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国外有关中国现代化的研究以《中国的现代化》为代表，从17、18世纪一直写到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运用的基本理论是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国内的现代化研究以罗荣渠为代表，提出了“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认为中国近代社会实际上呈现出四个过程的交织。
国外的有关中国现代化研究的著述传入已有十余年，国内的同类研究在这期间也出现了一批成果。选取双方代表性的作品加以“研究的比较”，可能有助于深化对双方的认识，促进和提高国内的现代化研究水平。
一
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初期，美国学术界曾出现一股对西方现代社会和西方中心论进行反省的潮流。罗兹曼、布莱克等人在1974－1981年间写成的《中国的现代化》，与五六十年代带着“现代化就是西方化”甚至是“美国化”偏见的社会学家T·帕森斯、充满反共反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经济史学家H·罗斯托等人有所不同，他们承认不同国家有不同的现代化道路，在描述和分析中国近二三百年历史的时候，较为客观公允，对1949年以后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出现的波折也进行了比较客观的分析。
《中国的现代化》展开讨论的时间起点是17、18世纪，通过这种长时段的追溯，该书提出，“我们所掌握的大量证据表明，对新挑战做出积极响应的机会上的失误和手段上的削弱，恰恰就集中在18世纪，只不过这一过程的结果到后来才明朗”。就是说早在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打开中国大门之前的半个甚至一个世纪，中国就已经衰败了。在考察的下限方面，《中国的现代化》一书写到70年代末中国的改革开放，体现了现代化进程的继承性。该书还指出了1949年前后的区别，作者强调此前中国缺少能发挥“整体性功能的中央领导。政府没有对经济增长作出重要的贡献，也没有去利用经济增长的实惠，反而被资源匮乏诸如税收不足等所削弱”。而1949年以后，“中国共产党在调动和扩大资源供给上表现出非凡的能力”，“首次在现代中国取得了相当稳定的经济增长速度”，认为这“是在相对停滞了半个世纪之后的一个相当大的进步”。书中还分析从80年代开始中国经济将有更持续的增长，这个预计已经被证实。
从空间上看，《中国的现代化》除了讨论上层的政治、宏观的经济、普遍的文化教育和科学技术等问题外，还对社会尤其是基层的情形给予了高度的重视。有关各个时期中县级乃至县以下的权力构成和运作机制、乡村的宗族制度、城乡人民的家庭结构及思想观念，都有扼要而深入的分析讨论。
作者们所运用的基本理论是前段西方流行的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和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前者认为整体是由各个相互联系的部分所构成，各部分之间及各部分对整体产生影响和作用，重要之处在于其中的动态平衡。结构功能主义和后来的系统论有密切的关系。政治学中的行为主义注重政治现象的客观情形，而不是首先着眼于政治制度、政治道德和理想目标，因而尽量不按惯例诸如依据宣言、纲领、法规、条文来展开分析。《中国的现代化》运用系统而又可分解的、动态的视角和方法来剖析问题，体现了政治内容的丰富性和政治效应形成的复杂性。对于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和教育领域也采取了同样的研究方法，在诸如儒家经典教育的意义、科举任官的正面作用，以及家庭的不同功能等认识上，提出了不少与我们不同的观点。有些看法对于我们来说并非全都新奇陌生，少数观点我们也不能苛同，但该书显示的另类思维和逻辑，即认为任何事物或观念在不同的环境和结构中会有不同的作用和影响的观点，还是极具启发性的。
二
国内的中国现代化研究在80年代后期启动，通过10余年的努力，在宏观的整体性研究方面已经出版了罗荣渠的《现代化新论》、《现代化新论续编》、《中国现代化历程的探索》和《各国现代化比较研究》等书，还有章开沅、罗福惠主编的《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许纪霖、陈达凯主编的《中国现代化史》，周积明的《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等，而讨论各个分支领域如经济、工商业、军事、教育、法制法规和思想文化等等的相关著述更多。
罗荣渠归纳了世界现代化进程总趋势的六大特点，指出现代工业生产力是现代化的根本动力，区分了各国现代化的启动类型（内源型和外源型）和发展类型（资本主义类型、社会主义类型、混合类型），并由此上升为现代化研究中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所谓“一元”
即坚持物质生产发展的第一性，“多线”则是指任何一种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都有多向度的动态特征，即演进不止一种模式和一条道路。
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现代化这一历史大变革趋势是各种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产物，因而要具体地从生态、人口、社会、文化这四项“慢变因素”和经济、技术、政治、国际交往这四项“快变因素”入手，逐一考察并作综合联系的分析。可以说，通过罗荣渠和其他现代化研究者的共同努力，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化理论已经基本形成。
