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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方安生发表最后一次公开演说
        

      人民网香港4月20日电 特派记者王尧报道:即将离任的香港特区政务司司长陈方安生昨天出席亚洲协会举行的午餐会,并发表任内最后一次公开演说。致辞全文如下:

        抚今追昔  翘首明天

        陈会长、各位嘉宾:

        陈会长,首先谢谢你对我的热情欢迎。我很庆幸能成为香港历史的一部分,同时也希望历史将会宽容待我。我感谢各位出席今天的午餐会。当我的事业步向尾声时,能有如此机会与各界翘楚聚首一堂,实在荣幸。此外,我也想藉此机会感谢在座各位与亚洲协会对香港的大力支持。即使在香港最困难的岁月里,你们对香港仍然不离不弃,充满信心。亚洲协会1990年于香港设立分会,就是最佳明证。

        还有11天,我便会从现有的职位上退下来,离开服务了38年7个月零2天的公务员队伍。能够在此刻获邀出席今天的午餐会,向多位来宾致辞,我深感荣幸。这将是我任内最后一次发表演说,也可算是临别致辞,但相信这并不会是我最后一次挺身维护香港的利益。   

        每当我细想今天应该谈些什么,总有不少思绪掠过心头。我怀缅过去所经历的苦乐,重温多年来沧海桑田的变化,追忆峥嵘岁月中的波涛起伏,但浮想连篇,最后总因为念及香港战后的卓越成就而感到振奋,并为自己有幸参与其中深自称庆。

        可是,在享用完这顿丰富的午餐后,我该如何于短短的时间内,把所思所想和大家分享呢?是应该抚今追昔,怀缅一番,还是追溯香港40年来的发展,如数家珍呢?是揭露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幕或秘闻,还是就人们的臆测揭开真相呢?很抱歉,这些都不是我的作风。

        我已决定一如既往,就我所关心的事情一抒己见。我之所以关心某些事情,是因为它们对香港市民、特区的前途,以至特区能够对国家作出的贡献,都至为重要。

        简单来说,我想问问香港市民,特区有哪些可贵的信念,是他们希望捍卫和保留的。我想请他们仔细思量,相比于区内的竞争对手——包括上海等内地城市,香港的优势究竟为何。今天,我打算通过自问自答,说出自己心中的信念。相信在座每一位来宾,以至大堂外的任何人士,都不会因为听到我将要说的话而大感惊讶。在我担任公职的日子里,我曾多次以不同方式,一再表明我所持守的信念。

        不过,渡过了近40载的公务员生涯,我希望大家会容许我先缅怀一下过去的日子。最近我翻看了一些1962年的统计数字,发现我刚加入公务员行列时的香江岁月,与今日的情况两相对比,其中不乏有趣之处。举例来说,1962年新界大部分地方仍然农田处处,居民随着四季更替,过着春耕秋收的生活,稻田上也常见水牛耕作。当时新界人口仅60万。今天,狮子山以北共有9个现代化新市镇,高楼大厦林立,为340万市民提供安居之所。在短短30多年间,香港的市区中心已迅速转移,不复原貌。

         1962年,男性的预期寿命为68岁,女性为75岁。时至今日,香港的男女预期寿命已分别延长至77岁和82岁。我们的本地生产总值亦在这数十年间增长逾150倍,每年平均增幅高达14%。人均生产总值则由1962年的2,619元跃升至去年的187,105元,增长达70倍,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为12%。1962年的访港旅客只有25万人次;去年到港的旅客则创下1 360万人次的纪录。最后,再多举一个与我攸关的数字比较。我还记得,我和霍罗兆贞于1962年受聘为政务主任,当时整个政务职系里只有一名女性。时至今日,政务职系已有275名女将,而每5名首长级人员中,就有一名以上是女性。我们的主要官员中,亦有8名是女士。这实在是一大进步。  

        以上所谈,只是香港蓬勃发展的一鳞半爪。尽管我对于政府应得的称许从未谦让不受,但刚才侃侃而谈,目的并非吹嘘政府的成就。我只是实话实说,藉以指出不论我们有什么过失,也不论这些过失孰真孰假,我们在这过程中想必是做了某些正确的抉择,才能取得如此理想的成果。我素来深知香港的成就是由香港市民一手缔造的。他们大方宽容、刻苦耐劳、勇于创业、积极进取、大胆创新、高瞻远瞩、实事求是、灵活圆通。我为香港人这些优良的特质击节赞赏。     

