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钱氏辞世给中国文化留下巨大空白和遗憾的同时，也给学界留下了“一束矛盾”，其大抵是关于逝后传世的几百万著述。矛盾之处大致有三：一是钱氏为何用文言文写作《管锥编》等著述；二是钱学作为当世“显学”，却随钱氏的辞世及身而斩，后继无人，使钱学对中国当代学术的影响，似大而小，似巨而微；三是当代学界对《管锥编》等钱氏著述及其文化地位持有不同意见，《管锥编》只是一堆古今中外材料的汇编，钱学作为一门学说缺少原创性，也没有形成系统，故而影响不大。这些都让学界猜测疑问，聚讼至今。

    偶读钱氏旧文及同道师友后辈学人回忆钱氏的文字，我发现对钱氏困扰学界的“一束矛盾”，钱氏与学友时有谈及，或者说钱氏对其百年之后学界关于其学术文章等的种种猜测、揣度，在逝前已表明自己的观点。关于钱氏为何执著于用文言写作《七缀集》、《管锥编》等著作，大多认为是钱氏有意为之。钱氏是极少自由驱动文言、白话进行双语写作的大师之一，其文言典雅粹丽，古意盎然，白话纯净如溪、明晓如镜，手挥目送、俯仰自得之间达到常人难以企及的妙致佳境。对于诸友对其在白话文盛行的时代用文言著述的疑问，钱氏曾有三次不尽相同的回答。一次是“这样可以减少毒素的传播”；第二次是“就此测验旧文体有多少弹性可以容纳新思想”；８０年代当余冠英先生再次就此问及，钱氏非常无奈道：“藏之名山，传之后人。”

    “减少毒素之说”，我想是大气候使然。《管锥编》的写作恰值十年浩劫如火如荼之时，前已有对其著述《宋诗选注》上纲上线的大规模批判，如欲保全自己无“文字狱”之灾，毋宁金盆洗手，不治笔墨。且已有“反动学术权威”“封建余孽”等紧箍咒和公开批斗等“革命行动”，性命系于毫发之间。钱氏此时用文言写作《管锥编》，其主要原因是欲“旧瓶装新酒”。钱氏是新文化运动的亲历者，其时恰逢“文”“白”之争正酣，以钱氏性格、对新文化运动会用自己的眼光审视判断。无论新瓶旧瓶，文言白话都是形式，是形而下之器、技、体，只要能承载其思想，任何种形式的容器均可。至于“藏之名山，传于后人”，我想是对其身后著作的一种企望。对现世环境和当世学人的失望也是其用文言写作的原因之一。

    关于钱学后继无人，及身而斩，当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客观上，钱氏主要从事文艺研究工作，与教书育人植桃树李断了姻缘。之后运动不断，下放干校劳动改造，一直未有可自由从事学术研究的环境。及至８０年代气候渐趋晴朗，却已臻古稀，除抓紧时间通读中西古典大册，专心撰写胸中万言外，已无暇自树桃李之事。并且，钱氏虽是待人宽厚的和蔼长者，但对学问之事却极严格，国内学人经过历次运动的载沉载浮，呈现青黄不接之貌，学界形成了古今中外两个断层，国内学人在知识储备的浅薄和心态上的旁逸，使其均不具备近道问业的资质，另一方面，钱氏之文出言玄远，感慨人生之语触目皆是，诗也多抒韭露悲凉之意，对人生悲观如此，对其身后身外之物的“钱学”的传承广大问题，自然“质本洁来还洁去”。

    学界有人认为钱氏著作是一些古今中外的高级材料汇编，“芜杂”“琐碎”“缺乏高度、深度”，焦点是钱氏终其一生没有形成体系，没有完整的理论大厦作学术支撑，甚至怀疑钱氏缺乏建构体系的能力，不能侧身“大师”行列。“大师必须开一代之风气，创立一种学术规范，必须对学科、对部门的知识积累有所贡献。”持此论者从学界传至文学界。钱氏在自己早年著作《旧文四篇》中阐述过这样的观点，许多严谨周全的理论体系都经历不起历史的推排消蚀，剩下来的有价值的东西往往只是一些片断的思想。钱学多年辛苦经营的初衷恰是与构建系统的理论大厦相佐，如果我们结合钱学的基本特点和基本精神及其成就，可以看出钱氏无意中已形成自己一个庞大的理论体系。

    钱学的基本观点，可以四字概括，曰博大精深。博大系指钱学所涉猎的学术领域，“融化百家自成一味，皆有来历而别具面目”，是“化书卷见闻作吾性灵，与古今中外为无町畦”。与内容的博大互为影从，做到博采而能会通，力索而能悟人。钱学的学术要义，是追求“笔补造化天无功”，以臻得意忘言、庄周梦蝶之中国艺术借体复活的最高境界。钱氏反对架空臆说、刻舟求剑似的理论，尤反对以构造体系为追求目标，认为有创见的象牙微雕比只究昭号的“米汤大全”更具艺术之精神。所以钱氏具体的出发点是立足于古今中外作家的具体作品，以“考信人事”“观人情而徽人心”，着重剖析其诗心、文心，对古今中外先贤昔者的作品“隐于针锋粟粒，放而成山河大地”，于末处见艺术真精神。钱氏对中国传统典籍和文化思想通观周览，把著术有机连缀为一体。《管锥编》从先秦纵论至唐，《谈艺录》从唐至清，《宋诗选注》则衔接二书，旨在沟通古今中西，打通各人文学科间的藩篱，使古今中外及各人文学科之间交相生发唱和交融。

    文化是一个互动共振、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但随着人类社会分工的细化，形而上的文化也此界彼界骑驿阻隔，被人为的条块分割，诸学科都如井蛙观天、群盲评古。钱氏巨著《管锥编》序言中开宗明义“南学北学，道术未裂，东海北海，心理倏同”，已表其学术义旨。他以博大和精深之体，全面地梳理、评判整个人类文化，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他追求的是超越一时一地一个时代的学术，而非偏于一隅、执于一端的某个体系。且论体系，有谁敢言其人类文明的一体化的宏大气势和汲古修绠的探究，没有形成一个系统的大场。韦编三绝，常读常新。今捧读钱氏之文，有一种“龙文鞭影”的效应，至于体系早已不在钱氏目下矣。

《中国文化报》 2001年5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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