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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过屈辱,走过悲怆
    ——志愿军战俘“领袖”孙振冠的坎坷经历与传奇人生

        文  高伟杰

        “小老兵”成了美军的战俘
        孙振冠1928年出生于浙江镇海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家庭。13岁时,他从浙江凤湖中学毕业,考进了上海的一所高中。1943年春,15岁的孙振冠放弃学业,从上海跑到新四军东江支队参了军。那时部队的整体文化素质很低,特别需要知识分子,很快他就成为部队里最年轻的政治工作干部,16岁就入了党。战友们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兵”。在领导和战友心中印象极好,是公认的干部苗子。19岁时,孙振冠成为全军最年轻的营教导员。如果不是后来爆发的那场朝鲜战争,如果不是成为美军的战俘,那么他的前程与命运将会是另外一种样子……
        1950年6月,朝鲜国内战争爆发。孙振冠所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二十军六十师(划为第九兵团)进入朝鲜,执行东线战场的作战任务。
        当时,二十军和三十七军的任务是围歼从东线进入长津湖地区的敌军,以策应西线志愿军主力的进攻。东线战场是指朝鲜东部,这里处处高山密林,地势险要,作战条件极其困难。而二十军所面对的敌人,是在二战中成功进行诺曼底登陆作战,号称为“王牌军”的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战斗的艰巨与残酷可想而知。
        11月下旬长津湖战役打响时,孙振冠刚刚调到一八0团三营任教导员,他们的任务是在公路高地上控制住公路,防止被兄弟部队分割围歼的美军陆战一师突围。果然,在兄弟部队猛烈的进攻下,敌军一次次地向公路上突围,都被他们打了回去,圆满地完成了三天多的堵截任务。但是,三营也减员了三分之一,许多战士的手脚、耳朵冻坏了,孙振冠的双脚肿得像个馒头,行走时更是疼痛难忍。
        未及喘息,三营就被命令连夜奔到长津潮以南20公里外的黄草岭一线,狙击南逃北犯的敌军。因为地冰天寒无法修筑工事,战士们只能利用天然地形,顶着零下30多度的严寒埋伏在厚达二尺深的雪地里。他们带的干粮早已吃光,饿了只好吃在地里捡来的冻土豆和战场上被炸死的马肉,又无法点火,便将冻得石头一样硬的土豆啃下一小块在嘴里含着,等化开了才能咽下去。弹药本来就少,经过几次战斗后,全营只剩下几颗迫击炮弹和火箭筒弹,战士们每个人也仅有十几粒子弹和手榴弹。尽管条件这么艰难困苦,战士们依然斗志昂扬,一上午就击退了敌人几次试探性的进攻。
        下午两点以后,猛烈的北风卷起鹅毛大雪,迷住了战士们的眼睛。这时,北边被围的敌军开始向南突围,几十辆坦克摆成一字长蛇阵,一边逼近阵地,一边猛烈开火,炮弹和子弹像雨点一样倾泻到阵地上。当敌人离阵地四五十米时,营长和孙振冠一齐大喊:“开火,狠狠地打!”战士们纷纷从雪地上奋起,机枪步枪一齐猛烈地射向敌人,手榴弹和火箭弹也此起彼伏地开花炸响。敌人扔下几十具尸体和几辆被炸成一团废铁的坦克逃窜回去。
        几分钟后,疯狂突围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向阵地进攻,一次又一次被击退。覆盖阵地的白雪已一片焦黑。孙振冠与营长在检查人时发现,随营指挥战斗的团参谋长已经负伤,战士们也牺牲了十六人,只剩下十八个人!右侧高地上兄弟营阵地已经失守,三营处于敌人三面夹击之中。团政治处副主任董明儒果断决定,趁天黑带队南撤,到黄草岭上整顿队伍。
        晚上七点多钟,团长来到三营新开辟的阵地——岭半腰的变电所附近,传达了上级让三营继续固守的命令,并命他们与南侧伤亡较轻的一营联系会合。经研究,由熟悉一营情况的孙振冠带人去联系一营。当他们赶到一营的阵地,却发现空无一人。而此时,三营的阵地那边却传来了密集的枪声。孙振冠一想三营就剩40几号人(后又收容了一些轻伤员),固守阵地肯定很艰难,便决定留下司号员去继续寻找一营,自己带三人回阵地,狙击敌人。
        孙振冠顾不上自己冻脚的疼痛,一跛一跛地竟也跑得飞快,他带的两个通讯员和医助被渐渐拉在了后边……当他跑到阵地附近的山坡上时,突然发现前边那座损坏的公路桥后边,隐隐约约停着几辆坦克和一顶顶钢盔!敌人已占领这里了?他正想时,几颗子弹嗖嗖地在他身边擦过。他知道被敌人发现了,急忙以蛇形姿式飞快地向一营机炮阵地跑去,背后紧跟着是一串哇啦哇啦的叫喊声。当他气喘吁吁地拉下了敌人,快到一营机炮连阵地时,他透过被汗水、冷气蒙上一层雾的眼镜片,模模糊糊地看到前边出现了几个人影。他以为是自己人,便兴奋地向前跑去。还没等他清醒过来,那几个人猛地朝他围了过来,有两个身高马大的人一下子把他拦腰抱住,还叽哩哇啦地大叫着。孙振冠一见被美国兵抱住,拼命地挣扎想挣脱出去,却由于连续几天的战斗体力耗尽,加上又冻又饿,几下就被美国兵按在地上。
        这是1950年12月10日,距孙振冠入朝正好是一个月。
        从此,孙振冠失去了与部队和党组织的联系,成为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中的第一批战俘中的一个,开始了他两年零8个月的战俘生涯。
        釜山战俘“医院”里的“攻心战”与流产的越狱
        刚刚落入敌人魔爪的孙振冠心情十分痛苦。一次,他与40多个被俘人员坐上卡车被押往兴南市途中,他乘敌人不备要跳车,被同车的两个战俘拦住,一位排长激动地对他说:“你死了,谁来对这一车人的生命负责?你是这里职务最高的干部,不能丢下我们不管!谁想当俘虏啊!可既然当了,就得想当俘虏的办法。只要活着,总有为革命工作的机会。”一番话说得孙振冠不由不心生愧疚,从此打消了自杀的念头。