        不过,我坚信香港政府这些年来建立了稳妥的基础设施和完善的立法制度,并在不同的社会和政治问题上,与市民达成合情合理的共识。减少干预是我们的管治之道,只有这样,才能为市民提供足够的自由和空间,让他们追寻各自的梦想,为自己和家人实现愿望。   

        从许多角度而言,香港市民在生活中体现了自力更生的美德。他们从来不畏改变,善于转危为安。他们面对挑战非但绝不退缩,反而懂得乘势出击。香港市民的卓越表现,自有其环境因素。我们经过历史的考验,发展出自由社会种种不可或缺的制度。香港崇尚法治精神,享有司法独立,政府廉洁负责,并由秉正无私的公职人员施政。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任人唯才,坚守政治中立的信条。在这个全球一体化、通讯发达、瞬息万变的年代,我的论调听来不免像老生常谈,但这些制度是香港繁荣安定的基石,无论潮流风尚如何转型改变,这些制度都必须维持不变。

        我记得加入政府之初,曾与政务职系一位前辈聊天。那时我才23岁出头,但当天一席话,至今记忆犹新,并且对我影响至深。他说:安生,你要牢记自己加入了一个非常特别的行列,在前人的努力耕耘下,政务职系享有极佳的声誉。身为政务主任,你的职责其实很简单。你必须怀着自尊自重的态度,好好地为市民服务。记住,工作尽忠职守,处世刚正端直,两者兼备,缺一不可。现在我常以同一番话勉励年轻同事。这并不表示公务员固步自封。几十年来,公务员体系不断转变,志切改革,过去3年尤然。我们不单在办事效率、生产力、工作文化、服务态度等方面取得显著改善,而且对贪污绝不姑息容忍,更重要的是,我们坚守开放透明的原则,乐于向市民交代。凡此种种,均建立在我刚才所述用人唯才和政治中立的基础上。公务员队伍的其他特质,均衍生自这些恒久的价值观。是否这样便足以应付新纪元的需求呢?我们是否应该与时并进,另辟蹊径呢?处于21世纪,我们应秉持哪些价值观来管治香港,才能跻身于世界先进之列呢?      

        去年一月,在本港举行的《世界一流公务员锦囊会议》上,享负盛名的英国历史学家兼政治专栏作家亨尼西教授清楚地解答了上述最后一条问题。亨尼西教授这样说:如能以任人唯才为聘用的原则,使受聘者以此为终身事业,则公务员在任何情况下均可落实实事求是的管治作风,并以向当权者直言进谏为首要的基本职责,与此同时,公务员必须恪守专业道德,坚持以公平而具透明度的方法筹措公帑,并以廉洁无私的态度,严谨地把公帑用于由立法机关核准的用途上。我相信大家对这番话所描述的制度并不陌生,而我对它更是了然于心。这就是多年来香港公务员苦心经营而成的制度,它几经考验而屹立不倒,堪称此中典范,我能够成为这个制度的一部分,实在与有荣焉。

        “向当权者直言进谏”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这是指掌握最真确的资料,进行客观分析,并据此向上司提出最恰当的意见,即使是逆耳之言,仍直言不讳。我和同事们自入职以来,一直被培训和鼓励为忠言直谏的公务员,而这种作风,也促使上司、下属及同辈之间建立互信。这种密切合作的处事方式,使官员之间的关系建基于互信,而非取决于个人或政治即兴的考虑,同时亦为公务人员提供充分的个人保障。他们大可表达肺腑之言,既无需畏惧,亦不必承颜候色,因为即使提出最不中听的意见,他们也不必担心仕途受阻,或遭不纳忠言的上司贬调他职。 

