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史美伦赴京担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一职，这是内地自改革开放以来，首位外聘的高层官员，引起各界极度关注，有人甚至认为史美伦是中国证监会的第一“外援”。史美伦接受传媒访问，详谈了如何迎接新挑战。
　　“事先说明，我对两类问题不回答。第一，不评论内地股市，因为还不了解情况；第二，只谈工作，不回答有关私人生活方面的问题。这也是我一贯的态度。”这位身材娇小、笑脸迎客的女士，竟用这么硬邦邦的两条“禁令 ”当作专访的开场白。
　　在香港，有传媒把她称为“铁娘子”，因为她位居香港证监会副主席，在证券市场监管方面说一不二；也有传媒把她称为“超级打工女皇”，因为她的年薪据说高达近千万港元。现在，她又多了一个新绰号——“中国证监‘外援’第一人”。史美伦这次直接进入证监会的“权力中心”，正式出任政府副部长级职务，她的大名几乎一夜之间被内地股民叫响。
　　香港证监会原主席梁定邦早在几年前即被聘任为中国证监会首席顾问。但是史美伦这次是直接进入证监会的“权力中心”，正式出任国家政府副部长级职务。“这次大家反应这么大，我感到很惊讶，也有一点不习惯！”史美伦直言她的感受。2001年是中国内地股市的“监管年”，而随着一些市场违规行为近期逐渐被揭开“盖子”，社会舆论要求加强监管的呼声甚高。史美伦在此时走马上任，大家对她自然也有很高的期望。
　　但是，史美伦坚持要去掉自己头上的光环。她笑着说：“在获得任命之前，我并不知道今年是‘监管年’，而且对于监管者来说，每年都是监管年，我的工作就是监管。大家对我的期望很高，我有些受宠若惊，压力是一定有了，我不希望大家对我期望太高，希望自己能够干点事，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我认为，任何一个监管者都不可能对市场产生多大的影响。监管要靠整个机构，而不是靠某一个人。”
　　成为中国政府首位从港澳台地区聘用的官员，她放弃了美国护照，放弃了香港的高薪，也放弃了香港式的称谓“查史美伦”，更放弃了家庭之乐——她长驻北京，丈夫则要两地飞。谈到即将到来的新挑战，她说：“肯定有一段适应期。即使我不到内地工作，到日本、新加坡也一样需要调整一下。我希望大家也给我一个空间习惯下来。下个月中旬到北京，我首先要把住处安排一下。工作嘛，上班以后再说，我会与周小川主席和其他同事沟通的。”
　　不管怎样，史美伦欣然接受挑战。她说：“机会确实很难得。内地股票市场成立了十年，发展非常惊人，目前遇到的很多问题，也是新兴市场发展中都会碰到的。香港也经历过这方面的考验。在现在的改革时期，我有机会参与监管工作，和朋友们一起在这方面努力，内地能够让我这个‘外来的人’参与证券改革，我深感荣幸。”
　　其实，史美伦和内地的监管机构早有合作，彼此并不陌生。谈及在香港证监会十年风雨中“最难忘”的事，她毫不犹豫地说出两件：一件是 1999 年联交所与期交所的合并，另一件就是1993年第一只H股在香港上市。
　　史美伦回忆说：“早在90年代初，当时中国证监会还没有成立，我们主要与体改委的朋友合作，参与起草H股上市的条款和各种文件，到内地去了很多次，有时一个月要往返三四次。当时，到境外上市还是一个新课题，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没尝试过，大家也需要一段适应的时间，也需要了解香港方面的情况。联交所和证监会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特别是1993年‘青岛啤酒’、‘上海石化’上市后，我们在内地和香港举办了不少研讨会，介绍香港上市的环境、上市公司的责任。这些我们觉得非常有用。这么多年以来，在香港上市的H 股公司已经非常熟悉香港的情况了。”
　　H股到香港挂牌上市，内地企业到国际市场融资之门就是这样开启的。它不仅为香港证券市场增添了勃勃生机，也为今天的“中国移动”、“中国石油”、“联想”等大名鼎鼎的中国概念股铺就了成功之路。短短几年间，到香港上市的内地企业已有40多家，融资数以千亿计。
　　谈到香港与内地的不同，她说：“香港证监机构一般不接触上市公司，上市公司的审批权都交给联交所。因此，在香港，我们监管机构只负责制定政策，某一个公司的上市，我们不会管。”
　　接着，她强调说：“我要纠正一种看法，就是股市指数的上下波动，是与监管者无关的，也不应该有关系。指数的上下是市场的表现，监管者能够做到的就是，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架构和环境。某一个公司股价的上下，应该就是一个企业本身的表现，也有外来的因素、大气候的影响。但是一般来说，在香港，我们不会觉得恒生指数下跌多少，监管者就应该负责任。监管者每一天每一个小时，要跟踪整个股市，如果发现某一家公司的股票，与过去60天成交情况相比，价格、成交量方面出现异动，我们就要查问是什么原因，是不是走漏了‘内幕消息’。”
　　史美伦认为，被监管者与监管者永远是一对矛盾，监管者当然希望披露得越多越好，监管越严越好，但被监管者的希望则相反。而且，股市出现“牛市”时，大家埋怨监管太多，出现“熊市”时又埋怨监管不足。不管怎样，史美伦认为最重要的是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四个原则。她进一步阐述说：“公平、公正，主要是指执法。法律有很多，一定要公平对待所有人，不能高兴时就拿出来。执法是很重要的，不能对有的公司使用这一法律，而对另外一些公司就不使用。公开，指的是透明度高，这点我们证监机构会以身作则，尽量把消息公布给大家。前三者缺少一个，就做不到公信。公信的重要性就是让投资者对监管有信心，也对整个市场有信心。市场不是监管者单独可以建立起来的，由投资者、上市公司到证券商、投资银行再到监管者，每一个单位都有自己的责任。”
　　史美伦的普通话非常流利，尽管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几次有意无意地想请她谈谈对内地股市特别是近期有关基金的争论、开放B股等热点问题的看法，但她始终坚持开场时的“禁令”，“滴水不漏”。

《时代潮》 (2001年第七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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