        1951年1月中旬,孙振冠一行人被从兴南市押到了釜山战俘营。釜山是朝鲜最南端的最大港口和海港城市,也是美军运送侵朝战争军用物资的主要口岸。
        釜山战俘设在市西北几里地远的山凹里,庞大的集中营群沿着公路设置,座落在荒芜的稻田地上,一个接一个。每一个集中营的账篷,都由三层铁丝网围起来,四个角都有高达20米的岗楼;岗楼里的机枪、探照灯时刻对着铁丝网内的一切;沿铁丝网外的公路上不时有全副武装的美军驾驶坦克与吉普车昼夜巡逻。附近还有飞机场,停有随时准备起飞战斗、搜索的直升飞机,并驻扎着美国海军陆战队、远东情报局、李伪军警卫部队以及其他军、警、宪机关。这里囚禁着朝中战俘和朝鲜平民大约十万多人。
        刚押来的战俘要例行搜身、登记、照相、按指纹等一连串程序。孙振冠因双脚严重冻伤,被送进了战俘“医院”。
        这里名为“医院”,其实与别的战俘营没有什么区别。同样是草草搭起的帐篷,层层围起的铁丝网,同样是挨冻受饿,生死无度,这里的伤病战俘要比“健康”的战俘们更多一层苦难。“医院”里既无必要的医疗设施,又无急需的医药供应。少数几名美军医生不但不给战俘看病,有的还贪污战俘的生活用品,甚至在伤病的战俘身上作“试验”,练“技术”,使一些本来可以康复的人也成了残废,或是不明不白的死亡。孙振冠在这里才领略了美帝国主义的“人权”与“人道主义”。
        入院不久,机智的孙振冠经过考验和以老金为首的人民军战俘军官联络上,他们都是劳动党员。共同的斗争目标使他们紧紧团结起来。孙振冠和他们几乎每个晚上都在秘密地商量斗争策略,并准备在春天组织一些伤病痊愈的同志越狱寻找游击队。
        1951年2月,美军在“医院”里搭起了一个美军第八军情报部(G-2)的审讯帐篷。这是专门在战俘口中榨取情报的机关。“审讯员”都是20多岁的美籍华裔,会说普通话或广东话、上海话。在审讯中,孙振冠利用他们的无知和好奇心,趁机向他们谈了祖国解放以后的进步情况和对资本家、华侨的政策,向他们打起了“攻心战”。
        一次,一个姓陈的审讯员突然问孙振冠:“你们在中国胜利了,为什么不过太平日子,要来侵略朝鲜?”
        孙振冠义正辞严地回答:“你说的不对,不是我们侵略,而是美国!它不仅侵略了朝鲜,还把战火烧到了中国!你们的飞机已经把炸弹扔到了中国的城市安东境内,这不是侵略吗?中国的炸弹没有扔到美国去,你们却远涉重洋出兵朝鲜,杀死大量无辜的朝鲜平民,摧毁城镇乡村,这不是侵略又是什么?……”
        姓陈的审讯员明知无理,搪塞了几句。
        经过几次这样的审讯,几个审讯员似乎都给孙振冠给瓦解了,尽管对“谁是侵略者”仍认识不同,但明显对孙振冠及中国有了好感。一次,在孙振冠与他们又一次争论“谁是朝鲜战争中的侵略者”这一话题时,那个姓陈的“审讯员”带着一种近乎自豪的口气对他说:“不争了,你说美国侵略,我们将军说你们侵略,这个我们说不清。我只知道,1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受人家侵略的,现在你们能到朝鲜来打仗,就算是侵略吧,也说明中国比以前强大了,我们中国总算挺起腰杆了!……”他的话引起周围几个“审讯员”的共鸣,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来:“台湾那个老头(蒋介石)的政府是腐败……只有中国强大了,在国外的中国人才能抬起头来。”看得出来,这是一些民族自尊心尚未泯灭的华人。孙振冠把这些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他们很高兴,建议孙振冠利用审讯的机会在那里设法搞一些地图、指北针之类的东西,如果能搞到武器就更好了。经过几次试探,孙振冠发现要完成这个任务很难,因为美第八军情报部(G-2)这些人毕竟是穿美国军装的士兵。老金劝慰说:“这不要紧,能给他们上几堂‘政治课’就是很大的收获了。”3月下旬,正当孙振冠他们积极为越狱做准备的时候,姓陈的审讯官跑来趁无人偷偷告诉他:“听说朝鲜人要暴动,你可千万别参加进去,死了划不来。”孙振冠估计可能有人告密,立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老金他们。大家研究,决定暂时停止活动,作好被审被抓的准备,并注意查找告密者。不久,一些被怀疑参加活动的人民军伤病员陆续提前调出了“医院”。姓陈的和另几个审讯员也被调走了。
        几天后,孙振冠被新来的几个美国军提审,要他招供参与越狱的活动。孙振冠坚决否认,招来了一顿暴打,并被命令“准备出院”。
        当天晚上,孙振冠与老金他们几个朝鲜同志一一拥抱、告别,泪水打湿了他们的囚服。这泪水,是为这次流产的暴动而流,更是为中朝人民生死相依的深厚友情而流……
        釜山战俘转运站里的“中国大尉”
        1951年4月初,孙振冠拖着没有痊愈的双脚,被押送到釜山战俘转运站,这里其实就是一个临时战俘营,所有前方来的新战俘都要在这里编号、登记,然后分别送到不同的战俘营。由于在孙振冠之前从“医院”回来的人已介绍说将有一个“中国大尉”来这里,所以当天就有三位分别姓崔、李、朴的朝鲜战俘主动与孙振冠联系,并以孙振冠是大学生、懂英语为由将之留下,希望他与朝鲜同志配合,共同做新来战俘的心里安慰和鼓动工作。与他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叫方向前的志愿军战俘。他们几个形成了一个“地下组织”,并根据金日成将军“自己解放自己”的号召,准备在釜山战俘营搞一次大规模的武装暴动。当时在釜山的人民军战俘有10万多人,力量确实不小。孙振冠为此兴奋不已,摩拳擦掌。不料,4月末一个新来的志愿军战俘李大安(即后来在巨济岛战俘营血债累累,十恶不赦的民族败类)因刚来时被孙振冠狠狠地痛骂一通怀恨在心,向美军告发了孙振冠,说他是“共产党派来做宣传的间谍”,“要组织暴动”等。第二天孙振冠被审讯,并让李大安来对证。孙振冠望着这个丧家犬,质问他:“你有什么证据?”