        在这种制度下,公务员无法藉阿谀奉承、讲究政治正确、揣摩上意或拍马屁而平步青云。在较为政治化的制度中,上述弊端则必然出现,从而影响公务员的工作效率,削弱问责制度,令他们怯于“向当权者直言进谏”。行政长官已清楚表明,在研究如何提高主要官员的问责性时,我们“必定确保公务员制度的稳定,保持公务员系统的常任和中立原则,维持一个高效率、专业和廉洁的政府”。我特别强调这点,是因为我与亨尼西教授一样,深信公务员应该保持政治中立,量才录用,而并非政治挂帅。换句话说,公务员应该是一份终身职业,专司管治工作。当然,向外招揽人才亦可为公务员体系注入动力,我们过去曾采取这种做法,将来亦然。不过,无论编制内外聘用的人员,都必须服膺于制度之下。这些我所重视的信念,在回归前后的几年里备受考验。我认为公务员至今应付裕如,但日后必然还会遇到更多考验,因为《基本法》已为民主进程订下了时间表。《基本法》订明立法会全体议员最终应由普选产生,而行政长官也有经全民普选产生的可能性。社会人士在未来数年内,将要就香港的政制发展作出重大决定,其中以政制发展的步伐尤为重要。 

        由于上述事宜触及香港特区管治的根本,兹事体大,应尽快进行公开讨论,不宜拖延。我过去就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至今并未改变。我们必须就政制发展的路向和方法进行详细、审慎、严谨而理智的讨论,才能在2007年的关键时刻作出正确的决定。    

        依我之见,目前社会上已经有太多人为的分化,不时有人以过时而偏激的政治标签乱扣帽子,这种骂战和猜疑于事无补,必须诉诸理性讨论。为什么有些人总要用“亲中”、“反中”,甚至“亲英”这类字眼呢?我们毫无疑问全是“亲港”的,这也表示香港市民与内地13亿人民一样,都是国家的一部分,并且以此为荣。政府按宪制要求必须向立法机关负责。因此,政府理应与全体立法会议员发展具建设性的合作关系。事实上,尽管双方的意见时有不同,我们过去多年来已共同取得许多成果。立法机关如能消除成见,撇开党派利益,改变急于在政治上得分的心态,为社会的整体利益求同存异,自然能在道德上取得上风,立于不败之地。这正是社会对立法会议员的期望。我相信政府会继续扮演应有的角色,在制定政策时尽早与议员磋商,从而促进立法会内的理性讨论。      

        据我的亲身体验,香港之所以能够不断取得发展,是因为我们怀抱力求进步的信念,愿意通过理性讨论,以相互体谅和持平的态度寻求共识。我相信香港市民仍然信奉这种做法,因此,他们难免质疑现行的政制安排能否收应有效。有见及此,社会人士更加需要互谅互让的精神,以务实的态度,共同制定最能切合香港独特情况的政制安排。北京自然会对此关注,这也正是我们要面对的一种独特因素。在讨论政制发展时,我们对北京的关注既不应忽略,也不必妄加隐瞒或歪曲。我对自己上述的看法有相当的信心,因为自1997年7月1日出任政务司司长以来,我体会到北京领导人整体而言十分尊重香港特区享有的高度自治,同时乐于让我们自行处理本身的事务。即使在面对终审法院裁决的释法争议时,北京领导人的意向仍是希望香港特区能自行解决,只可惜我们囿地宪制安排未能如是处理。最近,江主席在北京曾向行政长官表明,中央领导人会让特区政府按照“一国两制”的原则,在自治范围内自行处理法轮功事件。对中央来说,像法轮功这样极度敏感的课题,尚且交由香港自行处理,我们夫复何求?回归以来,我们一直自由灵活地行使《基本法》赋予我们的高度自治,将来也必须在这个基础上继续发展。这并不意味我们应罔顾或违背国家的利益。相反,如果香港得以向举世——特别是台湾同胞——证明“一国两制”并非政治口号,而是具体实在、充满动力、切实可行的安排,这才是香港对国家利益所作的最大贡献。一国两制的成功,关键在于北京和特区政府以事实证明,“高度自治”一词名实相符,即使特区处理事情的手法偶尔与内地截然不同,对特区自治权的尊重却丝毫无损。坦白说,假如真的出现这种情况,也只会进一步显示出北京对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关于这一点,我认为尽管国家领导人回归后并不过问港事,但本地和海外部分观察家却仍抱着过渡前的怀疑态度,对国家领导人守信的做法尚未给予公正的评价。要应付未来几年的挑战,我们确实需要享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经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我们已不敢再把经济发展视为理所当然。金融风暴无情的冲击,提醒我们必须坚持并巩固香港赖以成功之道,致力维护自由,继续奉行开放市场的政策。 

