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清高

童大焕

有两种极端的人生，要么不顾一切地疯狂掠夺，为了权力、欲望和金钱敢于践踏一切法律和道德；要么就是躲进小楼成一统，任尔东南西北风。后者常被称为文人的清高。     而文人真正的清高应该是一种清白和高洁，不随波逐流。无论怎样的世事变迁世潮风云，始终保持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清醒、良知、理性和人文操守，不管得意失意荣辱沉浮，始终保持知识分子起码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批判精神。文人清高，并不等于要放弃名利，更不是要放弃合法劳动创造的合法所得。贺雄飞先生说：“有一种清高是教授喝西北风孔乙己吃茴香豆，还有一种清高是清清白白拿高稿酬；有一种重利是惟利是图、出卖人格，还有一种重利是按质论价，按劳取酬。”鲁迅先生在北大当讲师时，月薪可以雇１００个保姆、买两千斤猪肉，林语堂一生工资、稿酬、版税等总收入相当于今天３５６０多万元人民币。我们都知道鲁迅曾理直气壮地向报刊杂志索要欠下的稿酬，今天的知识分子更是有了著作权法作保护自己权益的尚方宝剑。     在清高的旗帜下，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几乎从来都是拙于谋生的，这使他们在极大程度上丧失了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人格。知识分子首先在经济上取得独立，才能保持人格的独立，否则，他就只能被迫依附于他人，政治挂帅时依附于政治利益团体，经济挂帅时又直接依附于富人集团，随风摇摆，其所谓自由之思想、批判之精神自然要大打折扣甚至完全丧失。马克思曾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反映了在这个问题上深刻的洞察力。不该是你的，一分也不能要；应该是你的，一分也不能少——这是多好的清高啊。

《中国文化报》 200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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