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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怒,我断送了青春年华——“女强人”的狱中自白
        

      王勉,某大学法律系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某司法机关工作,1989年辞职下海,1991年到国外经商,业绩颇丰。1993年帮朋友家人办理出国。1997年商海之路正顺的时候,因盗窃朋友信用卡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那么,几年狱中生活,她如何经历了一个由事业成功、受人尊敬的成功女士,到接受教育改造的阶下囚的巨大落差?她该有怎样的感受、思考和觉悟?她对生活有了怎样的理解?反省自己,她会给世人怎样的启示和提醒?本报记者采访了她。

        采访王勉,是在“十一”将临的一个午后。走进监狱,正赶上监狱文艺队在排练舞蹈,负责接待的民警对记者说:你采访王勉吧?她很不错。于是,匆匆几分钟,记者向她询问“节日会怎么过?”她对记者说,她们有一些各级组织的娱乐活动,她是监狱文艺队员,演出比较多。演出结束后也休假。

        那天王勉给记者留下的印象是:很乐观。那次的谈话几乎没有涉及案情,只是在谈话刚开始的时候记者问她是因为什么到了这里,她笑着对记者说是盗窃罪。这一回答很是让记者吃惊不小。因为,凭着多年采访的经验,记者以为她应该是职务侵占或贪污受贿等财产型犯罪,怎么会是盗窃呢?采访要结束的时候,记者问她:你偷了人家的东西么?她摇摇头又笑笑,说:“是。因为这个我被判了有期徒刑12年。”接着她告诉记者,她盗窃,是拿了她大学时最要好的一位女同学的信用卡,消费了5000美元。事情的前因是她帮助这位女同学的表哥表嫂办出国时,为其垫付了8000美元,可这位女同学几年不还。有一次,她们都回了北京,为此事约好一起吃饭,结果吃饭的时候两人谈崩了,王勉气冲冲地拿起钱包去结了帐。回来的时候她发现女同学去洗手间了,内有钱包的手包就放在餐桌上。于是她拿起来打开,看到钱包里有数张信用卡。“你有钱故意不还”,盛怒之下她拿了一张能在北京消费的卡,之后开车疯狂去商场购物。消费完之后打电话告诉这个同学,说:“你的信用卡在我这儿,我花了5000块,剩下的3000块我也不要你还了。信用卡我随后寄给你,你如果接受不了就来找我。”结果,这位女同学没有找她却到公安局报了案,而且拒绝向公安局提供王勉打电话告诉她拿了信用卡的细节。

        王勉说,她们两个人的友情几乎可以做到财物不分家。一块上街的时候经常是一个人拿着另一个人的钱包去帮对方付帐。

        有关人员告诉记者,王勉所犯的罪在法律上没有任何争议。她自己也完全认罪服判。

        10月1日,正赶上是中秋节,记者再次来到女子监狱,亲身体验女犯们如何过节。当时监狱安排了几十名女犯与亲人团聚,并一起吃团圆饭。记者见到王勉,她正在为团聚的罪犯端上热腾腾的饭菜。记者问她:你今天不团聚吗?王勉看看站在旁边的管教,轻声说:我家人都不在北京。记者问管教:“她什么时候能有空,想跟她聊聊。”管教笑笑,满脸歉意,说:“等会吧,她现在正忙。”随后记者便离开王勉所在的分监区,到别的地方去采访。采访女犯过节的稿子如期发表。但王勉的事在记者脑子里却挥之不去。可以说,在记者十数年政法新闻采访的经历中,一念之差、盛怒之下犯罪的情况屡见不鲜,但像王勉这样简单明了没有争议的案件也不多见:因为“一怒”断送了自己青春的年华。她入狱前的生活状态令多少人羡慕不已:手持某国绿卡,腰缠万贯,生意红火,前程似锦。她还是一名获得执业资格的律师。

        那么,几年狱中生活,她如何经历了一个由令人尊敬的成功女士到接受教育改造的阶下囚的巨大落差?她该有怎样的感受、思考和觉悟?她对生活有了怎样的理解?反省自己,她会给世人怎样的启示和提醒?

