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时殷弘　　

　　●对NMD采取怎样的对策，是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一个理所当然的对策，是大大增加中国远程导弹的数量，然而，它有严重的缺陷
　　●另外一种可以选择的对策，就是大致维持中国战略核能力的基本现状，只维持中国对外围“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威慑／报复能力，而不被美国的NMD牵着走
　　●中国应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不因美国NMD计划的刺激而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核军备发展战略，不要让应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占据国家大战略思维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位置

　　到目前为止，仍有三大因素制约着美国政府实施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首先是技术上的可行性仍未确定；其次，美国的欧洲盟国的反对；第三，则是众所周知的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在这三大因素中，就其制约的效能来看，技术障碍最为重要，欧洲盟国的反对次之，俄罗斯和中国的反对又其次。
　　然而，冷战后许多事态都表明，凡在重大的、仅仅依靠美国资源的对外政策或战略问题上，只要美国国内形成占显著优势的主流舆论和公众情绪，行政当局就会基本依据这种舆论和情绪来确定政策和战略。翻遍美欧同盟的历史，无法找到先例来显示，欧洲盟国在美国已下了决心的问题上仍能坚持反对立场。俄罗斯所以反对NMD，很大程度上出于它自感根本无力同美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战略武器竞赛，而这正是美国看轻俄罗斯、不会在NMD问题上对俄根本让步的主要原因。而且，美国即使着手建设NMD，短期内也无法抵挡俄罗斯已有的上千枚先进的远程战略导弹。或者说，在相当时间内，NMD在军事上不是针对俄罗斯的，仅考虑这一点，也使人怀疑俄罗斯是否会坚持其目前的反对立场。至于中国的强烈反对，说到底不是美国太顾虑的，因为许多迹象和信息表明，NMD所针对的实际上是中国。最后，技术障碍是否在5至10年内无法取得很大的突破？国会、军方和白宫对NMD的较积极态度使人猜测，似乎只要逐步投入所需资金，就很有可能做到这一点。在二战后的美国历史上，先就某个在技术上尚无把握的武器系统作出开发决定并投入资源，然后依靠这资源，逐步实现技术上的基本突破，大有先例可循。
　　因此，对NMD采取怎样的对策，就成了事关中国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在许多人看来，一个理所当然，甚至是唯一可行的对策，是大大增加中国远程导弹的数量，从西方研究机构所说的现有20余枚增加到比如说100或200枚，同时大力改善战略武器系统的质量，加速建成中国自己的核报复能力（即二次打击能力），防范可能发生的第一次核打击。这种想法是可以理解的：由于美国近年来变本加厉地实行霸权主义、干涉主义和单边主义，中国方面已经形成了强烈的戒备心理和愤懑情绪，中国一向主张多极化与国家自主，这种战略思想与戒备心理相结合，使得积极防范的对策有可能得到采纳。这正是NMD的一种政治／心理效应：NMD使中国确信，美国已将中国当作潜在的最大的长期战略对手，所以中国也会相应把美国当作自己的战略对手。
　　在战略核武器方面与NMD针锋相对，这是一种对称性的战略选择。当然这还远远不是核竞赛。这种战略粗看起来似乎是很难避免甚至是不可替代的，然而，它有一项严重的缺陷，往往被研究美国战略的学者们所忽略，那就是它将严重加剧中美关系中总的“安全两难”。安全两难是指一个国家担心被对方国家侵害，为求得自身安全，会大力加强实力以防不测，结果就进一步加剧了最初的安全担忧和实力追求。这样的一种恶性循环是国家间互相猜疑和互相惧怕的结果，在其中，敌意和紧张必然滋生，而且在没有制约因素的情况下，这种敌意和紧张很可能会升级为对抗和冲突。就中美之间的关系来说，采取前面说到的对称性战略，其危险不仅在于容易造成核武器领域的安全两难，更重要的是总的政治领域的安全两难。这就是说，中国不仅可能被拖入一场步步升级的核军备竞赛，而且中美之间的相互疑惧可能愈演愈烈，双方都把对方看作首要敌人，以准备应付最坏情况为出发点，来进行决策。这样，21世纪前期的中美关系，将增添一个极为危险的因素。
　　我们也许还有另外一种可以选择的对策，那就是大致维持中国战略核能力的基本现状，或者更准确地说，只维持中国对外围“核小国”或潜在核国家的威慑／报复能力，而不被美国的NMD牵着走。采取这样的对策，其实也就破除了冷战时期由美苏两大国树立维持、现在又被美国强化了的核武器神话。这种神话相信：1.核国家要比无核国家安全；2.核国家之间的核均势意味着同样的安全，核优势则意味着额外的安全，绝对核优势则意味着绝对安全；3.在强制性外交方面，核武器的功效同样如此。然而实际上，出于人类对核武器使用方面的道德评价，核国家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或者核大国之间使用核武器，已经是很难想象的了。换句话说，如果这种情况发生，那么结果几乎肯定是招来道德、法律、政治、经济甚至军事形式的“全球共讨”。因此，可以说，无核国家受到核打击的可能性实际上是非常小的，一个核大国受到另一个核大国率先核攻击的可能性也近乎为零。其实，有核国家反而具有更强的核恐惧，我们甚至可以认为，核武器与国家安全（或国家安全感）成反比关系，拥有核武器越多，担忧和惧怕反而会越大。
　　破除核武器神话，就可以知道，中国未来的长远安全与其说取决与核军备发展与核威慑能力，还不如说是取决于缓解并争取逐渐消除中美间的安全两难。即使我们的有关谴责、抗议和外交行为无效，总有一天，美国公众本身也会对国家维持庞大的核武库感到怀疑和厌烦。怎样从长远的角度，真正有效也有力地克制和削减美国的霸权优势，是个对中国的国运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问题，中国要注意防止自己去犯美国正在犯的错误，那就是以准备对付最坏情况为出发点，来规划基本政策。应当准备应付最坏情况，但不能完全沉迷于此，主导决策的仍然应当是理性。
　　所以，我们在核武器和核战争问题上所要准备对付的最坏情况，大体应当审慎和现实地局限在应对未来个别“核小国”和潜在核国家对中国的核威胁或核打击。对此，中国需要相应的、有保障的潜在核威慑／报复能力。此外，核武器神话毕竟被其余核大国所信奉，并且可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会改变，因而它们仍然会参与塑造其他核大国的核战略行为：在今天，这尤其表现为美国坚持保有强大的核武库，坚决不做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并且强烈倾向于建立NMD。
　　中国显然需要维持目前规模的核武力，需要参照国际上相关的技术发展动态对其加以改善，或许也需要有限地增加其数量。但与此同时，中国应坚持不首先使用核武器的承诺，不因美国NMD计划的刺激而采取针锋相对的对称性核军备发展战略，不要让应对最坏情况的考虑占据国家大战略思维的核心或主要出发点位置。必须再次强调，是否遵循这些重大原则关乎中国真正的安全，并且关乎中国长远的国运。

《环球时报》 (2001年04月06日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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