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饰百年路：乱红渐欲迷人眼

华梅     时间进入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服饰百年路进入繁华路段，神州大地成了一个服饰博览会。前清的、民国的、东洋的、西洋的并行不悖。国内服饰流行源，已从苏、杭转为上海。     当年徐国桢曾著《上海生活》一书，专门记述过上海人的穿着。说那时西装革履是时髦，但中式长袍依然存在，只是马褂不再盛行。男人们也放宽中式裤脚，不再扎腿带。穿西装有讲究，时髦的人严格遵守，免得被人讥为“头齐脚不齐”。因此，头戴礼帽，脚登亮面皮鞋，上衣小兜里掖一块折叠有致的手帕（深色西服必须为白手帕），颈间系着领带、领结。与此相配的有各种装饰的领带卡，坎肩、背带也是一丝不苟。胸前垂着金壳怀表的金链，有的为了玩儿帅或显富，还要在金链上装饰着宝石雕成的小桃、石榴或翠玉琢成的白菜、香瓜等。手上戴着镶各种石头的戒指或素金戒，出门要戴白手套，提着根“司的克”，国人名为“文明棍”，腋下夹着个大皮包。文明棍不为拄地，就为了显得有派头儿。     当然，二十年代最有特色的中国男装是中西合璧的套装，即在“五四”时期革命青年身穿长袍、颈绕毛围巾的形象基础上，再戴顶礼帽，下穿西式裤、皮鞋。既有现代气息，又仍带几分儒雅。这在表现二十年代的电影中，已成为经典服饰，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再一种称得上新事物的就是中山装。中山装的由来，源于孙中山先生将清代官服的领衣（翻折型）用于日式学生装上，早期为九纽，胖裥袋。1929年，国民党制定宪法时，曾规定特、简、荐、委四级文官宣誓就职时一律穿中山装，以示奉先生之法。依据国之四维（礼、义、廉、耻）而确定前襟为四个口袋；依据国民党区别于西方国家三权分立的五权分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而确定前襟为五个纽扣；依据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确定袖口必须为三个扣子等。这以后，中山装逐步成熟成为礼服。     二十年代的女子装饰令人耳目一新。一是以女学生为主掀起一股“文明新装”风，身穿蓝或月白色布旗袍（已不是满族女子大而直的袍子），略略显示出腰身，袍长缩短，露出小腿。知识女性倡导“不戴簪钗、耳环、手镯和戒指”，更有些女学生在左前襟缀一块布，上写“革命”两字。我妈妈生于1921年，小时候就曾追着这些时髦女青年们喊着“革命、革命……”，说明在当年的天津城里也已蔚然成风。与此同时，倒大袖（即敞口袖，后人称为秋瑾袖）袍衫，配上黑衣裙、白线袜、黑偏带布鞋，脑后一条长辫或齐耳短发的装扮，无一不在显示着新青年的风采。     在社会发展中，正常人都在被时装裹挟着前行，只不过有快有慢，有主动有被动。旧时京都有段唱词颇耐人寻味，是说大丈夫向妻子规定不许追时髦：“老太太的脾气随老派儿，不准梳头———最嫌高头把儿；戴花不准比脑门子大着一半；穿衣裳不准穿算盘疙瘩、二踢脚、鸳鸯纽袢儿；穿套裤不准穿外掰巾儿，耷拉着飘带儿；穿袜子不准穿缯绷缯绷的包着脚面儿，跳三针儿明漆脸儿；穿鞋无非绸缎面儿，钉扎锁扣几朵花儿，或是皂鞋，或是单脸儿；不准穿时兴的南蝴小双脸儿。”透过这些不准，我们看到的不正是时尚吗？虽有陈腐守旧，但新事物仍在不断推新，这说明时髦是不可阻挡的潮流。而时髦正是服饰百年路上的快车。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3月29日第七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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