        带着这些问题,10月19日,记者再次来到女子监狱,专程采访王勉。

        这次王勉还是在排练,说是要参加北京市监狱管理局组织的金秋文艺汇演。经管教队长允许,她和记者来到监舍内的一间大的空房子,搬了桌子和凳子。王勉和记者面对面坐下。

        记:你对自己现在的状态感觉如何?

        王:我本身做这件事是违法的,法律如何制裁,我都无话可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我没办法回头,只能是无条件接受。

        记:在狱中这几年,是怎样度过的?

        王:好多人都把这里想象的挺可怕,其实情况并非如此。监狱允许家属参观我们的监舍,我父亲来了,后来父亲对我说:还以为你们睡在草垫子上呢。原来你们的监舍那么干净。除了不能回家以外,我感觉这里像在学校和军营。可以说,我们的生活相对非常简单,几乎是无忧无虑的。每天干完自己该干的事,然后就睡觉,读点自己想读的书,不需要想很多事。唯一要想的事是如何更好的接受改造,争取最大限度的加分减刑,早点出去。

        记:跟各种罪犯生活在一起,你一点也不感到恐惧?罪犯之间是否会产生矛盾?

        王:在我们这里,大家都觉得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每个人都是有污点的,不少人都是一次犯罪,像我一样。平时大家朝夕相处,每天在一起,就像一个大家庭,尽管彼此也会产生一些小的磨擦,但这都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正常的矛盾冲突,与外边比没有什么特别的。

        记:你入狱前后的生活反差应该说是相当大的,失去从前优越的生活,你是不是觉得你的代价太大了?

        王:我认为,服刑也是一种生活,就生活质量的本质而言,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人的一种精神。在任何环境下,我觉得人的精神不能衰退,要保持愉快的心情。在狱中,精神状态是完全靠自己来把握的,只要你拥有坚定的信念,这段生活也是一种难得的经历。

        记:你是学法律的,应该知道这件事情的后果,那你为什么当时就那么做了。

        王:这可能是我做人的一种失败。就这件事情本身,我很清楚它的后果,但是我想,钱是我的,索要的方式是违法的,但从事情的起因和原由还有我们两人之间的关系来说,我不相信她会到公安局告我。这可能也是一种潜在的侥幸,当时我没有想那么多。

        记:很想知道你当时拿女友钱包的那一刹那的感觉。

        王:我翻开她手包的一刹那,我心里只是在想:我看你是不是真的没钱。一看到她那么多张信用卡,我真是气坏了,这不明明欺负我嘛。所以我当时没犹豫,找一张在北京能用的信用卡就拿走了。

        记者:自从发生这件事以后到现在,她有没有来过、或者以其它的方式向你表示过对你的关心?或者间接地了解一下你在狱中的状态。

        王勉:没有,从来没有。从那天我买完了东西给她打完电话之后,任何消息都没有了。我们两个从那天开始就完全隔断了。

        记:那她也没有对你表示歉疚?

        王:没有。就是很早的时候,我到监狱后第一次接见时我先生问过我一次,他说在街上刚好碰到了她,聊起我来,我先生说过几天来看我,问她有什么事。她对我先生说“你就去问她吧,问问她现在有什么想法。”我对我先生说“要是见到她就转告她,我一定要好好的,我肯定会活着出去。”

        记:有今天的结局,你认为怪谁?

        王:就这件事情的结果来说,是我自己的原因。但是从情理来说我还是难以接受。我至今也想不明白的,她怎么就能狠下心来这么做。

        记:听说你是一个个性比较强的人,本身朋友不是很多,她应该算是你的好朋友之一吧。

        王:对。我的好朋友就两三个,我自认为她是其中之一。

        记:好到什么程度?