        李大安不吱声了。美军见孙振冠不承认,给李大安一个眼色。李大安恶狠狠地冲上来,抓住孙振冠就是一阵拳打脚踢,血顺着他的脸上,嘴里流了出来。遍体鳞伤的孙振冠站了起来,他把一颗打碎的牙和血水狠狠地吐向李大安:“你这个叛徒,卖国贼!”
        第二天,几个美国士兵命令孙振冠跟他们走。方向前几个朝鲜同志都不知是吉是凶,神情黯然,为他送行。孙振冠悲愤地对方向前说:“小方,我这一走,是死是活不清楚。请帮我记住这一天,有朝一日你如果回到祖国而找不到我,就请你告诉首长和同志,我不会对不起祖国,已经死在战俘营里了。”方向前泪流满面,只是点头,哽咽着说不出话来。周围的朝鲜同志也都忍不住淌下眼泪,一个个前来同他拥抱告别。
        然而,孙振冠没有“离”去,也没有走远,他于1951年5月初被送到离转运站二公里的志愿军战俘营,也被称为“中国大队”。这里约有1000多中国战俘。其中有一处用铁丝网单独隔离的小营场,关押着三四十名被俘的排以上干部,称作“军官小队”,孙振冠就被送进这个“军官小队”里。
        一到这里,他就感到气氛不对。担任“大队长”、“小队长”的是王顺清、魏四喜之流,都是曾经混进我军、没有改造好的原国民党军官。他们污蔑祖国,叫嚣“反共”,狐假虎威,欺压同胞,开始形成一股反动势力,控制了整个“中国大队”。在这样的环境中,孙振冠没有退却,他决意想方设法争取与朝鲜“军官大队”联系,利用“装病”、“下跳棋”等方式,终于与“军官大队”的同志联系上,并继续准备上一次没有完成的武装越狱。朝鲜同志已经秘密准备了地图、指北针和少量武器,并与智异山游击队有了联系。随后,孙振冠与“军官小队的刘光、王云山以及后来的张福庆等人开始了积极的动员和准备工作。
        正当他们紧锣密鼓地活动时,一个叫谭兴东的战俘主动来找孙振冠,说他听说朝鲜人可能举行暴动,他“宁死也不放弃这个机会”,希望他们到时候“不要把他忘了”。尽管他伪装逼真,手段狡猾,最后终于暴露了他丑恶的叛徒面目。孙振冠警觉到敌人可能已经嗅到了什么气味,马上把这一情况向朝鲜同志作了通报,并作好了一切准备。
        6月3日,美军突审孙振冠,谎称“刘光他们已经招供,你们和朝鲜战俘联合暴动”,要他承认,否则就“军法处置”。孙振冠识破了敌人的诈计,坚决要求与刘光对质,敌人拿不出证据,又将他放回“军官小队”。
        几天后,釜山所有的中朝战俘全部被迁移到了釜山南部的一个荒岛——巨济岛。从此,一直到遣返回国,孙振冠就被拘押在这里。
        72联队里的夺权与反夺权斗争
        巨济岛,位于南朝鲜釜山西南几十海里,面积约389平方公里,是马山海面上的一个大岛,与附近的岛屿合起来构成了巨济郡。这里没有居民,早在古代高丽王朝时就是流放犯人的地方。朝鲜战争爆发后,“联合国军”先是在釜山设立了战俘营,但当时收容战俘才1000多人。后来由于美军仁川登陆成功,人民军受损惨重,才使战俘猛增到1万人以上;加之志愿军第五次战役的某些失利,增添了一万多志愿军战俘。这样,釜山战俘营就容纳不下。后来,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李奇微和“联合国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才决定将釜山战俘营作为转运站,所有战俘集中关押在巨济岛上。
        这里的营地比釜山更为戒备森严:美军建设了4块由带刺铁丝网围起来的场地,每个场地划分成8个临时集中营,也称为“联队”。每个战俘营外都围着4层铁丝网,十几米远就有一座哨楼,架有机关枪、探照灯等。志愿军战俘被关在72联队和86联队(后来又组成70、71联队),其它联队关着人民军战俘。
        迁到巨济岛后,全体志愿军战俘和人民军战俘中的“军官大队”被送到编号为“72”的战俘营(即以后臭名昭著的“72联队”)。孙振冠原来的“军官小队”被编到四大队,仍与“战士队”隔离,单独关押。经验丰富的孙振冠观察了巨济岛的整个设施布置后,心里一阵冰凉:在这个地方,越狱暴动是不可能的了,只有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与敌人斗争。在目前就是要争取掌握权利,团结更多的战俘。于是,他利用几天的时间摸清情况,联络骨干,趁岛上美军对战俘营内情况还不清楚的机会,通过合法斗争手段,使他与张福庆同志分别担任了“四大队”的正、副“队长”。把原“队长”魏四喜一伙反动分子赶下了台,从“文书”、“班长”到勤杂人员都换成了他们的人。随后,又秘密组织釜山时期的骨干,建立了党支部。
        孙振冠等虽然掌握了“四大队”内部的领导权,但“72联队”的领导权仍掌握在王顺清之流的败类手中,四大队成了孤岛(巨济岛)中的“孤岛”。魏四喜等继续与“四大队”外面的敌特分子互相呼应,暗中破坏,制造谣言,威胁恫吓,企图瓦解难友们的斗志。后来才知道,就在这个时候,他们已经纠集一批败类暗中成立了一个国民党的“六三支部”,与孙振冠唱对台戏。斗争紧张复杂,形势十分严峻。为寻求对门人民军“军官大队”的支持,孙振冠利用大队长的身份终于秘密会晤了朝鲜劳动党组织的领导人辛泰凤,对今后的合作斗争达成了默契。
