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入世 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些吧！
艰辛的历程辉煌的成果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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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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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9月17日，世贸中国工作组正式通过中国入世议定书及附件和中国工作组报告书。11月9日至13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将就中国入世进行表决。中国入世大局已定。
中国这个拥有近13亿人口和一万多亿美元产值的巨大经济体，终于站在了世界贸易组织（W TO）门口。15年的坚定与努力，终于到了收获的时候。
15年，一个专业国际经济组织，以异乎寻常的方式介入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展示了国人面对一个更加开放世界时的复杂心态。
开放是中国的选择
1986年7月11日，风景秀丽的欧洲名城日内瓦。中国驻日内瓦代表团团长钱嘉东先生向关贸总协定（GATT）总干事邓克尔递交了中国政府关于恢复中国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的申请书，拉开了中国“复关”、“入世”漫长征途的帷幕。
9月，中国“复关”谈判代表团第一任团长沈觉人赴乌拉圭参加关贸总协定部长级会议，开始与有关缔约方探讨中国“复关”的具体事宜。这位出身江浙的老资格外贸官员，此时脑海中是否闪过580多年前的一幕？公元1405年7月1日，苏州府刘家港，郑和率领船队七“下”西洋，访问了30多个亚非国家，为黯淡的中国对外交往史留下了带有亮光的一笔？
然而，从“洋务运动”以降，中国的对外经济交往从来没有正常过，只是在20多年前，我们才以“对外开放”的国家战略向世界敞开胸怀。
近代中国打开大门，是洋人的坚船利炮逼的，往事不可追，耻辱也无法洗雪；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中国对世界打开大门，终究是我们自己的主动选择。真正意义上的经贸往来使我们意识到，我们需要遵守规则———国际规则。
规则并非理所当然
1978年，中国政府一个代表团访问美国，福特公司提出可以与中国合资办企业，中国官员心中惴惴：共产党和资本家可以合作吗？回来汇报，邓小平批了几个字：合资企业也可以办嘛！1979年，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规定外商投资股份最低为25％，没有上限。实际承认，外商投资得听中国法律的，法律是社会主义制定的，但也得符合市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即使如此，无论中国官员、企业管理人员，还是外商，长期制度对立形成的心理阴影仍没有消散。直到1999年的一天，原广东省委书记、深圳特区创始人之一吴南生先生回忆起往事还说，我们当时是提着脑袋干事业：建设特区以利用外资为主，外资不就是资本家吗？跟资本家合作，再来一次“反右”或“文革”，恐怕就是死的罪过。外商也怕，实实在在都是自己的钱，双方都在试探着。
1986年，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提出“要按国际规则打篮球”，国内外反响强烈。李灏说，我们搞开放，参与国际竞争，不能像阎锡山修铁路，窄轨的，别人进不来，你也出不去。当时主管对外开放的副总理张劲夫说，参与国际比赛，队伍是我们自己的，指导思想是社会主义的，但规则是国际的。幸运的是，“按国际规则打篮球”成了决策层的基本思路。所以，八十年代中后期，规范国际贸易行为的“关税与贸易总协定”，正式进入了中国的视野。
四个字谈六年
1948年生效的关贸总协定，当时的中华民国也签署了。世事变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政府败退台湾。新中国百废待兴，并与关贸总协定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有所隔阂，而台湾国民党政府，则在1950年以中国的名义宣布退出，那时它已经不代表中国了，我们不承认。所以，对于关贸总协定，不是“加入”，而是“回去”———是谓“复关”。沈觉人先生说，关贸总协定成员方占当时世界贸易总量的85％，我国当时对外贸易的85％也是与他们进行的，参加也好，不参加也好，其规则对我国都有直接或间接的约束力。从长远来说，我国要改革开放发展经济，也必须加强与国际经济的联系和合作，即与国际接轨。
