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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风雨洗礼，北方明珠生辉”———这是江泽民总书记在大连建市百年时的题词。今日的大连，已被绿化、美化、净化成一座让世人为之赞叹的花园城市，并被授予国家级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等称号，还被联合国授予人居奖，被评为亚太地区环境整治的模范城市。大连是如何从一个重化工城市迅速转变为一个国内外知名的花园城市的？记者带着这个问题采访了辽宁省省长、原大连市长薄熙来同志。

    记者：据我了解，把城市作为国有资产来整体经营，是您第一个提出的课题，而且率先进行了长达8年的实践，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不少同志，特别是城市管理者都对这个问题感兴趣，想请您谈一谈这方面的情况。

    薄熙来：关于城市的建设与发展，很多兄弟市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很值得大连学习。这些年，我到过一些城市，每次去都有新鲜感，都很受启发，不仅看到上海、深圳、厦门、宁波、青岛这些沿海城市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感受到内地都市日新月异的发展。成都府南河的治理、太原的汾河治理、西安高新园区的建设、长沙的五一路和世界之窗、济南的泉城广场也都是城市发展的精彩之笔。由于有改革开放的大环境，特别是党中央、国务院特别重视城市的环境建设，所以，这些中国城市的面貌都在发生历史性的变化。大连在城建方面还处在实践和探索的过程中，我们希望能更多地向兄弟城市学习，以更多地汲取经验。

    城市是重要的资产

    记者：大家都在变，但据我观察，大连变得更快、更好，每年都在出新，您始终把城市作为重要的国有资产来经营，当初您是怎么想的？

    薄熙来：做市长的，总希望自己的城市发达，能够在经济上宽裕一些，但首先遇到的难题往往是缺钱。那么钱从哪儿来？自然就想到办工厂，20年前也有一句话，叫作“无工不富”嘛！在人脑子里，一提起国有资产，也首先想到国有企业，并往往把国资和国企等同起来。为了发展经济，过去很多城市都是一个路子，即争项目，找贷款，办工厂，通过兴办企业，出产品，上产值，拿利润，增税收，这样政府就有钱了。因此，不少同志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是热心于企业的事，如何把企业做大、做多，就成了市长们的心事，因为这样才能有钱，提高GDP，从而提升城市的地位。但事实上，由于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各地重复建设项目众多，由政府新办的工业项目，往往面临诸多风险，搞不好，辛辛苦苦办起来的企业，不仅不能挣钱，还要背上债务包袱，赔进去的更多，然后不得不再拿财政的钱即纳税人的钱去堵窟窿，就会造成恶性循环。

    那么发展城市急需的钱从何而来呢？我想，国企是国有资产，城市本身也是国有资产。政府挣钱，不仅可以通过征收企业的税收，也可以通过经营城市使财政增收。企业可以由董事长和总经理来管，市长管多了就政企不分了；而城市只能由市长来管，如果市长的兴趣不在城市而只在企业，这个城市就会因疏于管理而荒废；而脏乱差的城市，以经济眼光来看，就意味着悄悄地贬值，也就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市长不管企业，还有董事长和总经理；市长如果不管城市，城市就无人去管。所谓市长，首先是一市之长，他的第一责任无疑是抓好城市本身。市长需要懂得什么是自己最重要的资产。城市管理者如果把自己等同于企业家，实际上只不过多管了几个企业，而丢掉了经营城市，并使城市整体增值这个重要的经济机会。市长对企业要关心，但又要政企分开，不能越俎代庖，应该放手让企业家去做，市长首先应集中精力把城市本身的事情做好，把市民安顿好，把软硬环境搞好，城市才能走上良性发展之路。

    城市本身不仅值钱，还能通过经营城市来挣钱

    记者：基础设施的建设，环境的改善都需要资金，这都是钱堆起来的。这些年，你们到处修桥、筑路、建广场、搞绿地，搞了那么多工程和设施，不仅财政没背债，钱还越滚越多，是怎么做的？是不是把企业的钱也用来搞城建了？

