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奔时代”的电影和电视

《越来越快：飞奔的时代飞奔的一切》的作者是美国著名科学文化类畅销书作家詹姆斯·格莱克，他在书中讲述了科学技术的进步对加速人类生活节奏的影响。随着现代社会的高度技术化和商业化，人们对效率、速度的追求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社会进入了一个“飞奔时代”。从远古的图腾崇拜走到了今天的效率崇拜，快速给人们带来了进步，也带来了无数欲速则不达的尴尬。“飞奔时代”呈现的是怎样一幅图景？让我们从电影电视的角度来“一斑窥豹”吧。     手持遥控器“冲浪”     我们已经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打发无聊的手持式装置，这主要指的是“遥控器”。电视观众从一个频道跳到另一频道，而电影制片人则亦步亦趋地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场景。     当第一个遥控器在20世纪50年代面世时，它是作为电视机的一种豪华附件而出现的。它们看起来是为了省得观众往返于床上、沙发上的一种单纯的装置。这种设计似乎立足于人们的慵懒或者虚弱。“魔术般的突变！可遥控使用‘懒骨头’选台器。”这是一则广告里说的。遥控器的发明者和销售者的本意，是认为他们的这个新装置，能帮助使用者在要入睡之前把电视机关掉。他们设想的附带的一些用途，包括可以删去一些不想看的广告，当然还有转换频道，假设在一个晚上，会在节目结束的时候，用到那么一两次。在20世纪50年代，遥控器无论在何种意义上，都没有被看做是一种节省时间的器具。也没有任何人在一个晚上，以变换频道几十次到几千次的方式来收看电视。大多数家庭会仅仅换三五个频道；他们怎么会想到，过了一代人的时间，就有了远程音乐协会，使用他们的指挥棒去创造现场的蒙太奇，进行夜间的声光表演呢？     今天，遥控器被电视节目制作者用来做一种即时的民意测验用具，连续地测量对节目满意与否和注意力减退的程度。观众拥有这一工具，就意味着你有了对每一秒进行选择的便利。     遥控器是使原来要解决的问题变得更加不好解决的技术的一个例子。正如技术史学家爱德华·滕纳指出的那样：“使用摇控器的方便，促进了更快地变换图像，观众为此晕头转向，这样一来，又使得作为一个整体的节目令人更不满意，这样当然就促使人们更频繁地在各个频道上冲浪。”拥有遥控器不就是一种力量的表现吗？它确实可以作为一个对付差劲节目的武器而为你服务，即使观众并不总是能得体地使用它。罗伯特·莱文，一位社会心理学家，引用了一些研究记录，其中发现了一些“游荡者”在一分钟内变换频道多达22次。“他们看待空中的电波，就像一种无所不有的大杂烩，其中的每一样都必定要尝一口，而不管这样做有多么无益。”莱文把这些兴奋激动又贪得无厌的西方人同印度尼西亚人“主要的娱乐乃是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观看少数几部同样的戏剧和舞蹈”作对比；又同尼泊尔的夏尔巴人做对比，他们终其一生，都吃同样的土豆，喝同样的茶。莱文说，印度尼西亚人和夏尔巴人对他们的生活都很满意。     但我们不得不进一步追问：他们都是那样吗？当向他们提供了遥控器的时候，他们会对它嗤之以鼻吗？或许，速度的积聚同多样性的积聚一起，同财富的积聚一起，都是并肩行进在人类文化演进这一条康庄大道上？     广播工作者为此而担心，并且他们相信那意味着他们必须比过去更有效地运用时间。正如遥控器的技术使你有可能从厌烦中走出来但仍然不离开安乐椅一样，一种被称为“尼尔森”的技术已使电视节目的编制者有可能在你觉察之前，就检测到无聊、冷漠和倦怠的最初一瞥。一分钟的时间就像海洋一样深不可测。