        我们绝不能容让法治受到威胁,也不能对防范贪污舞弊掉以轻心,廉洁负责的政府对香港而言日益重要。此外,我们必须维持公平竞争的营商环境,进一步改善企业管理,减低成本以增强竞争力,深化经济改革,在科技领域领先,并大幅提升生活质素。同时,我们还要提供更良好的文化基础设施,使大家建立一种心态,就是香港并不甘于作为内地众多城市之一,而矢志发展成一流的国际大都会。这些要素不就是香港较邻近地方优胜之处吗?当然,我们不应过份乐观。今后的数十年里,香港将与上海和区内其他城市激烈竞争,这点已不待言。我刚才提到了一些要做的事情和需要加强的工作,以确保我们能应付挑战。香港一向勇于战胜逆境,今后也须凭着自信,克服种种新挑战。 

         这就是我所指的心态问题。回归之后,许多香港人越来越着眼于内部的事务,我对此不无忧虑。人们把目光投向内地,也许是可以理解的,但却因而忽略了我们与世界各地所保持的传统联系。也有人过于关注香港与内地的接轨,似乎忘记了香港有异于内地之处,不单是我们优胜的地方,也正是“一国两制”的精髓所在,而成功推行“一国两制”,才符合香港和国家的共同利益。相比之下,内地正不断加强与国际社会的联系,实在使我感到钦羡。 

        就以使用英语和英语水平为例,即可见微知著。不胜其数的外商和访港人士曾向我表示,上海或北京人说的英语比香港人优胜。假如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盛事,正好标志香港与内地的人民在发展道路上擦身而过,背道而驰,这多么讽刺!善用国际商业语言沟通,素来是我们取胜的其中一项因素,削弱此一优势实非明智之举。

        我在香港生活的日子里,目睹数以十万的难民及移民,为逃避内战纷纷由内地涌来,在香港落地生根,其中也包括了我和我的家人。此后,我经历了1965年的银行挤提;文化大革命期间的街头暴动;70年代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衰退;1983年港元大幅波动,导致港币与美元挂勾;1987年股市狂泻,联合交易所停市;还有天安门事件、越南船民危机、13年过渡期间的风云变幻,以及1997年的金融风暴。上述种种难关,我们都一一安然渡过,而香港社会也锻炼得更加坚强,政治上更趋成熟。当然,我们将来还会遇到新的挑战。在近40年的公务员生涯中,我目睹香港如何面对逆境,奋发自强。谁若轻看香港,无异于挥动红布挑衅公牛反扑。凭着港人乐观进取的精神,加上敏锐和理性的管治,我深信香港定能在其成功史上,续添辉煌的篇章。

        对我自己而言,现在该是继续上路的时候了。我有幸能在一流的公务员队伍中服务接近39年,不论在个人成长和事业发展方面都获益良多。事业上所经历的一切,既塑造了我的性格,也充实了我的人生,这是我在1962年加入政府时始料不及的。正如丁尼生在《尤利西斯》这首诗中所说:“生活历练涤我身心,所见所闻成我品性。 逝者如斯,唯真我如旧。 持信念,展襟怀, 坚毅寻索,百折不挠。”

        香港在1997年展开了历史新纪元,我有幸躬逢其盛,并在回归前后两段相若的时间,先后担任布政司和政务司司长,带领公务员队伍为香港服务,实在是一项殊荣。这段期间的经历足使我毕生回味。我与同事们并肩努力的过程中,得到他们的支持和友情,同时体会到彼此间的团队精神,这些最美好的回忆,我必将铭记于心。把这支出色的公务员队伍交由曾荫权领导,我十分放心。   

        我在工作上一直敬业乐业,但更重要的是,我同时亦享受工作以外的生活点滴,这可以说是我真正的生活。回首过去40年,我曾作出两项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投身公务员队伍和嫁给外子棣荣。棣荣对我关怀爱护,无限支持,往往在最需要的时候,帮助我保持沉着镇定,维持均衡的生活。今天,我俩喜见子女成家,儿孙绕膝,人生就是这样循环不息。 

        我想向香港的市民衷心致谢。作为一名公职人员,我承蒙你们的体谅、支持和爱护,实在深感荣幸。我将会带着平静安稳、与世无争的心情离职,随缘步入生活的另一个阶段。愿上主永远祝福保佑香港和我们的公务员队伍。

                 二○○一年四月十九日


    人民网 2001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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