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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电视台正在播放名为《鲁迅与许广平》的电视剧，不忍目睹，立刻换台，昨日见到《北京青年报》傅瑾评说此剧的文章（2001年3月13日《鲁迅为什么如此荒诞》），她总结得很好，这是一个以严肃面目出现，却把鲁迅“荒诞化”的作品。鲁迅，这个中国现代文学、文化、思想史上不可多得的资源，很容易被影视行业的人们看中，然而，在这样一个轻浮的时代，要想拍好有关鲁迅的电视剧谈何容易。正像傅瑾文中举到的情节，被“戏说”的“鲁迅”让人无法接受，他和许广平散步，居然也说“今天天气真美”，“你比天气更美”这样的陈词滥调；他和女学生在家里喝酒，竟和许广平在嬉戏中追要酒瓶。新时期已经过了20年，影视导演对情爱戏的理解还停留在“庐山恋”的水平上，这是多么让人沮丧的事情。

    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鲁迅和鲁迅形象，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一种“误读”都应有一个基本的范畴，离得太远就会走向荒诞和荒唐。在我看来，至少有两种“鲁迅”可以从少年鲁迅讲到他的终年，然而二者之间的差距却相去甚远。一种“鲁迅形象”是：他少年聪慧，好学勤思，为了自勉，在课桌上刻了一个“早”字；他曾寄居乡间，对民间疾苦认识深刻，极具同情之心；他留学海外，弃医从文，投身革命；他同许广平的结合是“理想火花”的碰撞，是志同道合的典范，等等。我们也可以描述出另外一个“鲁迅形象”，他幼年时家道中落，看惯了世态炎凉；他踮着脚到药店为父亲买药，并最终痛恨耽误了父亲性命的中医；他看到中国人围观日本人屠杀同胞的录像，深悟国民麻木的可怕，于是准备以文艺拯救他们的灵魂；他把朱安视为母亲的“礼物”，遵守孝道的他在婚姻上和同时代的许多文化人命运相同。他多疑，把疯人杨树达的“袭来”想象成是别有用心的骚扰；他固执，不喜欢的人和事一点情面都不留，在厦门大学演讲，校长先请他吃饭再让他登台，他却仍然对校长的治校之道发难；他的韧性体现在他对论敌“一个都不宽恕”上面，他的温情更多地体现在他对许广平、刘和珍、萧红、殷夫这些青年的父爱般的关心上。他矮小并且身着棉袍，他抽烟并且多为劣质；他在教育部任佥事并且在多校任教，是为了养家；他曾翻译《苦闷的象征》，也曾坐在家中抄古碑；他写杂文“骂人”，就是要给论敌添点“小不舒服”。这两种“鲁迅形象”都有事实为依据，但色调却大为不同。如果必须让我选择并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我情愿选择后者。

    根据鲁迅小说改编的电影有过一些，依我个人眼光，除了《祝福》借白杨出色的表演再现了祥林嫂的形象——尽管它更多地是表现了生活的悲惨而疏漏了精神上的悲剧外，其他改编并不能说有多么成功。由严顺开出演的《阿Q正传》，更多的是喜剧和闹剧的结合，演职人员对鲁迅研究界有关阿Q形象的内涵和深度的研究成果，根本没有能力和兴趣去过问，是极不成功的作品。坦率地说，鲁迅小说在小说形式上的纯粹，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们其实并不适于改编为影视作品。鲁迅的生平经历更多的在他的内心深处，罗列和演绎他的经历素材，做一般意义上的积极阐释，效果其实适得其反。

    当下的中国文艺界和文化界并不是一个特别珍视思想的领域，对鲁迅的认识和理解正处在开放状态的初期。近两年来，各种关于鲁迅的评说成为一个文化热点，新世纪的中国必将会对鲁迅形象进行新的阐释和描述，鲁迅思想的当代意义还是一个有待挖掘的重要资源，在这种时候通过影视作品触及鲁迅和鲁迅作品，我以为并非是一种明智的选择。留下鲁迅这个资源，即使是“鲁迅与许广平”这样的题材，到鲁迅作品里汲取更为深刻和丰富的思想与艺术资源，在更为沉静的创作状态下，再现与当代文化思潮紧密相联的“鲁迅形象”，有关鲁迅的形象化的创作才有可能更加接近我们内心深处的鲁迅形象。而且，“说不尽的鲁迅”，“一千个人就有一千个鲁迅”的事实告诉我们，想要展现一个让所有人都能满意的鲁迅形象是一种奢望，最后只能导致平庸化的“鲁迅形象”。编导和演员如果没有在自己心中树立一个属于自己的鲁迅形象，就不可能完成“再现鲁迅”这个艰难的任务。

    戏说皇帝和“格格”之类是一种商业行为，“戏说”鲁迅，则会在荒诞的同时暴露浅薄。

    《深圳周刊》2001年03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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