称,中国对亚太地区是一个“潜在的威胁”,中国目前的军事实力比不上美国,但“这并不是永恒的”,中国在南海和台湾岛都有“没有解决的关键利益”,中国还向伊朗和巴基斯坦扩散导弹技术等。为了“提升其地位”,中国会采取一切措施,“包括恐吓台湾”。因此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美国应该“遏制中国”。美国还称要在人权领域“理直气壮地”同中国进行斗争,充当“自由斗士”,不仅指责中国的人权状况,还在今年3月召开的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大会上重提反华议案等。 

        二是美中、美日关系平衡,更突出美日关系的重要性。布什及其外交班子成员一再指出,克林顿推进对华关系而冷落美日关系“犯了大错”,是“本末倒置”。因此,布什及其外交班子成员都强调,美国的亚太政策“不能把中国摆在核心位置”,而要“以日本为核心”,在此基础上与中国交往。为此,美国将巩固美日安全同盟,推动日本更多地参加维护亚洲安全的军事活动等。同时,布什班子中没有真正的“中国通”,更多的是熟悉日本事务的官员,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和副国防部长沃尔福维茨热衷于美日关系;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凯利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部主任帕特森在日本问题上有丰富的经验,但缺乏对中国的真正了解。这些人同时强调,新政府将进一步加强与韩国的军事合作,加强与菲律宾的军事合作,提升与印度的关系,关注印度在地区平衡中的作用,积极向中亚渗透,达到牵制中国的目的。 

        三是美与两岸关系平衡。认为克“三不”、“中程协议”等一系列政策宣示或主张,明显偏袒大陆而“牺牲民主台湾的利益”,应当修正。尤其在陈水扁上台后,美将从以下几方面修补克林顿两岸政策:(1)在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同时,特意强调“和平解决”两岸争端和“尊重台湾民意”是美两岸政策的基础,补克林顿“三不”政策之不足,企图将我承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作为美奉行“一个中国”政策的基础。(2)重新评估两岸军力平衡状况,在捍卫台湾安全方面主张“战略清晰”,即明确申明大陆动武时,美将坚决助台防卫,适当时候将台纳入TMD。在售台武器上持“谨慎”态度,不会向台出售“违背美中协议的武器系统”,营造所谓“三赢局面”,暂不售台“宙斯盾”军舰,但可能会提高某些武器的质量,达到使海峡两岸都“不满意,但仍可接受”的结局。(3)在对台政策上,要求改变以往的“模糊”特点,即一方面要求对台“安全”有较明确的保证,向大陆表明对台动武将不可避免导致美军事卷入,但同时也会向台湾当局明确传递信息,表明美不支持台独立,并反对台当局采取危及两岸关系的挑衅性行动。(4)支持台参与世界卫生组织及其他多边机构,刻意保持台湾“不统不独”、“以台制华”的局面。布什的上述主张无疑意味着美对华政策将从克林顿现行基础上有所后退,但从长远看,以下特征在发展美中关系方面可能比民主党更有利:一是代表大企业利益,在加强对华贸易和投资方面,力度比民主党更大;二是意识形态因素相对淡化,在民主人权对抗方面不如民主党;三是外交班子大都曾在老布什政府任职的务实主义者,他们外交经验丰富,理性务实,办事“谨慎”,避免走“极端”。这就决定了布什政府的过激言论恐难以实施。 

        当前中美关系既面临发展机遇,也存在一些需要谨慎、妥善处理的问题。中美关系今后虽然有波折和起伏,但总的看将是在向前发展。 

        (吕其昌 中国现代国关系研究所) 

        中国网200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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