在具体内容上，上述著作贯彻了“综合的宏观史学”原则，对中国百余年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科技、人口、环境、国际地位及与各国的关系状况等，都有全面的分析考察，而且各有特点。在方法上，上述著作对国外的有关研究采取了“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科学态度。如《比较中的审视：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采用了西方比较史学的方法，《中国现代化史》充分借鉴了《剑桥中国晚清史》和《剑桥中华民国史》的写法，《最初的纪元：中国早期现代化研究》则体现了常见的断代史与结构分析法的结合，也突出了中西文明冲突与融合的主线。
与《中国的现代化》相比，国内的现代化研究在时间起点上大多数是追溯到鸦片战争或19世纪初，对17－18世纪的历史鲜有涉及，下限则只写到1949年，对20世纪的后半期还未曾深入研究。在研究对象上，政府、资产阶级、企业家、科学家、思想家、教育家及其集中之地的城市，则成为主要目标，对基层尤其是乡村社会显然相对忽略。
而且国内的现代化研究在涉及政治史、经济史、法制史的研究时还略嫌简单化，有时仍是凭先入之见判定了一个政权的性质，然后就依据有关条文加以解释，再在史实或实例上找出实施后的效果。对许多中间环节和过程，尤其是对整体的或相关的结构的相互作用等因素重视不够。在讨论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时，也难免有仅仅依靠求文索句或刻意追求新的解释发挥的倾向。
三
结构功能主义和行为主义都具有保守主义的倾向，前者强调平衡而回避矛盾冲突，后者更抹煞各种制度的根本差异。在这些方面，《中国的现代化》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它不仅忽视中国近代史上所有的革命，还多处批评所谓“激进主义”。而出现这类看法的原因，既在于结构功能主义、行为主义的理论方法的缺陷，还在于作者们把现代化视为中国近代唯一的进程，掩盖、取代了争取和维护民族独立与主权完整等合理目标。
国内的有关研究与其相反。罗荣渠基于“一元多线的历史发展观”，提出中国近代社会实际上呈现出“自身衰败的过程”、“半边缘化即半殖民地化过程”、“革命化过程”、“现代化过程”这样四个过程的交织。并且指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之所以持续高涨，乃是因为中国的“严重政治危机和混乱局面”始终存在，而且这些危机和混乱的“背后大都有外国帝国主义势力直接或间接插手其间”，“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性障碍还没有真正消除”。因此，革命斗争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在事后也不应当忽视和否定。
《中国的现代化》以俄国和日本作为中国的参照系，这应该是比较恰当的。但是该书把比较的角度几乎全都集中在这三个国家的政府的“强”“弱”方面，认为从晚清王朝到北洋军阀政府直至南京国民政府，其“无力”一是表现为政治权威丧失，地方权力扩大，政府“设计的控制手段，实际上没有达到其试图使官僚们更加可靠的目的”。
二是政府管理经济的兴趣和能力低下，“税少”，“政府没有多少直接投资”。这是该书反复强调的两个重点。
确实，在后发展的东方国家乃至更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中，政府与现代化的成败关系至为重要。但是对政府在国家经济活动中的角色和作用，应该有阶段性的、科学的定位。在现代化转变之初，不仅要依靠政府作政策调整、排除制度层面的各种障碍；而且在社会尚无足够经济力量的情况下，建立国有化的经济部门，大规模地投资于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也是只有政府才能承担的工作。而在现代化启动一段时间、非国有资本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社会和经济领域的“自组织”
逐渐成熟之后，政府就应该适当淡化自己投资者、经营者的角色，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活动的决策管理和指导，健全并维护法规，保护市场，调解各种利益冲突，保障社会公正，以及加大对科技研究、教育卫生、公共福利等方面的投入，为经济的持续发展提供各种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在把俄国、日本与中国的政治结构进行比较时，始终围绕着“集权与分权”，而不是围绕着专制与民主的问题进行分析。作者们反复强调俄国和日本的高度集权、而中国名为集权实为分权，是前两国现代化成功而后者现代化挫折的关键。所以该书忽略了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的民主改革精神、“五四”新文化运动对“民主”和“科学”的倡导，更回避1949年以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事实上，民主的旗帜在中国近代的政治现代化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凡是正确看待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承认：尽管民主作为一种制度在中国近代史上存在的时间很短暂，民主精神实现的程度也很低，但民主始终是中国人民追求的目标之一，是中国现代化尤其是政治现代化的题中应有之义。
《光明日报》2001年4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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