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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内容摘录
        
    1937年版《毛泽东自传》书影。

        在第一章“一颗红星的幼年”中,在介绍完毛泽东的家境后,书中写道:“我七岁起,就在本村一个小学读书,一直到十三岁。每天清早和晚上,我在田里作工。白天就读四书。我的塾师管教甚严。他很严厉,时常责打学生。因此,我在十三岁时,便从校中逃出。逃出以后,我不敢回家,恐怕挨打,于是向城上方向走去,我以为那个城是在某处一个山谷里的。我漂流了三天之后,家里才找到我。这时我才知道,我的旅行不过绕来绕去地兜圈子而已,一共走的路程不过距离家里约八里。”“但,回家之后,出乎我的意料之外,情形反而好了一点。我这次的反抗行为的结果,给我的印象极深。这是我第一次胜利的‘罢工’。”

        第二章“在动乱中成长起来”中,毛泽东在叙述了自己与李立三的交往后说:“渐渐地我在我的四周建立了一群青年,这样造成了日后一个团体的核心,后来这个团体对于中国的革命运动和国事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一群严肃的青年,他们没有时间去讨论琐细的事情。他们所说的和所做的每一件事都得有一个宗旨。他们没有时间谈恋爱或‘罗曼史’,他们以为在国家如此危急,如此急迫需要知识的时候,是不能讨论女人或私事的。我对于女人本无兴趣。我的父母在我十六岁时就给我娶了一个二十岁的女人,不过我并没有和她一起住过———此后也未有过。我不以她为我的妻子,那时根本不去想她。”

        “北平在我看来非常浪费,我是向朋友借钱去北平的,所以一到就得找事。那时,从前师范学校的伦理教员杨怀中做教授。我就去求他帮我找事,他将我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长,这人就是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结果被张作霖处决。李大钊给我工作做,叫我做图书馆佐理员,薪俸是每月八块大洋。”

        “我的职位如此之低,以致人们都不屑与我来往。我的工作之一就是登记来馆读报的人名,不过这般人来大都不把我放在眼里。在这许多人名之中,我认得有几个是新文化运动著名的领袖,是我十分景仰的人。我很想和他们讨论关于政治和文化的事情,不过他们是极忙的人,没有时间来倾听一个南边口音的图书馆佐理员所讲的话。”

        “但是,我并不因此而丧气,我仍然参加哲学研究会和新闻学研究会,想藉此能听大学里的课程……在这里,我也遇到了杨开慧,而且发生恋爱,后来结了婚。”

        第三章“揭开红史的第一页”中,关于毛泽东如何开始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我在李大钊手下做图书馆佐理员时,已经很快地倾向马克思主义了,而陈独秀对于引导我的兴趣到这方面来,也大有帮助。我第二次赴沪时,曾和陈独秀讨论我所读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陈本人信仰的坚定不移,在这也许是我一生极重要的时期,给我以深刻的印象。”

        在全书的最后,是毛泽东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富有远见卓识的展望。“这次红军光荣的进军陕西,第一是因为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因为苏维埃人民基本的伟大的技巧、英勇、坚决和几乎是超人的忍耐力和革命的热忱。中国的共产党在以前、现在和将来将永远忠诚于马列主义,并对每一个机会主义者作斗争。这种决心解释了它的不可克服性和它的最后胜利的必然性。它的不可克服性的另一个理由,就是在革命干部中的人才的特别精干英勇和忠诚。许多、许多优秀的同志,许多献身于革命的人,都在一个宗旨下工作,造成了红军和苏维埃运动,而他们和那些未来的同志,将要领导革命到最后胜利。”

        “现在我们正努力在中国建立一个民族统一联合战线,邀请真心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来参加我们的民族解放的伟大事业。要想和日本帝国主义搏斗及拯救自己的国家,这种战线是必需的,同时在中国建立彻底民主的政府也是必需的。今后我的工作和目标,与党的红军的工作及目标相同,必须向这种成功做去。”

        该书附录中的《贺子珍小传》这样写道:

        “在外表看来,毛泽东夫人贺子珍女士简直是一个弱不禁风的少妇。其实,她的性格是非常活泼的。很少有人看见她穿长衣服,十年来总是穿着那一套红军制服,皮带上挂着手枪;她曾与中央政府的剿共军队过阵,在前线上运伤兵。到后方去,调护病人,组织女军,而且,在北上战役中曾受过伤,甚至几乎送了命。

        “红军从江西总退却时,她随军同行,直到陕境,步行二万五千里。她先后被炸伤二十几处,到现在,身上还找得到累累的创痕。她现在二十七岁,但反抗的火焰毫无消灭。在这八千英里的退却中,她受尽了人间的痛苦。受伤了以后,先叫人抬着走,以后换人背着,用骡马驮着,到最后人和马全没有了,便只好步行。而同时,在长征途中又产生了一个小孩,她真是受尽痛苦的人了。

        “在红军中大家都叫她‘女司令’。本为江西永新县云山人,是一个小地主的女儿,她父亲也曾当过一任县长。

        “她曾进过小学,她妹妹嫁给毛泽东的弟弟泽覃。泽覃为国军所杀,而她的妹妹也至今生死不明。

        “她由小学校出来后,就在本县参加妇女运动,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是年八月一日至二十日之南昌女共军抵抗国军一役,即由她领导。

        “她同毛泽东是在民国十七年结的婚。她在共军中曾先后担任政治教授、看护、妇女组织的领袖;而在战时,她又是军人——总之,随时随地,她全有工作。”


    《北京日报》 2001年5月0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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