        6月中旬,第五次战役的志愿军被俘人员大批到达巨济岛战俘营,其中有不少曾在国民党军队服过役的官兵,成份比较复杂。孙振冠很快就与新来的赵佐端同志(原五三八团政委)接上头。与此同时,魏四喜一伙也在暗中加强了活动。
        一天早晨,美军借故向“72联队”对门的朝鲜“军官大队”开枪射击,造成伤亡。朝鲜“军官大队”立即宣布全体绝食,抗议美军暴行。他们手挽着手,高唱《金日成将军之歌》和《朝鲜人民军进行曲》,齐声高喊口号。战俘管理当局调来大批美、伪军,气势汹汹地包围了“72联队”营场,剑拔弩张。为了声援朝鲜战友,孙振冠以“大队长”身份宣布绝食的决定后,多数难友积极响应。有的向朝鲜同志挥帽、鼓掌致意,有的高喊“不要吃饭,不要丢中国人的脸!”也有少数人在坏人的煽动下吵嚷着要吃饭,企图出去抬门口的饭菜桶,被孙振冠大声制止了。他们的行动赢得了朝鲜战友的一片欢呼,歌声、口号声更加激越昂扬,震慑了少数败类。这时,魏四喜等人偷偷溜出“四大队”向美军告密,美军当局立即把孙振冠和赵佐端、张福庆、刘光等七人押上囚车,送进战俘监狱。魏四喜等人又控制了四大队,他们的夺权、绝食斗争失败了。
        这是中朝被俘同志第一次公开配合行动。不久,朝鲜“军官大队”就被迁离了“72联队”。
        “签名运动”与“红色根据地”
        8月下旬,孙振冠等七人在隔离近两个月后被重新押回“72联队”。这期间,他们组建了临时党小组,并且与朝鲜人民军战俘中最高职务的朴相显联络上。朴相显曾任劳动党黄海北道的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省委书记)。现在是“朝鲜劳动党战俘营党员总指导委员会”的委员长,也就是人民军战俘营内劳动党组织的最高领导人。他指出,敌人企图胁迫战俘背叛祖国,不单是为了搜罗炮灰,更主要是为了想在政治上打击党和祖国。现在敌我双方已经开始停战谈判,遣返战俘的问题也已列入议程,但是敌人迫害战俘的阴谋绝不会轻易罢手,我们战俘营斗争的最终目标是自己解放自己,但目前条件并不具备,不能冒险行动。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同敌人进行政治上的斗争,用各种方式,向全世界揭露美帝虐待、杀害战俘的残暴行径和企图强迫扣留战俘的政治阴谋。要争取和团结更多被俘的同志参加斗争,把战俘营内的领导权掌握过来,在战俘营开辟一个“第二战场”,在政治上狠狠打击敌人……
        孙振冠回到“72联队”后,他被单独关到一个叫“杂工班”的小帐篷里。这时的“72联队”已完全被反动分子严密控制,原国民党军官王顺清当了联队长,叛徒李大安当了联队副队长,国民党员魏四喜、王有敏当上了四大队的大队长,并公开亮出了国民党旗号。这些人与美蒋特务使用各种卑劣手段胁迫战俘“反共”、“去台湾”,在肉体上、精神上、政治上残暴地迫害被俘人员,使“72联队”成了阴森可怖的人间地狱。他们还把这一套法西斯手段逐步推广到新成立的志愿军战俘营——“86联队”,企图用暴力控制所有的中国战俘。
        面对白色恐怖和被迫的战俘们焦急的目光,孙振冠沉思着。猛地,他想到过去曾有过一个斯德哥尔摩和平签名运动,动员和影响了广大的群众。何不在战俘营里也搞一个“签名运动”?这一想法得到了后来入营的魏林、陈达的一致赞同。于是,他们以“关于战俘待遇的日内瓦公约”为合法武器,提出了“反迫害、争人权、争自由,维护日内瓦公约”的口号,开始秘密发动战俘们签名。这一活动很快得到响应,并吸引了一些处于中间状态的战俘。一份签满名字的香烟纸、手纸和多种奇形怪状的纸送到了孙振冠手中!到十月底,四大队的签名人数超过了一半还多,到11月7日已超过300人。
        11月初,美蒋特务终于发现了签名的事,把孙振冠、魏林、陈达分别隔离审问。在变节分子已经告密无法隐瞒的情况下,孙振冠公开申辩说:“我们搞的签名,是为了战俘的合法待遇,是为了表达回归祖国的愿望,而不是暴动!我敢说,要去台湾的只有你们几个人,不信,你集合队伍,给我十分钟时间讲话,看看到底是回祖国的多还是去台湾的多!”
        “你,你这是欺骗宣传!”说归说,敌特们根本不敢这么做,只好暂时中断了追查。
        1951年11月8日,不甘失败的魏四喜、王有敏等人想公开用武力破坏签名运动,威胁、迫害那些回国战俘。他们将四大队的战俘全部集合到院子里,把要去台湾的并制了字和写过血书的人集中到一个帐篷进行“训话”,孙振冠等搞过“签名”的一些战俘集中到另一个帐篷,企图动用武力。面对如此紧张形势,孙振冠大义凛然,毫不畏惧地大声说:“同志们,战友们,是时候了,站起来同他们斗争,怯懦只是死路一条!在这里,没有什么救世主,全靠自己救自己!……”
        顿时,战俘们报以一阵热烈的掌声。孙振冠振臂一呼:“同志们,团结起来,他们敢动我们,我们就打他们,绝不留情!”战俘们群情激愤,手挽手唱起了《东方红》。
        这时,几辆坦克和一批美伪军包围了营场,这边的战俘们也严阵以待,对峙一会后,几个美军官把孙振冠、魏林等人带出帐篷。孙振冠又与美军进行了一番舌战,驳得他们哑口无言,最后他们无奈地问:“你们到底想怎样?”
        “按日内瓦公约精神,让我们自己选举负责人,另立回国战俘集中营,不许国民党特务迫害战俘,不许强迫战俘去台湾!”
