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在网络文学和大众化写作日趋红火的今天，书面语与口语、翻译语日趋成为写作的主流。而一个明显的倾向是，文学的地域化色彩，越来越模糊，“全球化”已成了时髦的口号，文学的地域性特征，却被许多人忽略了。

    在这里，我想提醒文学同行们的是，文学的地域性与“全球化”并不冲突，地域民俗特征，无论对创作还是学术研究而言，都是重要的。

    谈中国小说就自然要提到它的地域色彩内容。有中国小说阅读经验的人，常能指认出所读作品中或浓或淡的地域民俗特征。那么这种具有地域民俗色彩的文学描写，是不是普遍的现象呢？换句话说，它是否是构成中国小说美学的支柱之一呢？看清楚这件事，有助于我们理解中国小说的艺术传统，于读于写都不无裨益。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京派、海派的分法，说起来这种分法可追溯到更早。说《红楼梦》是最大的京派小说，恐怕不会有人反对。古典海派小说可举《海上花列传》和《九尾龟》为例。这两本书都关涉烟花场，写到了租界商人。最体现地域风格的是作者让人物说苏白，举例如张春帆《九尾龟》第二十六回中，金小宝拉着章秋谷的手笑道：“谢谢耐替倪拉开仔格张书玉，总算倪曾勿坍台，倪也呒啥补报耐，只好屁股吃人参———候补格哉。”鲁迅在《汉字与拉丁化》一文里说：“一部《海上花列传》教我‘足不出户”的懂了苏白。”

    有地域色彩区别的不止是白话小说，读中国古代小说的另一大系文言笔记小说，也可窥见北派南派的分野。最出名的北派风格的笔记小说要推《聊斋志异》和《阅微草堂笔记》。《阅微草堂笔记》的作者纪晓岚有流徙新疆的经历，因此他书中故事的发生地就最远到达了伊犁、乌鲁木齐。袁枚的《子不语》、《续子不语》，朱梅叔的《埋忧集》中的人物，多出入无锡、杭州、江阴、吴江、广东、义乌等地方。在上海墨海书馆混过事的王韬的《淞滨琐话》，也基本都写江南的故事，最远的写到了闽、桂、湘。这三位作者的文言小说集，可看做是南派笔记小说的代表。

    诞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中国新小说，风貌为之一变。二十年代、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国文坛小说俊杰辈出，创作风起云涌，为中国的新文化贡献了活跃丰饶的内容，为二十世纪后半叶及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思想文化建设，确定了正确的方向。概观之，这一时期的文学的总方向，是“为人生”的现实主义文学的推进，是文学贴近社会人生，贴近劳苦大众生活，嵌入知识分子灵魂，贴近民族忧愤与自新。在这种文学创作的总风气的覆罩下，小说中的地域风土民俗的叙写，获得了空前的重视和加强。走在前面的鲁迅先期写出了示范性的作品，他的《故乡》、《祝福》、《风波》、《阿Q正传》等名篇，将高度的社会概括力与浓重的浙东乡土色彩描写得水乳融合，启发带动了一大批作家。

    紧跟鲁迅脚步的文学研究会作家王统照、叶圣陶、许地山、茅盾、杨振声、王任叔等人先后写出各具地方特色的呈现底层民生的小说作品。王统照的小说《山雨》扑打着山东原野的风土，写中国农民破产的现实，随着一声拍门声，作者把我们带到了山东农民过冬的地窑，带进了他们的艰涩与挣扎。

    将地域乡土文学作为一种自觉的美学选择的，是著名的乡土写实派作家。他们之中，王鲁彦、许钦文、许杰写浙东农村；骞先艾写贵州农村；台静农写安徽农村，黎锦明的部分小说写湘楚之地；彭家煌写湘中农村，湖北人废名另走一路，写湖北宗法制村庄的田园牧歌。

    在三十年现代文学的创作期中，带鲜明区域特征色彩的作家、作家群遍立文坛。沈从文带着他的湘西风俗画来了；萧红、萧军带着东北村庄的冰雪寒气来了；端木蕻良、骆宾基带着科尔沁草原和东北边陲线的风沙来了；李吉力人、沙汀、艾芜、周文、罗淑带着他们的川蜀纪事来了；路翎带着四川矿区的燃烧的血泪来了；欧阳山带着广州工运的风讯来了；吴祖湘带着皖南乡音俗语来了；叶紫带着他的浙东稻区苦谣来了；司马文森、黄谷柳、马宁、陈残云、吕伦等带着岭南的特异风俗，热带光影来了；赵树理、马烽、西戎带着山西的民韵民调来了，孙犁带着冀中根据地的芦花黍香来了；周立波带着东北土地改革的暴风骤雨来了……