    薄熙来：城市本身是国有资产，是值钱的，而且可以通过经营城市这份国有资产来挣钱。城市不仅值钱，还可以增值，而且这个过程并不是遥遥无期的事情。大连1992年全市的可支配财力是21亿元，其中可用于生产建设的资金只有8000多万，到1999年，大连可支配财力已发展到90亿元，可用于建设的资金近40％。如果以1992年的财政收入为基数，1993至1999年的7年间，我市就多挣多花了268个亿，新增的资金主要是靠经营城市得来的。举一个例子，大连市区有200多万人，而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其中100万人住进了新房，有45万人自己没有花钱，完全靠政府运作乔迁新居，住房面积还平均增加了40％。这45万人的房子，投资成本就是120多亿元，如果以90年代初期我市的财力来比量，是根本不可能的，只是因为近年来大连城市整体增值了，才有可能组织开发公司来盖房，政府把土地效益让利给百姓去盖房，开发公司也少赚点，好事就做成了。再举个例子，大连在过去的七八年间，将市区内90多家污染严重的企业迁走，少数销号，多数搬到郊区重建，实现了再生，而搬迁企业的建筑费、设备费、运输费、补发职工的工资、劳保、医疗费，以及分流部分职工的安置费，从何而来？大家知道，凡是搬迁的企业，一般都是很困难的企业，厂房、设备已值不了几个钱，但由于大连整体增值，老厂屁股底下的那块地值钱了，所以，90多家老厂的搬迁改造就成为可能。据统计测算，大连的土地价格，1999年比1994年增长了5倍，而大连市建成区160多平方公里，土地整体增值的效益是显而易见的。据统计，大连市区拥有实物资产也由1992年的760亿元增长到1999年的2600多亿元。所以，投资于环境建设是有账算的，城市增值的潜力是巨大的，经营城市可以带来丰厚的回报。

    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

    记者：你的几个例子很让人信服，城市的确是重要的国有资产，而且是可以经营的，可以增值的，但具体如何经营城市，如何把城市这份国有资产做活，是靠什么力量和办法来启动这个经济过程的？

    薄熙来：我的体会是：一靠良好的环境，二靠吸引外资。环境加外资，就能发生化合反应，城市就能增值。所谓良好的环境，在我的脑子里，包括良好的基础设施，完善的城市功能，以及优美的自然环境，也就是说，要有比较完善的道路、机场、商场、酒店、写字楼、展览馆、医院、学校、文化和体育设施等，又要有鲜花、绿地和广场，以及比较完善的开放政策和法规。这种环境条件，是吸引内外资金的前提。而外来资金涌入，城市自然就增值，环境优势就转化为经济优势。城市本身的整体增值，会使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所有企业、单位和个人都可以受益。而城市增值的过程，需要有一个大背景，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大政策和中国安定团结的大局面，没有这个大政策和大局面，任何一个城市想孤立地增值是不可能的。

    土地和资金的管理至关重要

    记者：的确如此，但据我观察，为什么也有相当一些城市，虽然地价高了，也出让了不少土地，政府却没有拿到足够的资金来有效地改造城市，并解决居民的住房呢？

    薄熙来：这有一个土地和资金管理的问题。任何一个城市的土地资源都是有限的，改造城市的历史机遇更是珍贵的。一般来说，房子盖起来，总要用七八十年，再差的也要用三四十年，一个城市大规模地拆旧建新，恐怕三四十年才有一个轮回。我们这些人，欣逢改革开放的盛世，就应该把握机遇，在拆旧的同时，赋予城市一个完美的新貌。如果随随便便把土地都批租出去，建起一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后边的人想干也难了。这些年，大连采取了限量批租土地的办法，比1992年前平均减少了50％，而收取的土地出让金又高度集中，全部用于城市基础设施和环境的建设，用于土地的再生和增值。同时，在路桥建设和沟河治理等方面，又精打细算，公开招标，取消一切中间环节，实现了低成本、高质量的建设。比如市内的定向立交桥，过去1平方米的综合造价在5000元左右，现在压到2000元；1994年大修城市道路的造价，1平方米为95元，而去年降到了45元，质量还更好了；1995年，大连修双向四排道的高速公路，1公里平均造价6000万元，而1998年则降到了1500万元。这说明，土地和资金的管理非常重要，潜力也很大。经营城市，既需要广开思路挣钱，也需要精打细算省钱。要防止地价的流失，也要防止资金的流失，如果手松一松，把钱拿去买好车，盖办公楼，搞吃喝玩乐那就完了，坐吃山空。我是山西人，相信只有把钱抠得很紧，才能见到效果。