        美军上尉不耐烦地挥了下手:“这不是我管的范围。你们可以回去,问问他们谁愿意跟你们走。”
        见美军官已不置可否,孙振冠与魏林等人边往回走边决定,趁此机会,来个集体“出逃”!他们快步走回“72联队”的帐篷,孙振冠未等特务们醒过神来,就高喊一声:“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到我们这边来,冲出来呀!”
        短暂的沉默之后,突然,大门“哗”地一声开了,战俘们像潮水一样地冲出了大门,站到了孙振冠、魏林等人的身边……等特务们挥起木棒并全力关上大门时,四大队已有140多人冲了出来,未能冲出的战俘们大声叫着:“开门、开站,我们也要出去!”
        美军官见事已至此,便将孙振冠等148人送到了对门的“71联队”。在那里孙振冠等人利用自己“掌权”的条件,组织了党团支部,高举爱国大旗,集体开展了一系列反对迫害、坚持回国的公开斗争。“71联队”的人数不多,但影响却很大。它是一个坚强的战斗集体,敌人惊呼他们为“死硬的共产党分子”,而难友们把它称之为“红色根据地”和“小延安”。
        后来,又先后有十七批志愿军战俘置死拼命,屡经磨难,辗转投奔“71联队”这座“小延安”,组成了“红色战俘营”。总人数达6145人。1952年4月,“71联队”因人数增加改建为“602回国集中营”。
        从发起“签名运动”到建立“红色战俘营”,孙振冠不仅功不可没,而当千古留名!“红色战俘营”的建立为回国战俘们点亮了一盏希望的明灯,对他们最终遣返祖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历史不会忘记,回归祖国的7094名志愿军战俘们不会忘记!
        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的参与者、谈判者和见证者
        1952年初,孙振冠等获悉,停战谈判只剩下最后一项议程——遣返战俘。由于美方捏造“战俘不愿回到共产党统治下去生活”的弥天大谎,坚持所谓“自愿遣返”的荒谬立场,使板门店谈判陷于僵局。战俘遣返成了举世瞩目、阻碍停战的突出问题。与此同时,为了给“自愿遣返”提供“根据”,美方不仅假手战俘营内特务加紧胁迫战俘“刺字”、“写血书”,制造“拒绝遣返”的假象,还公然指使战俘管理当局变本加厉虐杀坚持遣返的中朝战俘。仅1至4月份,就杀伤战俘400余名,妄图迫使战俘就范。4月份,美方又精心策划,通过使用割肉、刺字、棒打等暴力和欺骗手段,在惨绝人寰的恐怖气氛中对战俘进行“甄别”(即所谓“区别”愿意或拒绝遣返的战俘)。“72联队”的志愿军战俘在美蒋特务的威胁、残害下,只有极少部分冒死冲出屠刀棍棒,走到回国战俘营的。坚贞不屈的张振童、林学逋、杨文华惨死于敌人的棍棒屠刀下,林学逋还被剜了心。连美国合众社记者也不得不承认,“关押战俘的巨济岛变成了一个恐怖之岛”。
        而“71联队”在孙振冠、张泽石等人的不屈不挠、有理有节的斗争下,全体被免于甄别,被送到新建成的“602号战俘集中营”,即志愿军回国集中营。为了更好地进行长期斗争,孙振冠及“71联队”原来党支部的几个负责人和后来集中到此的各个营的党员骨干商议,决定成立“共产主义团结会”的领导机构,定名为“总指导委员会”,简称“总委”,推选赵佐端为总委书记,孙振冠、魏林、杜岗三人为副书记,顾则圣、马兴旺、李玺尔、王化英为常委,并设了组织、宣传、保卫等机构,由几个常委分工负责。随后,总委领导组织了一系列活动:起草反抗美军非法甄别的抗议书、举行大规模的游行、为被甄别中杀害的战友开追悼会、庆祝1952年“五一”节大会等等,以气势震慑了美军及特务。
        5月2日,“602联队”全体战俘宣布绝食,抗议非法“甄别”,要求惩办凶手与派战俘代表去板门店陈述战俘营真实情况。因为在此之前,总委接到朝鲜“地下党”总委来信,除通报当前斗争部署外,还提到他们将要搞一次“重大行动”,要求“602”配合。希望总委领导在与管理当局谈判时,一定要战俘营总管杜德准将亲自出面,并把谈判经过通报给他们。
        5月3日上午,孙振冠、张泽石又一次通告“602联队”的总管博托上尉:“请你无论如何要转告杜德将军,一切事宜必须由他亲自来谈,然后才能考虑是否停止绝食。”
        5月3日下午,在孙振冠等人的坚持下,杜德准将亲自来到“602联队”大门口,与战俘代表孙振冠隔着铁丝网进行谈判。经过一个多小时的交锋,最后他不得不答应替战俘们转交致板门店谈判代表和国际红十字会的函件,以及继续寻找死难烈士遗骸等要求。在谈判时,杜德漫不经心,最后还显出一副唯有他“出马”才能“解决问题”的自得神情。在他周围担任警卫的士兵也松松垮垮,毫无戒备。细心的孙振冠迅速将同杜德谈判的经过情况通报给了朝鲜“地下党”总委。
        5月7日,杜德到人民军战俘营的“76联队”门口,以向战俘谈判的方式与人民军战俘进行谈判,被人民军战俘出其不意抓进了“76联队”营场,并被迫同意立即召开全岛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并与朝中战俘代表就有关强迫扣留战俘等问题进行谈判。这就是当时震惊世界的“杜德事件”。
        杜德被扣后,美方同意“602联队”中国战俘营派代表参加谈判。“共产主义团结会”总委决定派孙振冠和张泽石(通晓英语)、黎子颖(精通文墨)、柳一(朝语翻译)4人,代表志愿军被俘人员前去“76联队”参加与杜德的谈判斗争。当天晚上,朴相显单独留下孙振冠,把他领到一个地下室,参加了他们正在召开的总委会议。
        当时会上讨论的主要是三个问题:一是与杜德谈判的具体内容(条件);二是在什么情况下释放杜德;三是可能出现的情况和对策。大家一致同意朴相显书记的方案,向杜德提出的条件主要包括:一、停止虐杀战俘;二、停止为“自愿遣返”所做的一切;三、成立“朝中战俘代表团”,承认其合法性和保证其经常活动。对释放杜德的时机,必须在杜德承诺了这些条件之后。争论的问题是,万一敌人使用武力“营救”,该如何处置杜德?一种观点是必要时处决杜德,事后可推说是在混乱中被敌方打死的。有的不同意这种意见,认为这是“冒险主义”。争论中,朴相显似成竹在胸但没有表态,要孙振冠表示意见。孙振冠说:“我同意朴书记提出的三项条件,但建议可否加上‘甄别非法’这一条。因为‘甄别’是美帝制造‘自愿遣返’的重要根据,应该突出一下。关于动武时对杜德的处置,我同意保护杜德的安全,千方百计把他隐藏起来。因为只要杜德在我们手里,我们就有主动权!”他同时还以西安事变的历史为例说明了利害。最后,朴相显在总结发言中采纳了孙振冠的意见,决定把“甄别非法”单列一条。并说:“老孙同志对在动武时如何处置杜德的意见是正确的。”
        会议结束后,朴相显把孙振冠拉到他身边,高兴地对大家说:“孙同志虽然是个年轻大队长(指营职干部),可比我们的大队长有水平多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培养的干部,中国共产党伟大!毛主席伟大!”