        王: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到新加坡她的婆婆家待产。因为她从来没有跟婆婆接触过,到那儿去她不是很习惯,一个人在那儿她觉得太闷了,我就从美国专门飞到新加坡,在那整整陪她三个月,每天照顾她。我当时把所有工作都放在一边了。5、6、7三个月,也是新加坡最热的时候,她生了孩子,家人怕她着凉,不开空调,我和她住在一起,就那样忍受了三个月的高温。

        记:你俩彼此的信任程度怎样?

        王:相互信任的程度相当高。我们一起上街买东西,比如她买了一件衣服之后,还要挑另外一件,就把钱包扔给我,经常是我拿着她的钱包或者是她拿着我的钱包去替对方付款。她也经常把东西包括钱包放在我那儿,我也不管什么东西任她放着,等她哪天有空,打个电话然后过来拿。我们的关系好得其实就像家里人一样。

        记:这么长时间了,你是否反过来想过:她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做?她嫉妒你吗?

        王:我觉得主要问题就在这儿。因为在这之前也有一点信息,就是偶尔跟她聊,有一次她就问我,她说我觉得你来美国时间并不很长,可是你发展挺快的。她当时话说得非常直白,她说没有想到这么快你赚了那么多钱,会做得这么好。能不能也给她一些机会。我当时也想拉她一起做。所以,有时候在国内的时候,她常常表现出那种挺不掩饰的羡慕。

        记:你恨她么?你想没想过以后找她算帐?

        王:对她,说句心里话,我很少想起来,只是有时候偶尔有人问起来我会提到她。我想我将来出去以后我应该去找找她。两人一块坐下来,交流一下,到底是我无法面对她还是她无法面对我。当然,也可能那时候的我,虽然我出去了也是自由人,但跟一般人比起来,狱中的这段经历也是一个污点,因为这段经历,是没法解释的。

        记:她跟你们家人联系过吗?

        王:此事以后我们家没有任何人跟她联系。只有我先生跟她有过联系。在没有结案的时候,当时我在看守所,我先生经常跟她联系,但是她全都拒绝。她肯定知道我们家人找她是想办法解决这件事,向她求情。

        记:她会不会是一时冲动。因为毕竟你们是那么好的朋友,她赌气故意治你呢?

        王:既然她这么做了,我想她应该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也可能当时是一时冲动、气愤,但已经5年了,这么长时间了她没有任何表示,而且当时她应该知道这件事对我的影响。

        记:你了解她吗?

        王:我觉得我们之间的交往一直停留在浅层上,虽然相互很亲密,但彼此之间并不是很了解。有时候我也在想,我可能在与人的交往方面很失败。我有时候想,人是不是需要交所谓的知心朋友?知心朋友,应该是怎样的一种概念?我是不是还要交这样朋友。

        记:什么时候开始这样想的?

        王:进了监狱之后。我想,人的这一生,到底要交怎样的朋友?或者说,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人是否要交朋友?朋友究竟应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记:你做了很长时间的生意,而且你做得也算是比较成功,你适合做生意吗?

        王:我父亲的一个做生意的朋友对我说:“你很不适合做生意。因为你不够狠。你也不会说不,你拉不下脸来。到现在,我都知道我这个弱点。有时候朋友求到我,也可能当时我很忙,也很为难,但是,最后我还是牺牲了我自己。我真的不会说不的。所以我觉得我不适合在外边闯荡做生意,可是我又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这么多年,我依然没有改掉。

        记:这件事情对你的生命影响是不是太大了?

        王:当然。这件事,使我的生活面目全非。对我的家庭、我的家人影响太大了,他们几乎无法接受这件事。我一生中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监狱。

        记:监狱生活是不是让你改变了人生的好多信念,或者说原则?

        王:我做事的原则不会改变。当然可能会遇到环境迫使我去改变,可能我比过去会做人了,因为我明白了,有时候人的真实似乎应该有所保留。

        ■文/本报记者 刘晓玲 通讯员 许秀昌

        (文中王勉非罪犯真名)

        本版由北京市监狱管理局协办


    《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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