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文摘

　今年11月8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徐向前元帅诞辰100周年纪念日。徐帅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徐帅的谆谆教诲言犹在耳。我出生于四川大巴山区、嘉陵江畔一户贫苦的农民家庭，16岁便参加了红军，恰在徐向前同志任总指挥的红四方面军当一名宣传员。当时，正值徐向前同志胜利地指挥了抗击敌“ 六路围攻”战役、广（元）昭（化）战役和陕南战役。我们这些“翻身娃”、“ 红小鬼”在幼小的心灵里早就埋下了对徐帅的敬仰之情。以后，由于工作的关系，我和徐帅的接触逐渐多了起来，切身感受到徐帅身上的美德。现将我的所见所闻笔录二三，以为缅怀。

    “八一”军旗永远飘扬

    大家都知道，徐帅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可是，在那人妖颠倒的 “文化大革命”中，他却被污蔑为“带枪的刘邓路线”的“黑后台”，家被抄，人被斗。我们这些老部下都为他的政治状况和人身安全担扰。1967年的“八一” 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40周年纪念日。围绕着还纪念不纪念“八一”建军节和谁出席“八一”招待会的问题，周恩来总理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一场斗争。林彪一伙要否定“八一”建军节，将建军日改为9月9日。他们说“八一”南昌起义是失败的，只有“九九”秋收起义才是成功的。因此，应该以“九九”定为建军日。周总理将此事报告了毛主席，毛主席说，“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功不可没。中华苏维埃政府以前又作过决议，建军节就不要改了。这样，南昌起义的历史地位和“八一”建军节的合法性就被确立下来了。但是，谁能出席“八一”招待会，又颇费了一番周折。依照惯例，军队的老帅理所当然地应该出席，可是林彪、江青一伙却执意反对。在当时，谁出席不出席这样重大的政治活动，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前途。因此周总理坚持要让几位老帅出席，他想用这样的方法来保护那些与他生死与共的老战友，来维护军队的稳定。周总理和林彪、江青一伙争论了整整一个下午，毫无结果，周总理只好去请示毛主席。得到毛主席的首肯后，他立即让我通知各位老帅（当时我兼任总理办公室副主任）。当我接通徐帅办公室的电话，听到他那熟悉的声音时，我的心情异常激动。我向他报告说：“总理让我通知您参加‘八一’招待会，总理也参加。”听得出当时徐帅也很激动，他声调略带颤抖地回答：“我一定出席。 ”我紧接着嘱咐徐帅：“请老帅多多保重啊。”这句话虽然简短，但确实是我当时的肺腑之言。在那样的逆境中，我们多么需要这些身经百战的老帅啊！

    “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60年代我回到阔别多年的老家———四川省苍溪县。这里是当年红四方面军发起强渡嘉陵江战役的渡江口。在这里，红军一举突破了嘉陵江防线，占领了对岸的杜里坝，打败了川军29军田颂尧部，造成国民党军全线崩溃。蒋介石气急败坏，将田颂尧撤职查办。为了纪念红军当年的大捷，我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和当地的政府都有一个愿望，希望在红军强渡嘉陵江的地点建立一个纪念碑，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回京后，将这个情况向徐帅作了报告。徐帅感慨地说：“为了红军的胜利，川陕根据地的人民作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不能忘记过去，应该满足他们的要求。”他随后派他当时的作战参谋杜义德（曾任海军政委）、徐深吉（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到苍溪勘察红军强渡嘉陵江的渡口，最后选定在苍溪东南部的塔山湾立碑。徐帅欣然为纪念碑题名“红军渡”。如今，这个纪念碑载负着川陕人民对红军先烈的无限缅怀和对徐帅的无限崇敬永远地矗立在巴山蜀水之间。

    “情报工作，功不可没”

    我永远不会忘记徐帅和我最后的一次交谈。那是1976年的深秋，我踏着落叶步入徐帅的小院。徐帅精神矍铄，坐在藤椅上等候着我。我向徐帅稍致问候之后，徐帅就跟我谈起了党的情报工作。我当时任中央调查部部长。徐帅说：“你们的工作很重要，在历史上是立了大功的。《长征组歌》中不是有这么一句吗，‘ 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不错，毛主席用兵确有过人之处，但他也是以情报做基础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时，中央负责情报工作的是总理、伯承、剑英、克农和陈赓、曾希圣、王铮等，对敌情了如指掌。红军之所以敢于在云贵川湘几个老军阀的防区内穿插往返，如鱼得水，就是因为我们在龙云、王家烈、刘湘、何键的内部安插了我们的人，并且我们破获了他们的密码。因此，我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在这方面，情报工作功不可没。我们四方面军出了几个情报干部，一个是你，一个是宋侃夫（曾任中顾委委员），一个是王子纲（曾任邮电部部长）。你们是我党情报侦察战线上的无名英雄，对党是有功的，希望你们继续努力，把情报工作搞得更好。”谈话后，徐帅与我合影留念。没想到，这竟是我与徐帅见的最后一面，也是我与徐帅的最后一次促膝长谈。现在虽然时隔25年，徐帅的教诲仍然时常回响在我的耳边。徐帅的一席话不仅是对我个人工作的鼓励和鞭策，也是对无数战斗在隐蔽战线上的无名英雄的褒奖，更是对我们情报工作寄予的无限厚望。

    徐帅离开我们已经11年了，然而他的高风亮节、丰功伟绩却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他的道德文章将与他的赫赫战功一样与世长存，与日同辉。

《解放军报》 2001年11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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