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广告宣传和新闻节目编制的副总裁约翰·密勒告诉我们：作出决定的过程已经变得多么细致，“每一个台都在盯着广播时间的每一秒，竭尽全力来利用这些时间，”他说，“我们都受着物理学定律的约束。一日里只有24小时，一小时里只有60分，一分里只有60秒，每个人都用一架显微镜察看着他们的时间，以求达到最有效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所处的仅有的一种真实状态。”     有这样一个调查，使得节目编制者们感到灰心丧气：当一个节目快结束，并开始打出演员名单字幕的时候，四位观看者中的一位，手上应该是拿着一个遥控器，迫切地要按下转换频道的按钮。足有25％的观众会开始跳转频道，这怎能不伤害演职员的自尊呢？于是，有人提出了一种“挤压和梳理”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把片尾所占的位置，压缩到屏幕宽度的三分之一的范围内，而其余的三分之二则用来做“推销广告”。你可以在那里看到明星们在装腔作势地摆样子。     如果你实际上在屏幕的右方看到了电影剧本作家的姓名，同时为在屏幕左方显示的俏皮话而开怀大笑，那么你就是正在用另一种新的方式来做多任务。无论如何，每一家电视网很快都采用了同一种技术，这是因为，那样做就可以在那关键的10秒或者30秒内吸引住观众的注意力，否则在这段时间里，观众就会转到其他的节目中去了。     影视拍摄：快些，再快些     所有媒体都感觉到了加速的重要。     假如你来到好莱坞的一家电影制片厂，在它拍摄一部片子的最后一天去访问，你可以看到，几部电影摄影机在哗啦哗啦地转动，一架升降平台在时左时右地摇动。美国著名导演巴里·莱文逊曾以一种创纪录的速度，只花几个星期就完成了一部影片的拍摄。     电影制作中的一些技巧，也是令人称奇的。例如，当电影《球体》在现场拍完的时候，原来那绿色屏幕的背景，被由计算机数字化地处理过的激荡水流所取代，那么，那个塑料球泡就令人信服地成为一艘微型潜水艇了。镜头很形象地告诉人们说：这是一艘潜艇在急匆匆地上路。而在演员们后面的一块屏板上，光芒四射的红色数字一跳一跳地，闪现着以十分之一秒计数消失着的时间。     全体摄制组成员再一次各就各位，准备好拍摄。“我们要翻滚，翻滚，翻滚，翻滚；然后火球突然从这里出来。”莱文逊说。一名助手在数数，说明“那是四次翻滚”。那两部开动着的摄影机当中的一部安装在常平架上，使得它可以自转360度，常平架又安在轨道上，使得它可以急速地推向那艘微型潜艇，这样可以产生好像是高速运动的错觉。只有最富于批评精神的观众才会觉察到，一艘那样滚圆而缺乏流线形外观的潜艇，是决不可能快速地穿水而过的。“准备摇晃了———大伙坚持住！”导演呼喊着，而演员们在那个球泡里系紧了各自戴的手套和穿着的黑色靴子。他们在一起排好后说：“我们准备好了！”“拉起，拉起，拉起！”     莱文逊通过电视监视系统，同时查看着两部摄影机的运作：“我们能转得再快一些吗？”他说，“转快些！”     不管在这些日子里，电影进行得有多么快，那还是不够快的。一出喜剧，一段新闻广播，一集音乐电视或者一段电视广告，都是如此。地上跑的、水里钻的和空中飞的都要快些，镜头摇得要快，而场景从一个镜头到下一个镜头切换得也要更快。“拍摄———拍摄———拍摄———拍摄，因为电视已经使我们习惯于快速的步伐！”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电影历史学家安尼特·英斯朵夫这样说。     电视，它的表现就像一匹被一名优秀骑师驾驭的马。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里的一套称为NBC2000的新型预演装置，已经使用了一把电子剪辑刀，它能够在节目表演淡出而屏幕变黑时，掐掉那些刚刚可以察觉到的瞬间停顿，然后重新利用这样积累起来的时间做广告。