        孙振冠不好意思地连连说:“过奖了,是朴书记领导的正确,是朝鲜人民军的斗争精神鼓舞了我们。”
        5月7日晚上九点多钟,在“76联队”里举行了“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来自17个战俘营的战俘营代表(包括志愿军代表、女俘营代表)一共43人,被请到主席台上就座。“76联队”的全体朝鲜战友全部参加了大会。杜德也被送上了主席台,参加了大会。
        5月8日上午,朝中战俘代表大会正式召开,首先安排了控诉发言。大会开始之前,主席告诉与会的杜德:“你必须认真听取代表的发言,在尊重事实的前提下,允许你进行申辩。”
        “是!是是。”杜德说道。
        于是各战俘营轮流发言,先由朝鲜战俘控诉。他们列举了大量确凿的事实,控诉美方怎样迫害、虐杀战俘以强迫战俘背叛祖国,并企图扣留大批人民军和义勇军战俘去充当李承晚的炮灰,特别令人发指的是他们将战俘秘密运走,做化学战、细菌战和核子战的试验。
        之后,是张泽石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发言。他愤怒地声讨了敌人指使特务、叛徒残酷迫害战俘的各种法西斯暴行,当讲到许多要求回国的战俘难友被剖腹挖心时,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所有懂英语的朝鲜战友,也都忍不住抽泣起来。一双双仇恨和愤怒的眼睛,像一支支利箭一样,射向了浑身颤抖的杜德。
        在大家的逼视下,杜德扶着桌子缓缓地站了起来,他耷拉着脑袋,低声说道:“我有罪!我有责任,有责任!”
        这时,孙振冠站起来对杜德说:“你确实有罪。但我们也清楚,你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你们政府的命令,对你犯下的罪行,我们并不要你个人承担全部责任,罪魁祸首,是你的政府。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是愿意友好相处,反对你们这样做的。实际上,你和你的政府也在对美国人民犯罪。你只有切切实实地做出一些事情来,才能赎回你们的一切罪过。”
        杜德听了,连连点头,颤抖地说:“感谢阁下的这些教诲,我将永记不忘。我将尽全力弥补我的罪过。”
        在“朝中战俘代表团”成立大会上,孙振冠被选为副团长。团长是朝鲜同志李学九,原师参谋长。
        下午,代表大会起草了《朝中战俘代表大会向全世界人民控诉书》和《美方战俘管理当局保证书》。前一个文件列述了他们执行美国政府的战俘政策所犯下的各种罪行,后一个文件写下了应由杜德签字的、美方不再继续这些罪行的保证。同时提出释放杜德的4项条件,准备第二天一早送交新任总管柯尔逊准将。这4项条件:
        一、停止美军的野蛮暴行,按照日内瓦战俘公约,保障战俘的生命安全和人格尊严;
        二、停止暴力威胁下的非法“甄别”,宣布“甄别”无效;
        三、不得以“自愿遣返”的名义,强迫扣留战俘;
        四、承认朝中战俘代表团的合法性,并给予活动的便利。
        与此同时,团长李学九和孙振冠又个别与杜德交谈,做他的思想工作,并利用杜德与柯尔逊在西点军校的同窗之谊和杜德妻子恳求柯尔逊“营救”丈夫的迫切心情,采用“攻心战术”,对杜德晓之以个人利害,动之以儿女之情。经过会上会下、对内对外紧张频繁的谈判和“攻心”,在铁证如山的事实和同仇敌忾的气概面前,战俘营内外两个“总管”将军柯尔逊和杜德终于在“四项要求”的协议书上签了字。
        5月10日,杜德与柯尔逊将军还签署了一个“最后声明”,承认了战俘营里的流血事件,并愿意保证不再发生,不再进行强迫甄别等等。
        当晚,杜德将军被释放,美军莱汶中校在“76联队”大门前接收后并写下了“收条”。
        “杜德事件”轰动震撼了全世界。英国《雷诺新闻》发表文章说,“杜德事件使美国的说法和美国的甄别方式确实开始臭气熏天起来”;美国政府发言人不得不承认这一事件“使美国在这个紧要的时候在整个东方丢了脸”。重要的是,它给正在板门店谈判桌上的中朝方面提供了更有利的证据,戳穿了美方在战俘遣返问题上所制造的一切谎言,揭露了美方阻挠停战的险恶用心,从某种程度上促进了谈判成功的进程,从而缩短了朝鲜战争的时间。
        疯狂的血洗、扣押与迁移
        接替杜德、柯尔逊任战俘营总管的是一个以野蛮残暴著称的刽子手——波特纳准将。
        他一上任,就立即撕毁协议,背弃诺言,把参加杜德事件谈判的中朝战俘代表全部扣押在“76联队”,不准返回各自的战俘营。同时杀气腾腾地叫嚣:美军有权对战俘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包括使用武力来“维护”战俘的“秩序”。为了镇压各战俘营对“76”的声援,他们不时断粮断水,动不动就投掷毒气弹,甚至把坦克开进“602”战俘营,压倒了飘扬了三天的红旗,还用火焰喷射器烧毁那里的大幅标语。从5月中旬到6月上旬,又有上百名战俘被美军士兵开枪杀伤。
