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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鞍钢:“一个中国,四个世界”
        

        胡鞍钢的研究成果表明:如果放在国际背景中比较,中国地区发展差距最突出的特点是“一个中国,四个世界”。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三个特点:第一,中国东西部之间存在三大发展差距: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和知识发展差距,其中知识发展差距明显高于经济发展差距。第二,投资于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无形资本的收益大大高于投资于自然资源开发、物质资本和有形资本的收益。第三,不同的发展战略和政策会导致不同的经济发展结果。2001年4月10日接受记者采访时,胡鞍钢详细阐明了他的观点。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则无法让世界真正了解中国的发展不平衡状况 

        据胡鞍钢介绍,过去的20年,中国是世界上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国家之一。1913年中国人均GDP仅相当于美国的13.0%;1950年降至为6.4%;1973年为7.1%。但到2000年则迅速上升为23.0%,成为1973-2000年期间与美国人均GDP相对差距缩小幅度最大的国家之一。如果将中国31个省市自治区(台湾除外)的人均GDP增长率与世界各国比较,人均GDP增长率最快的前10名地区中,中国就占了9个地区。 

        “从国际背景来看,世界各国人均收入在20世纪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但是它们之间的相对差距并没有缩小。其中,亚洲(也包括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与发达国家、领先国(指美国)的人均GDP差距已不断缩小,而非洲、东欧和前苏联与发达国家及领先国的相对差距则有所扩大。”胡鞍钢分析,中国属于20世纪下半叶现代化的“后来居上者”。“中国正是因为‘后来居上’,才明显缩小了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 

        “ 如果按人均GDP美元值(PPP)计算,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行列进入了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但是,中国也是世界上极其特殊的一个人口众多、地域辽阔、发展不平衡的大国。”胡鞍钢说,“经常让人感觉头痛的一个问题是,外国人到中国来,只会去北京、上海、深圳这些高收入发达地区,而很少有人会去贵州、西藏、青海这些穷地方。所以,国际上一般都认为,中国已经由低收入国家进入到了下中等收入国家,不应该再属于发展中国家系列,而应属于发达国家系列。” 

        胡鞍钢说,“其实,这是一个误会。” 

        “第一世界”是上海、北京、深圳等高收入发达地区;“第二世界”是大中城市和沿海上中等地区;“第三世界”是下中等收入地区;“第四世界”是中西部贫困地区 

        胡鞍钢的研究表明,上海和北京两市人口虽然只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2%,但1999年上海和北京人均GDP(按照平均购买力计算)分别为15516美元和9996美元,明显高于世界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8320美元)。分别为高收入国家收入水平(24430美元)的63.5%和40.9%,在世界206个国家和地区中分别列第45位和第64位。其中,上海浦东1999年人均GDP为25472美元,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相当于美国人均水平(30600美元)的83.2%,位居世界第11位。它们是中国的“第一世界”。天津、广东、浙江、江苏、福建、辽宁等沿海省份人均GDP均高于世界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3960美元)而低于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6省人口约274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1.8%。它们是中国的“第二世界”。沿海地区的河北,东北、华北中部部分地区人均GDP均低于下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位居世界第100-139位之间,人口约32783万人,占全国总人口比重的26.0%,是中国的“第三世界”。“中国约有一半以上的地区位居世界第140位之后,人口约6.3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一半。”胡鞍钢介绍,“其中,贵州人均GDP为1247美元,低于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1790美元),在世界排名177位,与上海相差132位,与北京相差113位。”它们是中国的“第四世界”。 

        胡鞍钢介绍,“去年10月,我与德国专家座谈时把这套分析搬了出来,还真说服了他们。”东西部的差距主要是知识差距,因此,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由以往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 

        “正是由于这种特殊的国情背景,导致中国形成了明显的三大发展差距。即经济发展差距、人类发展差距(人类发展指标是由人的预期寿命、成人识字率、总入学率和人均GDP4项指标合成)和知识发展差距。”胡鞍钢认为,“这三大差距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持续扩大,是中央决策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基本深层次背景。” 

        “根据我们的研究发现: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相比,不仅在经济发展和人类发展上存在明显差距,更为关键的是,东西部地区还存在着巨大的知识发展差距,西部一些地区的部分人群甚至面临与知识隔离的危险。”胡鞍钢介绍,西部人均综合知识发展水平仅相当于东部的35%,获取知识的能力仅相当于东部的14%,吸收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81%,交流知识的能力仅为东部的31%,人均外国投资和互联网普及率分别是东部的8%和12%。”他说,“这表明东西部地区的知识发展差距要明显大于其经济发展差距。” 

        因此,胡鞍钢认为,西部大开发的重点和未来发展方向应由以往开发自然资源为主转向开发人力资源和知识资源,使知识要素成为促进西部地区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同时成为推动改革、促进社会转型最重要的因素。(茹晴)   


    《中国经济时报》 2001年4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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