    以上这个不完全的菜单式概览至少说明，中国现代小说中的地域风格内容，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写农村写中国农民问题的基础上的，与此同时，一批擅长写城市题材作品的作家，也在写作实践中确立了自己的地域风格个性风格。这批作家在写作中依赖着对稔熟城市的事态人情、阶级关系、市民伦理文化的把握与开掘做文章。老舍的《老张的哲学》上来就是京腔儿京味儿，鲁迅肯定他的第一条理由，就是说他的地方色彩浓。萧乾则把他的北京纪事写成了抒情味的情调短篇。上海那边，茅盾写出了《子夜》，张天翼、张爱玲写出了上海市情的浮世绘，连钱钟书在《围城》中都让他的人物到外地转了一圈后，又回到了上海。

    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一九五○年，是中国思想史文化史上的一个不可多得的时代，其成就的优良性、多样性，只有春秋战国时期可与之相提并论。中国广大、多歧的地域上的人民生活、时代风云，为作家们解决了素材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为他们解决了风格的问题。

    文革前的十七年间，文学创作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意识形态的干扰，但作家们依然在可能的领域、可能的情况下创出业绩。本时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概要算周而复的《上海的早晨》和梁斌的《红旗谱》、《播火记》了。前者以上海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为背景，写中国旧民族资产阶级的寿终正寝和国家资本的诞生。后者是公认的中国农民革命史诗，其地域民族特色的出色表现，已成文学常识。

    可以这么说，从文革前十七年间出版的长篇小说中，几乎找不出不带地方色彩的作品。写土地改革的长篇，继丁玲、周立波之后，王西彦写出了湘、皖土改的画卷《春回地暖》。写农业合作化的长篇，如赵树理的《三里湾》、胡正的《汾水长流》，都写山西；周立波的《山乡巨变》，写湖南；柳青的《创业史》，写陕西；陈残云的《四季飘香》写广东；刘澍德的《归家》，写云南；浩然的《艳阳天》，写京郊。写北大荒军垦的，有林林的《雁飞塞北》。写海南戍边的有《红旗插上大门岛》。写建国前革命斗争的，有《红岩》，以四川重庆为背景；写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有《火种》；《苦菜花》、《铁道游击队》、《桥隆飚》、《山呼海啸》，以山东为背景；曲波的另一部长篇《林海雪原》写东北剿匪；杨沫的《青春之歌》以北京、华北为背景；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以广东为背景，等。

    这时期还集中涌现了一批反映华北抗日事迹的长篇，如《野火春风斗古城》、《烈火金刚》、《平原枪声》、《敌后武工队》、《变天记》等。写解放战争的，如《红日》写山东战场；《古城春色》写华北战场，等。这一时期还有好几部写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长篇纪实小说问世。文革前夕出版的慕湘的长篇小说《晋阳秋》，是一部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时的扎实之作。小说写外寇将至前的山西县城的纷纭斗争，各阶层人的政治态度，塑造了各具面目的左中右人物，尤其是写活了几位女性形象。作者把山西小城城乡的地方特点写得相当出色。这本书似乎没有得到它应得的评价和地位。

    改革开放初期的值得一提的长篇小说，有《新星》和《苍生》。后者写作者熟悉的京郊大地，写出了作者浩然对中国农村政治经济关系的新认识和对中国农村向何处去问题的由衷的焦虑；前者写山西闭塞小城的政治的、日常的心理、行为模式。《新星》的作者后来不写小说，改谋它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曾经跃动的所谓改革小说的局限性、无出路及其流散。十几年后，《新星》中写过的那种组织、行为模式，照旧地出现在李佩甫的中原故事中，这就十分发人深思。再后来的中国小说，情形就相当驳杂了，非一篇短文能说得清了。

    检视中国小说发展的历史，作为小说美学特征之一的地域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景的存在，大概是无可置疑的了。剩下的事就是如何继承、消化、光大这份遗产了。

    百年来，许多国家的民族文化，都面临被扩张到世界各地的工业文明、金融贸易、工厂公司制度、现代主义建筑式样等的同质化的威胁。中国的民族文化连同地域文化的存在，就成了问题。所幸，历史之手似乎再次把后发展的好处，放到中国的头上。工业文明的推土机，目前正受到来自新技术革命引发的观念变革的挑战。环保主义，绿色消费，旅游消费，个性化消费，乃至个性化医疗的概念，正方兴未艾，自然景观，历史文化民俗，正在转而被看成新资源、新利润的开发点。这都是些不坏的消息。

    最坏的情况不外乎是，中国的民族文化，连同地、区域文化，被一一抹平。如果真到了那一天，人们在凭吊之余，当还可以说：好在我们还有小说可看。

《北京青年报》 2001年3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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