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近年我们的文学评论常常犯内斜视——俗称“对眼儿”——之病，喜欢聚焦。先发现一个谈资或制造一个话题，然后没完没了地添水续柴。写作现象一旦入史，参与的批评家也就留下了姓名——批评像蚂蚁一样围着热锅转，已构成90年代以来文坛的一个痼疾，一时间，为制造话题而生事，为加大声高而酷评便风行文界。可怕的是，具体的青年写作实践的丰富性常常被不负责任的批评轻易地忽视。

    评论的盲区何其多。热点越集中，盲区也便越扩张，两者互显，一闹一寂间，文学评论在以个人兴趣为借口时不时举办的话语狂欢节上，失态与失语、“个性化”与“无特操”就成了一回事，谁会相信扎堆儿成一团的失职者呢？

    具体的实例就明摆在我们眼前，先拣出几个来看看。

    “文化散文”之外的青年散文

    90年代以来，从评论界传导的信息上看，散文的成绩几乎完全属于“兼营”者。“学者散文”、“文化大散文”这样的命名亮度极高，散文在这样的前缀压迫下，只能以炫弄学识、显耀情怀、强化气势、倾重立场的外在架势博得浅薄的读者的羡慕、叫好甚至崇拜；几个“知识愤青”的随笔则在此之上将浮躁凌厉的文风更加坚硬化，由阅读经验而来的资料被他们煎炒烹炸一番，仿佛就带上了若干人文精神的烟火气，在个性、责任的口号下任性、放纵地奢谈真理。以严肃的面孔矫情，以孤独的名义狂欢，把常情当作思想痛说，把常理当作天理标榜，把常性当作精神演绎，把常人当作圣灵自况。散文当然是性情和趣味自在的文学样式，但正是这种性情外露、趣味直白、用所谓学问的边角料拼凑的文字竟然屡屡被评论者津津乐道，只能证明评论家好像对话语的蛮性更感兴趣，而对细心体察周边世界的隐在秩序和日常习见事物之下的生活奥秘的发现视而不见，他们更注重批判式的发现，绝少体味式的观察，粗放经营的惯性使思维的神经越来越麻木，于是像杜丽这样的“小小的知情者”、王小妮这样的“手执一枝黄花”者、周晓枫这样的注意到“虚线断开的部分”的人、马莉这样的持“怀念的立场”的人等等肯定游离于热眼聚焦的散文主场之外，殊不知，那个热闹非凡的主场里究竟有没有散文尚是一个悬案，而场外则确实存在艺术意义上的文学散文。

    “新生代写作”名目遮蔽下的青年小说

    “新生代”这一名号，在90年代上半期是笼统的指称，它泛指带有创新意味的青年写作，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甚至评论，到了90年代末期，伴随着“断裂”行为的极端展示，“新生代”事实上已经成了几个人主要以小说写作为摆设的狭小走廊（故有评论称之为“新生带”）。也就是说，如今的“新生代”已被“断裂带”所取代，它原有的宽度和容量已经消失。如果说原来的“新生代”像一个大蜘蛛网，那么后来的“新生代”更像织好了网线后居于核心位置的蜘蛛，这个蜘蛛是小说家兼任理论评论家。在蜘蛛不证自明的批评视域里，除了自织的网线上的写作外，其他的写作均可能被划归于“平庸”秩序之伍。

    以往的文学史现象告诉我们，理论批评话语常常汇聚成话题并势成一种惯性的裹挟力量，这种“突出”功能，一方面强调了集体性关注的作用，为有可能作为“事件”入史做准备，而另一方面则灾难性地汩没了繁复驳杂丰富可感的具体的写作真相。然而，在日益扩大的评论盲区内，有着强劲的艺术能力的青年写作依然以令人称道的佳作更加鲜活地证明着自身的存在。他们对基本的审美理想的坚执和对现实精神的艺术拓展，是我们不能轻易回避的。仅从青年小说的写作范畴上看，比如毕飞宇、李洱、鬼子、东西、叶弥、李大卫、西、张生等一度被称为“新生代”作家，从技法到内蕴，从细心到耐心，从语言的质感到想象的质地，都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今日中国文学的新进展。更有一批“新生代”之后崛起的更年轻的实力派作家，给青年写作带来了新锐气象和丰沛的可能性。这样的写作事实，基本上处于批评的热锅之外，尚未被“沸点”烫伤，这样说来，评论盲区的存在，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一哄而上的群体性的介入总会有损于健康的生态，就如水丰草美的莽原，一经过度放牧，后果则是可以想见的沙化。

    “笔战”狼烟中的青年诗歌

    诗歌界一直是少有静态的文学特区，70年代朦胧诗的独领风骚、80年代中期的现代诗大展、90年代后期的年鉴之争，总是在激烈的笔战中显出诗人与诗歌的敏锐好动。评论对诗歌的兴趣也主要表现在论争方面。驳论性，是诗评最显著的特色，到了近些年，随着诗歌发表园地的萎缩，诗界的信息似乎全依托“事件”而传播，立宗分派式的交手较劲，使诗歌写作呈现出夸张的繁荣幻境。遗憾的是，驳论性的诗评的核心内容，仅仅是在争夺诗人的地位、诗派的代表性而已，本来没有多少利益的诗坛，愈来愈像一个名利场，粗暴的判断、野蛮的语气、扭曲的表情、分裂的神经将青年诗歌的外表打扮得像个舞台上的小丑，即便有若干平心静气的诗评文章存在，也可能惹来好战分子的讥讽和嘲弄。

    而青年诗歌写作文本自身的状况则陷入了深湖，人们只愿观看表面的风浪和在风口浪尖划水翻船的水手们的表演。“知识分子写作”与“民间写作”像两张青年诗人入场券，准入者似乎并不是为写作而来，而更像火线应征的战士。遥想当年的“朦胧诗”、“第三代诗”，空泛的命名之下仍有耳熟能详的诗作垫底，而今天的诗坛，除了多少望几眼那两个拳击队的队旗，你还能记住点什么？

    评论盲区的存在与文坛市场占有份额的利益驱动关系甚大。批评扎堆儿几乎等于媒体炒作，批评家常常抱怨媒体批评的干扰，但媒体批评对批评家的诱惑力与市场对买卖者的吸纳力在原理上是相通的。命名效应就等于品牌效应，为了“维权”便千方百计地筹划，为效果的单一性服务，而不是为文学的整体性考虑。自认为有一定话语权力的评论家，往往热衷于私设小文坛，在想象中建立了一个私营公司，自己担任这个公司的老板，排一排座次，称一称分量，设一设多少强，搞一搞梦之队，便是老板的公干，一副组织领导者的架势，在一套企宣说辞中重重地加上“责任感”、“良知”等字样，以博得天真的信誉并激励自己的自大空想。事实也证明劳而有获，只是重复折腾几遍，此种品牌也就无信誉可言了。

《北京日报》 2001年5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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