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学者认为明星个性“出格”的底线是不能触犯法律和违背公众道德

    本报记者袁祖君报道　歌星、影星、球星——在星光灿烂的今天，我们周围有太多的“星”，他们成了不少人的偶像。但明星们也并非灿烂，他们出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打架、偷漏税，甚至吸毒。就“问题偶像”将给我们带来什么、为何“问题明星”层出不穷、社会如何防疫等，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李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主任洪大用。

    ■“问题偶像”将影响一代人

    问：近期一些明星出了种种问题，而后又堂而皇之地复出。他们对社会的示范作用是什么？

    答：可以说，任何公众人物都会对社会、公众的行为规范，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与示范作用，只是因人而异。好的偶像会产生好的影响，如果这些人本身素质很高，那是件好事，如鲁迅，几乎是影响、激励着每一代人。

    但当明星出了问题，比如打架斗殴、偷漏税、吸毒等种种不良问题，则会对一些人的行为规范起到引导作用，尤其是肯定会对年轻人、追星族产生不好的影响，即，将影响到我们的一代人。

    ■问题环境塑造“问题偶像”

    问：为什么现在“问题偶像”、“问题明星”层出不穷，他们反映了什么？

    答：明星所表现出来的在个人生活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是明星文化的一个部分，原来就有。而现在层出不穷反映出，原来演艺圈掩盖的事情正被逐渐暴露出来。

    “问题明星”也出自目前不成熟的市场环境。在中国所谓的明星现象其实很短，只不过十几年的时间，此前多是由官方来宣传的一种偶像，很少由市场或社会活动自身中产生偶像。其实，明星本身也需要一个培育的过程——竞争过程。人的素质大体上都有一个综合性，如奥运会冠军，虽然表面只是一个赛跑冠军，但实际上，他的素质还是有综合性的。即所谓的全息理论，如果没有忍耐力、没有意志力、没有心理控制力，没有一些基本素质的话，他不可能去与很多人竞争成为冠军。

    当然，其中也有人是故意以此来标新立异，这似乎是流行文化的一条歧路。

    问：“问题偶像”的走红趋势与大众心理之间的关系，为什么“问题”会成为卖点与票房？

    答：这似乎与新一代青年人的反叛心理有关。有别于大多“成年人”因倾心于某人艺术上的高水平而喜欢这位明星。在反叛传统的心理下，他们可能更喜欢“星”们的标新立异，并以这种“另类”服饰（当然这不都是所说的“问题”）、语言及行为，标榜自己，以此来为自己贴上有异于另一代的标签。“问题偶像”在这儿就有了人缘。

    ■社会应制约明星操守

    问：如何加强社会成员在这方面的免疫力？

    答：社会应形成反面的制约力量，制约明星在自己的行为方面应当有一定的操守、约束和规范。一方面，对追星族，本人要增强自身的免疫力，保持一种理智，喜欢一种东西，不要全盘地接受一个东西，要有分析地喜欢。另一方面，社会上，可以有一种舆论的导向，探讨分析，进行正确引导。

    同时除了外部约束，演艺圈内部也应自我约束，应该有一个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处理规则，比如足球比赛可以禁赛、禁赛多少年，对明星也可以禁演多少年。总之，不能把明星当特殊人看。出了道德问题，要成为真正的公众人物，绝没可能。

    问：“问题偶像”的“问题”底线是什么？

    答：轻微的越轨、有特别的个性其实都可以，但底线是：不能触犯社会的法律。我觉得，这是最低的底线。第二条底线。如果稍微严一点，那就是，社会公认的道德标准，他不能违背，比如欺骗等。娱乐明星等本身就并不是社会的大样板，他不主导社会的意识形态，只是社会的亚文化中的一小部分。一个人如出了道德问题，他绝不可能再会对多数人群体产生更大的影响了。

    ■媒体别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问：在塑造偶像中，媒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答：明星是靠传媒传出去的。现在明星走红不是一个人的事情，而是一个产业，需要包装，需要媒体的宣传。在塑造偶像的过程中，媒体起了很大作用。这是现在媒体的动机与社会责任的问题了。媒体本身要通过制造某种效应，来扩大自己的发行或收视率，来实现自身的商业利益。

    问：面对“问题偶像”，媒体应采取什么态度？

    答：在现代社会中，媒体都应是负一定社会责任的，应对社会公众负责。媒体要进行正确的引导。另外，千万不能为了某些利益去捧一个歌星，而是要客观报道一个歌星，对歌星的各方面尽可能全面地报道，并给予中肯的评价，这也是一种监督。所以，关键是在自己的商业利益和社会责任中，作出一种平衡，不要忘了自己的社会责任。

《北京青年报》 2001年10月30日

返回主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