事情本来很简单：例行的贸易制度审议、市场开放谈判、完成工作文件和批准程序。但第一关就来了麻烦：中国是计划经济国家，不是市场经济制度，能够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国际规则来规范贸易行为吗？我们专门派专家到日内瓦去解释什么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什么叫“计划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但好在那时中国还是名副其实的“发展中”国家，各国颇为看好中国市场，也还没有后期的“身份”、“威胁”和服务贸易市场开放问题，谈判进展还算顺利，若不是1989年“六四”事件，“复关”当在1990年前后解决。
光阴荏苒。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无论多么重要的事情，也比不过经济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掷地有声的“发展是硬道理”推动了新一轮对外开放高潮。“复关”谈判有了新的契机和动力。
更具多方面深远意义的是，中国的贸易制度问题迎刃而解：1992年9月，中共十四大正式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10月份的日内瓦第12次中国工作组会议上，第二任“复关”谈判代表团团长佟志广非常自豪地宣布：我们中国也是搞市场经济的！外国人的反映是：认可市场经济了？好，PASS。长期参与谈判的现任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感慨地说，为了“市场经济”四个字，我们谈了6年，最终还是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给解决了。
内外夹攻进退两难
贸易制度审议过了，接下来与美、欧等国的双边谈判问题更尖锐：关税减让？非关税壁垒取消？过渡期安排？更还有服务贸易、知识产权进来：银行怎么开？保险怎么开？商业、外贸、会计等等等等怎么开？我们的版权、技术、商标怎么保护？关贸总协定第八轮的乌拉圭回合谈判已增加了服务贸易、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等新的领域，中国也一直作为观察员参加了谈判，该承诺的也得承诺了。而中国谈判代表感到，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戒心根深蒂固，美国好像没有让中国“复关”的政治意愿。所以谈了这一方面还有那一方面，解决了这个问题还有那个问题，扯不断理还乱，就是进入不了议定书的实质程序。
国外攻势咄咄逼人，我们自己却“后院起火”：关注中国经济的过来人想必记得，1993年后开始了一次“民族经济大讨论”。负责1993年到1996期间“复关”、“入世”谈判的谷永江先生说得委婉：当时国内有很多不同意见，很多传统产业部门对进一步开放市场“有顾虑”。根据体制安排，外经贸部只是“牵头”负责谈判，涉及行业的具体问题则由相关部门制定方案，此时的代表团已有十几二十多个部门参加。关贸总协定涉及内容日益深入，西方国家要价越来越高，而我们却受着越来越多的掣肘，导致双方谈判立场差距越来越大。所以，虽然中国1994年4月以观察员身份签署了“乌拉圭回合最后文件”，并发出“最后通牒”：此次谈不成，以后不再主动提起谈判。但1994、1995年的两次谈判仍以失败告终。随着关贸总协定被世界贸易组织所取代，中国的“复关”谈判就转为“入世”谈判，中国到底没能成为W TO创始成员。
双边谈判风云变幻
此后的变化更富有戏剧性。先是几年的沉寂，中国的“入世”谈判没有中断，也没有进展，直到1999年4月，突然峰回路转！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有信息说，解决了“99％的问题”，中美双方已经走到了签字桌前。但最后一刻，克林顿总统袖手不签。为什么美国人在紧要关头退缩，置中方于尴尬境地？至今未有定论解释。5月，美国军用飞机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双方关系全面急剧降温，“入世”谈判戛然中断。
所幸再一次的柳暗花明，间隔时间不长。9月，亚太经合组织（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中，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会晤，同意重开谈判。11月7日，江泽民主席应克林顿总统要求，邀请美国代表团到北京谈。15日，中美双方经过6天艰苦激烈的交锋，终于达成了“中美两国关于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世界额手称庆，中美两国的最高领导人说，这是一个三赢的协议———中国赢，美国赢，全世界都赢。
