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过一条铺满油菜花的乡间小路，记者来到川中某镇大井村五组王开富的家。王面黄肌瘦，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他是一个愿意面对记者的艾滋病患者。在整个采访过程中，他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大口大口地抽着劣质香烟，眼里始终含着泪。
他的妻子张素芬，51岁，一个高大结实的农村妇女，穿着一件已分辨不出颜色的旧毛衣，瑟瑟缩缩站在旁边，说着说着，就有哭腔。
卖血30年
1996年夏天，王开富不断地拉肚子，低烧不退。不久，在广州打工的女婿卖血被查出患有艾滋病。女婿打电话回家叫他们赶快去检查。结果，一家五口均已被染艾滋病。
现在，王开富只是每3个月去四川防疫站取一次药来控制病情。几年来，这个曾经硬朗的庄稼汉子已逐渐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面对死亡！
善良的张素芬绝望地看着丈夫一天天的消瘦下去，惟一能做的，就是给老伴更多的照顾和安慰。
王开富一家患艾滋病的直接原由就是：当年曾在河南地下血站卖过血。
小小的一个镇上有38名艾滋病患者，这些人和王开富一样，都曾经去河南卖过血。据王讲，当年和他一道去河南地下血站卖血的同乡不下100人。
王开富从20岁开始卖血，已整整有30年的卖血史，因为家里太穷，不卖血，就会无米下锅。他第一次卖血卖了40元，这对他的家庭来说，就是个大数目了。他从此走上了卖血为生的路。
30年里他跟着采血队已经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哪里贵就到哪里去卖。以前卖血，都得经过体检，化验和消毒处理，3个月卖一次，还必须持有献血证，而1995年在河南卖血就不一样了。
1995年在河南，当时400毫升血可卖45元，一天下来，能挣90元，是一笔令人眼馋的收入。
在该县像王开富一样外出卖血为生的人为数不少。但老实的农民哪知道，几年之后，他们将承受灾难性的后果。王开富捂着脸抽泣起来，“只要能挣到钱，打工的农民哪里有血站就往哪里伸胳膊。哪会知道挣的是棺材钱！”
去年5月，镇内一个20多岁的艾滋病患者死了；去年8月又死了一个；现在，又一位患者已经卧床不起，命在旦夕。
悲剧还在继续
如今，王开富家里已是一贫如洗，惟一的经济来源是卖点蔬菜和粮食。在大儿子被确认患了艾滋病后，大媳妇已离家出走；女儿女婿到成都打工。因为贫穷，尽管他们患有不治之症，但还是要颠沛流离，为生计辗转奔波。
王开富表情复杂地说，“现在也只有听天由命”。他最大的愿望是把生命维持到60岁。按当地的风俗，年过花甲去世才不算“短命”。女儿打工走后，家庭的重担落在张素芬一人身上，8岁的孙子和11岁的外孙女至今学费还没有下落。
王开富说邻居们现在见到他就像见到瘟神似的老远就避开。孙子在学校读书，其他小孩也不和他玩。
王开富忧心忡忡地说，他听说，在河南那边非法卖血的地下血站还有，一些原来卖血的老乡，在河南还没有回来。
我最恨的人是“血头”
当年最先在河南卖血的是农民李某。他与王开富熟悉，他说，在河南那边，随时随地可以卖。1995年夏天，王开富来到河南南阳市。到了才知道，是被国家禁止的非法卖血的地下血站，由“血头”操纵。
据王回忆，1995年在河南南阳市卖血的一个月内，他先后在三个地下血站抽血。据他估计，南阳城像这样的地下血站不下10个。
卖血时，老板一声吆喝，伸出胳膊就采，不体检，不化验，简单的用酒精消毒。有人一天抽4次，每次抽400毫升，几十人挤在一间阴暗潮湿的大房子里，床不够用了，灶台上都躺的是人。
一个“血民”的惨状至今让王开富印象深刻。那是一个湖北人，为了一家老小拼命挣钱，一天要去抽4次，每次都抽400毫升，而每天只买几个鸡蛋烧汤喝。大家眼睁睁看他一天天瘦下去，有一天下午抽血时，抽着抽着就一头栽倒在地，昏厥过去。第二天人们发现他的尸体被抛在阴沟里。
而老乡张光友出事的那一幕更让王开富想来后怕。有一次，张抽血时血管堵住了，那个被称为“医生”的男子竟拾起扫帚上的一根细铁丝去通。晚上，张光友被感染的手臂就开始肿胀，后被迫截肢。
后来南阳风声紧了，一个晚上，他们被“血头”马老板秘密转移到郑州继续地下采血。当晚80多个血民被老板塞满了两个中巴车。王开富说，“血头”都是有来头的人，他们也被警方抓住过，但始终都是“抓了放，放了抓，拿钱就了事”。
王说当时卖血都采用“单采”。所谓单采，就是提取血清后，将澄下来的红血球再输回供血人体内，注射器根本来不及消毒，从这个人身上抽出来就直接插入另一个人的血管内。而采血浆的，通常把几个人的血放在一个容器里，把血浆分离以后再回输到每个人的血管。就是这种非法采血的方式导致了灾难。
二次探望
王老汉一家的遭遇时时牵动记者的心，时隔不久记者再一次去看望他们。此时的王开富显得更加消瘦。
王开富热情地要在饭馆里招待我们。镇上的人都已经知道他得了艾滋病，对他分外防备。饭馆老板端上菜后，立即远远闪开，并不时给我们递上警告的眼色。似乎是为了让我们放心，王始终没有动筷。付钱的时候，他坚持不让我们付，“你们不嫌弃我，肯和我说话、一起吃饭，已经不容易了”。
临别前，老人悄悄地拉着我们到一边，“你们别再来了，别人看到还是不好，对你们影响不好。”
又讯：受一家名为“红丝带”的民间AIDS关爱组织的帮助，4月7日，艾滋病患者王开富（化名）住进成都一家医院住院部内一科23号病床。同时自愿向当地媒体公布了他的真名———李孝清。躺在空旷的病房里，李孝清嘴里不停地叨念着亲人的名字。
医生来到病房换药，两个年轻的护士小姐有意无意之中好像不敢接近。
中午，儿子买来一碗稀粥和一瓶牛奶。但李孝清无论如何也难以喝下粥，只好用吸管吸了几口奶。
“我害怕啊，我就像在悬崖上，只抓住一根细细的稻草，一断裂就会身坠深渊……”
8日，王开富脸上密密匝匝的肉疱已开始焦烂变黑，甚至流出脓液和淡血水，腹部和腿部也开始出现点点疱疹，显示出艾滋病毒在变本加厉地吞噬着他。
他说，他周身灼热得难受，面部疱疹一阵阵钻心地剧痛，心里特别空。医生戴着口罩、手套走进病房，在他干瘦的左手上扎入针头。
作为全国第二位肯向媒体公开姓名的艾滋病患者，李孝清的勇气让许多人感慨。
“我现在已经这样了，别无所求，只希望能做一个活教材让人警醒，更希望能对教授们的研究有所帮助，我也算死得有价值了。”
征得他的同意，当地媒体以《死亡之旅死亡日记》连续两天图文并茂对他进行报道，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但目睹一个生命的消逝的确太残忍了，这组报道在两天之后被停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