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首之心——记任继愈先生

杨鸥     编写大书的老人     读一个老人就像读一本书，任继愈先生是一部博大精深的大书。     今年85岁、身为国家图书馆馆长的任继愈先生坐拥书城，和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现在依然在为书的建设添砖加瓦。说来有些令人不可思议，像任先生这样一位大学者，经过这么多年的积淀和思考，有许多学术上的心得和文章要做，比如他对学生谈到过的儒教论衡、群体认识论等等，都是他打算要写的，另外他主编的《中国佛教史》、《中国哲学发展史》已进展了一半左右，而他却把自己的写作和编著计划先放在一边，以年迈之身辛勤致力于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资料积累的工作。已经主编完成的106卷中国汉文佛教资料汇编《中华大藏经》用了10几年时间，倾注了他大量心血；还有一部皇皇7亿多字的古籍文献资料汇编《中华大典》，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跨世纪出版工程，任先生是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工作也已进行了10年。据他的学生、中国社科院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李申说，任先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了这项大典的编纂，有的人主编书只是挂个名，任先生却很认真，很多事都要自己负责、费心费力，不仅自己担任哲学典的主编，还亲自跑到史学家戴逸家，动员他担任分典主编。     对此任先生说得很朴实：“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文化资料的积累，我有一些优势，古的东西我熟悉，多做一些资料积累，后人用起来方便。”了解到任先生“先公后私”的人生哲学，就不难理解任先生为什么会这么做了。任先生说：“人不能光顾自己，人脱离动物界，靠群体社会生活，人的存在靠群体，也要给群体投入，个人对群体拿得少，投入多，社会才会进步。”任先生说话平易中透出深沉。他对儒、道、释都有很深入的研究，清楚地看到道教、佛教只注重为自己解脱、儒家忽视了个性的弱点，在博览古今百家、经历了世事沧桑之后，任先生才确立了自己的人生哲学。     难怪任先生的学生李申说：“任先生这代人对国家、对民族负责任的这股劲头，我自愧不如。”在李申那里我看到任先生今年3月26日写给正在编《科学与无神论》杂志的李申的一封信，信上附了一份材料，信中说：“请你们开会讨论一下这份宣传品，有针对性地编一篇文章批驳风水迷信的反科学思想。”任先生研究宗教但不信宗教，他原先任宗教学学会会长和无神论学会会长两职，宗教学学会是个热门，任先生把会长让给别人当；无神论学会是个冷门，任先生却一直不肯放弃。在伪气功盛行的时候，任先生与李申讨论要与伪气功作对，李申出于对任先生的安全考虑劝任先生别干，那时伪气功的势力很像黑社会，但任先生还是走上前去了，将无神论学会的活动开展起来。开始该会开年会时参加者不到20人，状况有些冷清，而且没有资金，差点被有关部门取消。但任先生咬牙坚持下来，无神论学会搜集了当时很猖獗的“法轮功”的材料，上报中央，为打击“法轮功”出谋划策。1996年社科院一位研究员写了一部宣扬真科学、批判伪科学的《有神论的新载体和新时代新宗教运动》调研报告，整理出版，当时无人为此书出版表态，任先生挺身而出，为此书写序，他表示：“捍卫科学、破除迷信，应是学人当然的义务。”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     “做学者要做一流的学者”是任先生的老师对他说的话，任先生也用它要求自己的学生。     任继愈先生的名字如今常常在媒体上出现，诸如认识和传播传统文化、保护民族文化遗产这一类活动，总有任先生的身影。任先生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文化和学识的象征。这位学界大家的智慧和阅历承载着源远流长的过去，也启示着今天和明天。     对于个人的成就，任先生认为机遇和大环境很重要，不能都算在个人的账上。     我问任先生：“当初您为什么选择学哲学？”任先生说：“我小时候喜欢刨根问底，别的学科只解决个别问题，哲学研究人生的根本问题，所以我对哲学感兴趣。”上小学时任先生考试分数虽然不是很好，但考完后总要想一想为什么没答对，对自己很有帮助。任先生的体会是搞哲学要敢于怀疑，不能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治学要注重第一手材料，懂了再发表意见，不能人云亦云。任先生不仅著书而且立说，他是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佛教的奠基人和开创者。他还创立了“儒教是宗教”学说，当时提出时无人支持，这一学说打破了“中国无宗教”这一流行观点，关系到中国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问题。现在这一观点渐渐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形成“儒教是宗教”学派。一家出版社正在编辑任先生的作品集，其中有他未发表过的系列关于宗教问题的讲稿。任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4卷本教科书，再版10几次，影响了不止一代学子。     现在学术界的急功近利之风使任先生感到忧虑，他认为，研究一个大的问题，三五年的时间不够，但一些年轻学者为了评职称等实际问题，急于写论文，累积字数，写出来的未必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     做人的学问     一个人小时候所受的影响往往受用一生。任先生谈到一个小学老师对他的做人影响很大，这位老师教他们做人要正直，不要奉迎，不讲违心的话，不显示自己，尊重别人。由此我联想起当初任先生和夫人冯钟芸即冯友兰先生的侄女谈亲的时候，冯友兰先生对任先生曾有“这个人怎么不会献殷勤”这样的评价。     我发现大凡大学者都不乏文学修养，任先生把文学修养看作人的素质的必要因素。他喜欢读文学作品，尤其喜欢杜甫的诗、鲁迅的作品，还有西方一些浪漫诗人的作品，李商隐的诗他虽然也欣赏其精美，但认为多写个人遭遇，不够大气。他还喜欢听西方古典音乐，却不很欣赏中国古典音乐，感到其中多为田园风味，缺乏气魄，是小农经济的产物。     任先生的学生从任先生那里体会到任先生对他们的爱护。第一次招研究生时任先生招了17个人，为的是让更多青年有求学机会。一位学生交给他一篇研究伊斯兰教的论文，任先生连夜看完，不仅写了批注意见，而且改正了标点。学生找他为自己的书写序，他一丝不苟，一定要先把书拿来看一遍，能写就写，不随便吹捧人。学生生活有困难，他拿出自己的稿费资助学生，很多学生都受过他的资助。     “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     我在国家图书馆办公室见到的任继愈先生一身的西服革履，走路步态敏捷，坐在沙发上腰板也挺得很直，显出谨严的风度和一股精气神。任先生的养生之道是“少考虑身体，顺其自然最好。”年轻时他喜欢运动，初中时喜欢打篮球，高中时喜欢打网球，大学时喜欢打乒乓球，他诙谐地说：“球越打越小”。他至今仍是“多读书，多睡觉，多用脑（指作学问）”，主张“药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视补”。他每天在早晨4、5时至8时之间读书、写作。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已经失明，左眼视力也只有0．1左右，难以想象读书、写作对于他是怎样艰难的一件事。我想任先生之所以这样老而弥健，在于他“忘其身而身存”吧。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1年04月25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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