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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最惧怕的，不是贫穷，不是病弱，而是被淡漠。
近读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果戈理选集》，满涛译，人民
文学出版社1984年第一版)，这种认识更确实了。
文中的小职员“我”，无论多么勤勉，无论多么负责，终久
被人淡漠着。“十一月九日”的日记记录着他真实的生活样相：
“我八点钟到部里。科长头也不抬，仿佛没有看见我进来。
我也装作好像我们之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似的。我披览并校正
文稿。四点钟下班。我走过部长的住宅，但一个人也没有看见。
饭后，大部分时间躺在床上。”
这种被漠视，使“我”感觉不到在社会上的价值，成为一个
无声无息的行尸走肉。这种状况使“我”无法承受，“我”便故
意犯一些小错误，以期引起上司的注意；但这些小错误，并不足
以刺激业已麻木的官僚体制的神经，上司对此常常失察。当“错
误”都不能引起人们的关注的时候，“我”只能用极端的手段，
用自己的“发疯”作最后的尝试，即：自称是西班牙总统，并以
总统的身份对待和处理周围的人与事。终于有了反应，“我”被
当作疯子投入监狱，遭到狱卒的杖笞；但“我”却感到很受用，
认为这是那个神奇的国度宰相对皇帝的特殊礼节。“我”在非人
的待遇中为什么还感到那么愉快?因为“我”终于被关注了，难以
忍受的漠视局面终于结束了。
在病态的社会，只有“反常”才能得到“健康”的礼遇。这
是一种黑色的幽默，让人不禁笑起来，并且伴着自怜的眼泪。因
为“我”未尝不是现实中的我们。
哀后深思，人为什么拼命地追求身外的东西?诸如金钱、权势
、名声、地位，甚至时尚、美色和种种令人鄙薄的带有市井成色
的东西?因为这些可以使个体在人群中得以凸现，得以被认知。人
生并不是一个自我完善的过程，而是被社会塑造的过程，即被认
可的过程；如果不被认可，生存的意义几近于无。果戈理让“我
”在疯狂状态下发出了最清醒的声音：
“不，我再也没有力量忍受下去了。天哪!他们怎样对待我!
他们用冷水浇我的头!他们不关心我，不看我，也不听我说话。我
哪一点对不起他们?他们干吗折磨我?他们要我这可怜虫怎么样?我
能够给他们什么?我什么也没有呀。我筋疲力尽，再也受不了他们
的折磨，我的脑袋发烧，一切东西都在我眼前打转。救救我吧!把
我带走；给我一辆像旋风一样的雪橇。开车呀，我的驭者，响起
来呀，我的铃铎，飞奔呀，马，带我离开这个世界!再远些，再远
些，我什么都不要看见。”
从“狂人”的自白中可以看出，被人淡漠，是一件比死亡还
要难受的事情。
所以，人们争幸、争宠，要拼命发出声音，这是拒绝被漠视
和遗忘的本能的反抗，是一种人性的反应。知识分子执著于自己
的个人立场，也是拒绝被社会融合与湮没的极端之举，与凡庸人
群追逐市井时尚在人性层面上没有本质区别。
这不禁让我想到作家和思想者的写作问题。
有人承认，自己的写作是为了读者；有人拒绝读者，标榜其
写作只是为了倾听自己的内心。凭着我的本性，我当然倾向于后
者；现在看来，这二者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写作的姿态不同而
已。其实，任何写作者的写作，都是以让人们认可为前提的，都
是以引领和指导读者为指归。正如周晓枫在《忠诚与背叛》一文
中所说的那样，“书写者的劳动渴望着承认，没有阅读伴随的书
写如同一场对方不在场的绝望暗恋，开始部分虽然壮怀激烈，但
继续下去存在太多现实困难。要有依次的叶片，然后才是花梗上
托举的灿烂朵瓣；那些叶子如同读者，形成令人鼓舞的簇拥之势
，谁不向往投身其间?”所以写作者的目的实现的过程，就是被读
者认可的过程。读者的认可成就了作者的自我认可，写作者就不
会被遗忘和淡漠所伤害，就会葆有激情地完成写作的使命。在这
方面，马原是一个清醒的人：他的最初写先锋派小说，是以强烈
的先锋姿态，提高他的话语强度，以引起读者的关注；当先锋性
被时尚吸纳与融合之后，他改变了策略，要以写作流行小说重新
引起读者的注意。没有受体的介入，哪能完成精神的引领，所以
对写作者最致命的惩罚，是读者的淡漠。马原是一个智者，他懂
得不断架设“我心”与现实沟通的桥梁。
当然，我敬畏那些为内心写作的人。只有心怀超人勇气的人
才敢拒绝读者，卡夫卡是文学史上的独特例证。孤独者的写作如
此寂寞，如此关涉内心，几乎是个秘密；但写作给他带来的苦痛
远远大于声誉和快乐。在无人分享的大寂寥中，他一个人为神写
作。而且，他不仅是为神写作，他自身就是神。然而，神是虚妄
的，他能沉浸于非人间性的幻境之中而不接受人间温暖的抚慰，
他本身也就是“病态”的。况且，卡夫卡的再现，也是现代人把
他从历史的淡漠中解救出来的过程；这种“人间性”的解救过程
，仍然是世俗的，是走下神坛的反讽。
所以，我孤标，并不反对别人的凡俗；我甘于寂寞，并不贬
损别人的时尚；因为，拒绝被淡漠，是人自救的一种本能。在这
种反抗中，不是沦为凡人，就是变成“疯子”；还有他途否?只有
神知道。
（摘自2001年4月18日《书摘》作者：凸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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