在一夜之间，这种做法可以为网络节省多达15秒甚至20秒的宝贵时间。问题就在于，观众在每一时刻都是急急忙忙的。如果电视屏幕上出现了整整一秒时间的空白，他的拇指就又要去摸索那个转换频道的按钮了……     “我们正在持续不断地加速视觉形象，好把观众拴在座位上。”对制片者而言，至少在电影院里，他们期望观众在放映的100分钟里留在椅子上。     那些年纪稍长的批评家，是伴随着过去那种有条不紊的讲故事的电影成长起来的。在他们看来，现在我们就好像卷进了一场由一位施虐狂的教授设计出来的大规模的心理学试验似的。在这种试验中，用大量的视觉形象去袭击那些试验对象，其变换的速度一直达到甚至超过人类感觉的极限。在一代人之前，“潜意识”这个心理学名词开始流行起来，例如用在“速闪广告”这个词组里，表达了对于滚滚而来的影像变换会快到我们看不清楚的程度的一种恐惧。那时候那些影像在我们面前不断变动，但我们却完全视而不见。现在，我们则习惯于迅速闪过的视像了。当一则耐克运动服或者百事可乐饮料的广告在我们的电视机屏幕上，像一串鞭炮那样掠过的时候，我们不会受到惊吓。但仍然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领会得了多少呢？我们以后会怎样感受呢？我们下一个要求是什么呢？     莱文逊的电视剧《杀人者：大街上的生活》以其激烈狂乱和紧张不安的摄影风格吸引了批评家们的注意———其观察角度如此冲动地跳来跳去，使得莱文逊有时候都不能够按自己的意思让他的剪辑人员剪掉那些场景了。不仅摄影机在一台场景里面到处跳跃，而且快速地从不同的角度插入拍摄，以显示出描写同一场景的、一秒之内换了几个画面的影像———这些就是一秒内的“双切换”或者“三切换”。这种风格故意中断了在电影制片里面长期作为一种追求目的的连续性。连续性意味着现实主义———生活的幻像以正常的速度演进。在《杀人者》中，快速的切换和不稳定的摄影机主要表现的是一种与众不同的、坚韧不拔的、生活中的现实主义。但这种风格能够完全脱离任何特定的基调或气氛。与此相类似，戏剧和情景喜剧都在尝试保证它们的角色在换到下一段对话的间隙当中总在移动：沿着人行道，或者穿过办公室的走廊踱步，最好还是奔跑。没有哪一段谈话是不伴随着动作的。由于我们都是观众，毕竟喜欢能够同时听到台词和看到动作。甚至收看像音乐电视频道新格调的访谈节目时，我们也看到了同样不安定的视像风格，摄影机总在移动，甚至从一侧斜穿到另一侧。内容不是别的，只是人们的谈话，看来没有一个镜头持续一秒以上的时间。如果它确实如此———如果摄影机实际上在一个人说完一句完整的话语时，一直对着他的脸孔———那么你会不会转换频道呢？     我们已经学会一种由影像和动作，而不是由文字和音节组成的视像语言。它有它自己的文法，有它的套话、双关词和名句妙语。掌握这种语言的人，首先是一些艺术家和技术人员。而作为观众，我们也掌握了这种语言，听懂了最绕口的句法，习惯了那种讲起来快得在以前就会完全弄糊涂的语速。心理学家们指出，当一位普通的快言快语者每分钟讲话速度达到150字时，听者能够处理传进耳朵的是每分钟500到600字，后者为前者的3－4倍。也就是说，在人们能讲得多快和听得多快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拍卖主持人，跑道发令员，电话机上的快速回放按钮，以及一些快嘴笑话等，都是利用了这一段距离。在谈话节目中不断切换镜头，也正是为了在思维和语速的比赛中，来填补思维的那仅有的一点剩余吧。     摘自《越来越快：飞奔的时代飞奔的一切》［美］詹姆斯·格莱克著关洪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1年8月版定价18.00元

《文汇报》 2001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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