搞掂美国，放眼望去，本应一马平川，不想唯美国马首是瞻的欧盟发话：我们还有我们的利益。于是中欧再谈，保险、汽车……一一达成协议已是2000年5月。
至此，要求与中国进行双边谈判的37个国家，已有36个与中国达成了协议，但墨西哥明确表示不会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所以实际上已经完成了最关键的双边谈判，进入多边谈判阶段。
多边谈判再起波澜
多边谈判在农业补贴、保险、外贸、分销等问题上，又遇到了麻烦。其中农业补贴颇堪玩味。根据W TO农业协议，各成员方对农产品出口的直接价格补贴是禁止的；对农业的“绿箱”支持（如水利、科研、病虫害防治等）不限制；而对贸易有扭曲性影响的“黄箱”支持（如对出口企业的贷款、运费补贴等）则需削减，发达国家不得超过农业产值的5％，发展中国家不得超过10％。我们说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自然是10％；美国和凯恩斯集团国家说，你中国得5％。目前中国的“黄箱”支持大约为2％，实际上要补到10％财政上也不可能，因为那得2000多亿，况且随便补的“绿箱”我们还大有余地。所以要这10％，理由大概有二：一是“黄箱”比“绿箱”直接、见效快；二是便于对特定农产品补贴。或许还有其他理由，僵持不下。
2001年6月，中国在上海主办APEC部长级会议，中美两国的贸易部长“顺便”谈了上述几个问题。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特意选择了典型的江南水乡———周庄的游船作为与美国代表佐立克的谈判地点。华灯初上，渔舟唱晚，波光粼粼，柔风拂面，石部长笑言：在这样诗情画意的环境里，想吵架都吵不起来！当然，唇枪舌剑不可避免：外国自然人在中国可以做外贸？不行———否了；大额商业保险两万美元？不行，起码80万元人民币———那就20万至40万吧；美国人说，农业补贴10％不行，最多7％，石部长说，好，就以7％做基础谈，我让一点五你让一点五，8．5％。深夜两点，中美终于达成“全面共识”，而一直关注此次谈判的党中央国务院领导，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
终点即是起点
2001年7月20日，世贸组织中国工作组第17次会议最终完成了中国“入世”法律文件的起草工作，预计9月份的第18次会议将通过这些文件，再经总理事会审议，从而结束中国工作组的工作。首席谈判代表龙永图表示，“大局已定”。若无特殊情况发生，在11月于卡塔尔多哈召开的第四次部长级会议上，世贸组织将接纳中国为正式成员。
1986、2001，整整15年。它的意义在于，给了中国一个新的起点。
“入世”，是我们的战略选择。中国人绝不缺乏创造力，中国人绝不缺乏竞争力，但封闭、僵化的体制却使我们创造力弱化，竞争力降低。只有开放，才能改革旧体制，建立新体制；只有开放，才能打破垄断，创造竞争，为市场注入活力；只有开放，才能调整政府、企业、消费者的关系，确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架构……中国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来自于解除体制桎梏后中国企业和中国民众创造力的极大爆发。
“入世”，是我们的主动选择。市场开放，不是对于外国人的恩赐，更不是中国人的损失。市场不是“我们的”，封闭、垄断只能扼杀市场、破坏市场，而不能创造市场、培育市场。国际经验和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已经作了确凿无疑的说明。开放市场，是我们的“得”，我们获得了发展的机遇、可能和动力。
“入世”，没有绝对的利弊之分。机遇是“利”吗？以现有的体制、机制和心态，我们抓得住吗？如何能够利用好机会？冲击是“弊”吗？僵化的体制、垄断的行业、积弊的企业，正需要强劲的冲击。发展是国家、消费者的最大利益所在，垄断、高保护恰恰堵死了发展之路，垄断行业、被保护的企业无时无刻不在损害着消费者和国家的利益。中国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冲击，惟有冲击才能激浊扬清，去腐生肌———这是中国人的哲学思想，也是市场经济铁的法则。
让冲击来得更猛烈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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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工商时报》 2001年9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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