    不是有钱就能堆出一个美好的环境

    记者：优美的环境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但优美的环境又是怎样发展起来的？我知道，大连和南方一些城市不同，有北方的严寒，又是重化工为主的城市，有百万国企职工，她是怎么变成一个花园城市的？我看到一些城市也花了不少钱，但为什么没有得到很好的效果呢？

    薄熙来：大连也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们也有教训。前几年，旅顺口的建设我就没看住，建了不少不该建的住宅楼，留下很大的遗憾。要做好、做美一个城市，最重要的是总体规划和精品意识，并不是有钱就能堆出一个美好的环境。有些时候，钱越多，盖的楼越高、越密，可能城市越丑。对改造城市的人来说，可怕的不是过去那些破破烂烂的棚户区，而是新建起来的像火柴盒、麻将牌一样的五层楼、六层楼，留着难受，拆了可惜。城市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欧洲人把他们的古城、古建筑都视为珍宝，文艺复兴时期那些大师的作品，也多体现在一座座建筑的设计、墙雕和绘画上。搞好城市需要有点艺术眼光和品位。城市建设的特点是，抹上一笔，就很难拿掉，几十年就是它了，搞个丑兮兮的建筑，能窝囊你一辈子，给后人都添麻烦。我们不仅要给城市以使用价值，而且要赋予她艺术气息，而且越往后，经济条件越好，人们对精神和艺术的追求就越强烈。在我们今天对城市进行脱胎换骨大改造的过程中，应该有更长远的眼光，更好的艺术感觉，把未来城市的骨架做好。

    不求最大，但求最好

    记者：我赞成您的看法，城市的总体规划是十分重要的，而在大连做城市总体规划的时候，你的指导思想又是什么呢？

    薄熙来：简单说，“不求最大，但求最好。”在我刚做市长的时候，当时不少城市都有一个大发展的愿望，把自己定位于国际性的大都市。但一个城市的发展，是受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的，不是自己想发展到什么程度就一定能实现。事实上，一个特别大的城市，并不一定是特别有魅力、有吸引力的城市。《红楼梦》里讲，“家大有家大的难处”，特别大的城市管理起来非常困难，市民活动也不方便。人的精力和行政机关的能力都是有限的，管得太宽、面太大，就容易粗放。人胖了要减肥，城市大了就负担重。一些世界名城，如悉尼、温哥华、亚特兰大、巴塞罗那，市民喜欢，游客向往，虽然不大，但有名、有钱，还很能赚钱。一个城市不怕不大，就怕平庸。大连是个年轻的城市，只有100年的历史，又是个滨海城市，应该表现出蓬勃的朝气，不仅用足球和时装，还要用鲜花、绿地、广场、喷泉来表现城市的朝气。与那些特大的都市相比，大连只是个小弟弟，但我们可以做个干净、漂亮的小弟弟，人见人爱的小弟弟，这就足够了。“不求最大，但求最好”是我们建设城市的理念，在大连家喻户晓。大连虽然不很大，但可以成为一个空气清洁的城市，适合人居的城市，企业挣钱的城市，温馨友爱的城市，交通便捷而且不塞车的城市。1995年我们曾提出，要限制城市的建设规模，提高建筑水准；限制人口规模，提高人口素质；重在质的提高，而不是量的扩张。如果盲目求大，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就越来越麻烦。

    一个城市能不能健康、快速地发展，大思路非常重要。如果大决策比较正确，城市发展就会越来越顺；而领导者指导思想的偏差，将带来城市的悲剧。一个城市要走上低风险、高效益的道路，必须研究清楚城市自身的特点，从而对城市有一个科学、合理的定位和规划。大连是临海的港口城市，是东北、辽宁的窗口，又是丘陵起伏的山城和严重缺水的城市，如果不把临港的产业以及相配套的商贸、金融、旅游、会展等产业做大，就会辜负老天爷对我们的恩赐；反之，盲目发展占地大、耗水大的产业，也会受到自然的惩罚。

    《人民日报》 (2001年05月14日第五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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