        接着,波特纳又命令所有战俘营都必须迁移,把原来几千个人一处的大营场,分割为几百个人的小营场,企图分散战俘的斗争力量。并公然威胁说,如不迁移,就要动用武力。
        在这危急形势下,设在“76联队”的朝中地下行动总指委研究决定,为防备美军随时进行的报复,全体战俘必须做好准备。于是,孙振冠、张泽石等被扣押的志愿军战俘代表与朝鲜战友一道积极行动起来,准备了自卫武器(防毒口罩、汽油瓶、用汽油桶上割下的铁皮绑着帐篷杆子制成的“长矛”),并在各个帐篷内挖下了避弹的壕堑。
        6月10日清晨,东方刚刚发白,数十辆坦克、装甲车和数千名美军士兵,团团包围了“76”号营场。波特纳全副武装,亲自临阵,指挥督战。隆隆作响的坦克、装甲车一齐把炮口指向营内,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的士兵个个刺刀出鞘,面向营场,准备冲击。
        8时左右,一声凄厉的枪声,划破了长空的寂静。霎时,大门正面和两侧的坦克、装甲车猛然起动,压垮铁丝网,冲入营场。步兵群也以战斗队形紧跟其后,蜂涌而入。火焰喷射器射向帐篷,机、步枪疯狂扫射,手榴弹、毒气弹四处投掷。枪声、爆炸声响成一片,黄绿色的毒气弥漫了整个“76”营场。
        “满赛(万岁)!”“满赛(万岁)!”一批批人民军的突击队员手持长矛,高声呐喊着冲出了壕堑,奋不顾身地迎上前去,用长矛等同敌人拼刺搏斗,把燃烧瓶投向坦克、装甲车,用血肉之躯,阻挡敌人前进。
        整个“76”营场烈火熊熊,浓烟冲天,许多帐篷被烧毁了,几辆坦克被击中起火,在人群中打转。
        两个半小时后,枪声和呐喊声渐渐停息下来。孙振冠等4人被搜索的美军士兵从掩蔽壕里拖出来,押到营场中央的广场上,同被搜索出来的朝鲜同志集中到了一起。
        据美方事后公布,在这场屠杀与反屠杀的斗争中,人民军战俘死伤160多名。而按照朝鲜战友事后调查,死伤人员在500人以上,酿成了震惊世界的惨案。这一天,距杜德被释放正好是一个月;也在这天,孙振冠等被扣押在“76”营地的朝中战俘代表团所有代表都投进巨济岛美军“最高监狱”。直到遣返归来。
        在血洗“76联队”的一个月后,波特纳又强令602志愿军回国战俘营迁移到济州岛新建的第21战俘集中营,即后来的第8战俘集中营。这里的近6000名战俘在总委的领导下不屈不挠,继续与美军斗争,在三个月后的“十一”升旗斗争中,不幸有56位战俘壮烈牺牲,109位战俘受伤。这是美军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最高监狱”和“战犯集中营”里的最后斗争
        6月10日晚上,孙振冠、张泽石等18名朝中战俘以及一些秘书、翻译等,被押到了美军设在巨济岛的战地监狱——最高监狱,这里约有一千多平方米,主体是一座人字形屋顶的石砌的楼房,两侧围着3米多高装着电网的石砌围墙,四面还设有不少岗楼。
        不出孙振冠等人所料,他们这些“杜德事件”的“罪魁”肯定要遭到报复的。刚一到监牢,一个美国兵将孙振冠推到浴室,正当他解衣服时,那个美国兵端着消防水龙头打到最大量,朝孙振冠的头、脸和全身狠命地喷射着,孙振冠被强大的水柱推打到墙边不能动弹,睁不开眼也骂不出声,只好任这冰凉的“皮鞭”残酷地击打着……
        几天后,一个美军上尉提审孙振冠,将一份悔过书扔给他让他签字,承认扣押杜德是犯罪。孙振冠坚决说:“我没有什么过可悔。我们同杜德将军的谈判是正常的,并没有虐待他。这一切,柯尔逊将军也是确认了。”“签了字,你就可以回到你的同伴那里去。”美军上尉继续盯着孙振冠说。“我不能签。”孙振冠答。
        又一连问了几遍,他见孙振冠仍不签,便令一美国兵教训孙振冠。这个美国兵将孙振冠一脚踹进一间屋,发疯地向他的头、脸、胸、腿部等狠命地连番踢踹,而后又是一阵暴拳,孙振冠连站了二次都被他击倒,后来就昏了过去。
        当他醒来时,耳边突然连续传来一个声音,说的是同样的一段话:“我们用不正当手段抓获了杜德,并对他进行了非法的人身迫害……”汉语普通话发音,虽准确,但是不流利。伴随这声音的,还是“嗡嗡”的电流声,电热使屋里的温度越来越热,像进了火炉,孙振冠头昏脑胀,汗珠一串串地掉了下来。他意识到,这是敌人企图让他在神志昏迷之中,按着他们意图,去制造需要的口供。但孙振冠终于挺住了,牙关紧闭,一声不吭,敌人无奈,只好将他送回了监狱。
        7月中旬,敌人认为黎子颖和柳一是代表中的随行人员,无足轻重,便将他们送回了“602联队”。孙振冠、张泽石说:“看来,只要我们坚持斗争,永不屈服,总有回去的一天。”
        有一天,波特纳准将以视察的名义来到监狱,看望了孙振冠并对他说:“我在中国住了很久,我对中国人是有感情的。中国是一个大国,朝鲜是小国。朝鲜人是什么东西?你们跟他们合作,搞在一起,太不值得了。”
        孙振冠见他挑唆中朝友谊的关系,驳道:“中朝两国人民从来就友好相处,我们一起打过日本人,一起得到解放,一起保卫世界和平。我们是同志,是战友。国家小,就该受人欺侮吗?”
        波特纳有些恼怒:“哼,你们扣留杜德将军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是犯罪。你们要受军法审判,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呢!”
        孙振冠疾言厉色:“正是为了维护《日内瓦公约》给我们的权利,我们才不得不同杜德将军谈判。我们没有损害他一根毫毛,应该受审判的不是我们。为了正义的事业,我们愿意坐一辈子牢,就是死也在所不辞。”
        波特纳暴跳如雷地吼道:“住嘴!你们就跟朝鲜人一道去死吧!”
        9月10日,孙振冠、张泽石和十几名朝鲜战俘代表在被囚禁了整整3个月之后“服刑期满”,被“释放”出狱,随即又送进了巨济岛的“战犯”集中营。战俘居然成了“战犯”,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战犯”战俘集中营离巨济岛“最高监狱”不算远,但离岛上其它集中战俘营很远。正方形状的集中营建在一块河滩地上,里面东西南北方向各分成几个小营场,四周仍然是林立的铁丝网、岗楼。孙振冠等出狱的“战犯”们被关在单置的营场里。到这里的第一件事,就是与几位人民军战俘一起成立了由中朝两党党员组成劳动党的特别支部,辛泰凤任支部书记,孙振冠任副书记。孙振冠、张泽石被吸收为劳动党员。后来又根据原劳动党“总委”书记朴相显被单独关押,“总委”已被解体的情况,决定由辛泰凤、孙振冠等五人成立“劳动党巨济岛战俘营党员临时总指导委员会”,由辛泰凤负责。组织建成后,他们着手做两项工作:一、积极寻找朴相显,与其他战俘营建立联系。继续以代表团名义抗议美军虐杀战俘、撕毁协议,抗议把他们当作“战犯”,要求返回各自的战俘营。二、支部内部必须健全组织生活,同时,要承担起对“战犯”营内其他几个营场的领导。
        尽管孙振冠等人意识到自己成了人质,生死难卜,但在这小小的革命集体内,照样充满了乐观、和谐的气氛。他们互相教学俄语、英语、汉语和朝鲜语。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张泽石充当英语老师,从苏联回来的辛泰凤教授俄语,每个人既是“教师”,又是“学生”。没有纸笔,就用水泥袋纸和烟盒纸订成“练习本”,用张泽石从美军士兵那里搞来的铅笔头,有时干脆用树枝在地上划,用手指蘸着水在“桌子”(破木板)上描划。学习之余,就互相教唱中、朝、俄文的革命歌曲和民歌,或用自己制作的棋子下围棋。除此之外,他们还用朝、中、俄语混合的“国际语”,比划着讲述各自国家的历史、民情风俗和民间故事。
        “临时总委”还通过住院、看病的机会,向各战俘营发送文件,协调行动。在这以后,各战俘营又连接开展了许多次大规模反对强迫扣留(“自愿遣返”)的斗争,举行示威游行,向国际红十字协会提交控诉书、抗议书,搞得波特纳等人十分被动。他的“分散斗争力量”的阴谋又破产了。
        归国前的扣押与归国后的审查
        1953年7月27日上午10时,在朝鲜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大厅,历经了24个月零17天的朝鲜停战谈判终于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朝鲜代表团首席代表南日大将与美方代表团首席代表哈尔逊在“停战协议”上先行签字,随后由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元帅、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将军与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上将分别签字。朝鲜战争结束!
        根据停战协定中的“战俘问题协议”,美方将无条件遣返所有战俘。但是,美方为了尽可能多地裹胁战俘回台湾,采取了一系列阻挠、拖延的手段。尤其对孙振冠、张泽石等曾参与“杜德事件”的“战犯”战俘,他们更是想扣押作为人质,迟迟不予遣返,8月5日—13日,迁至巨济岛的原“602联队”(现为第8战俘营)的5418名志愿军战俘分10批先后归国,归国后的“共团会”总委委员张城垣等向志愿军代表团、战俘遣返委员会、国际红十字会多次控诉,指控美方违反《停战协定》的有关战俘遣返的规定,将志愿军战俘中高中级干部吴成德、赵佐端、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扣作人质,不予遣返。
        8月29日,战俘遣返委员会首席代表李平一上校严辞指责美方说:
        “1953年8月10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公开宣称你方手中握有相当数量的我方被俘人员,将被你方扣作人质……关于你方这种违反一切国际惯例、日内瓦公约和朝鲜停战协定的荒谬行为,我方曾在上次的会议上向你提出,要求你方答复。对于被你方企图扣留的全部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包括朴相显、李红哲、金泰熏、辛泰凤、严正侠、李钟镇、李哲钧、虞在吉等人和全部中国人民志愿军被俘人员包括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李德才等人,你方应立即作出负责的交待……”
        与此同时,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重要新闻媒体相继刊发谴责美方扣押志愿军的消息、评论,有的大标题十分醒目:《强烈要求美军归还以孙振冠为首的志愿军战士……》。在强大的舆论谴责、揭露及我方板门店谈判代表的多次严正抗议下,9月6日,美方终于将吴成德、王芳、魏林、孙振冠、张泽石等138名战俘遣返回国。
        当离开“战犯”营与朝鲜战友们握别的时候,孙振冠真是既激动、兴奋、喜悦,同时也充满了难分难舍、依依惜别的感情。十几个月的朝夕相处和特殊的斗争生活,中朝战友结下了亲如手足的生死情谊。他和每个朝鲜战友作了最后一次的拥抱。
        是啊,还有什么东西能比这种在苦难与斗争中孕育起来的战友之情更珍贵呢?
        9月6日早晨,孙振冠一行乘卡车向板门店进发,他们在车上高唱着、欢笑着,打出了保存已久的五星红旗。
        在板门店,孙振冠等受到了中方谈判代表团领导李克农、黄华和志愿军总政治部主任杜平的亲切接见和问候,他们一个个像受尽了无限委屈而终于见到了自己母亲的孩子,眼泪像断线的珍珠落了下来……
    《大地》 (2001年第二十九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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