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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面对中国的“福尔摩斯”

    张利利

        

        一提起私家侦探,人们便会联想到福尔摩斯与波洛等传奇式的人物。如今,私人侦探业已不属于西方人的专利,自1992年始,上海、北京、南京、沈阳等大中城市私家侦探以调查事务机构的名义公开或隐蔽地走进人们的生活中,社会各界也开始用审慎的目光打量着中国的福尔摩斯们。 

        有人认为,私家侦探在中国有需求的市场,比如企业成立前的市场调查、签订合同时的资信调查,发现假冒商品时进行的打假调查,商业秘密外泄的证据调查、保险公司的核赔调查、交通肇事者的线索调查、民事案件中的证据获得等,已成为企业和公民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手段和需求。民间调查机构正是以满足这些需求为目的而产生的一种民间服务组织。 

        现实表明,这一民间组织已经以商业方式介入社会法治秩序,是对政府管理社会职能的一种补充。也有人认为私家侦探引发的法律问题亟待解决:1、所获证据在诉讼中的采信问题;2、关于侵犯隐私权的争议;3、如何进行行业管理,制定相应的伦理规则;4、与公共执法部门的协调问题等等。 

        2001年6月16日由民间调查机构发起的首家私探与民事调查民间高级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召开。专家们认为,这是中国社会的管理秩序已在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同时也表明民间调查机构已在联手向各界展示自己。 

        社会需要“牛虻” 

        有人曾感叹:中华民族又到了最危急的关头。一提到中国企业的信用,一些西方企业便心惊胆战,和中国企业打交道常有如履薄冰之感。比如一些中国企业签了合同不履约,这种做法极大地伤害了中国企业的信用。市场经济对信用的信赖很大,陌生人之所以能够相互信任,依靠的是健全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还不健全的情况下,如何取得一种社会信用,企业之间如何诚实信用地做事,从某种意义上讲社会需要一些“牛虻”。牛虻是一种角色,它们“叮”在企业身上,想方设法地了解企业的资讯情况,使企业不敢过分造次,不敢过分地违反民法通则中诚实信用原则。充当牛虻角色的民间力量会促成企业更加遵守信用,从而有利于中国市场化建设。 

        国家不能包办一切 

        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体验:去餐馆吃饭,好的服务,一定是在私人餐馆,这是商业社会的一种逻辑:即拿了客户的钱,就要提供高效率高质量的服务,因为这直接影响着顾客下次是否还购买你的服务,而国营企业从本能上没有这种原动力。 

        政府行为和商业行为是有很大区别的,老百姓需要政府是因为政府能够做老百姓没办法完成的事,比如惩罚犯罪分子。我们的国家一向强调为人民服务,我们的国家是人民的国家,我们的警察是人民警察,我们的法官称人民法官,我们去人民银行取人民币,我们读《人民日报》。这个国家到处是人民。但是,提倡为人民服务并不意味着它能真正有效地工作。因为最大的问题是政府凭什么为你做特定的事情,比如,有些案件权力机关是没有义务帮助当事人调查取证的,这也许需要我们去建构一种国家司法制度之外的某种机制来调查取证、搜集相关的信息,使相关案件的纠纷得到合理的解决。 

        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存在着许多弊端,特别是现行的鉴定机制出现了非常严重的问题,一些案件的有关鉴定结论常常做出白马非马的结论,问题就在于只要给钱,什么样的鉴定结论都能做出来。而一个非常重视自己信用的民间鉴定机构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的,但政府机关有时则缺少这方面的道德约束。随着我国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人们越来越重视法官能否消极中立地坐堂问案,特别是在民事案件中,所有的证据都由当事人双方来提供,但由于有些证据非常专业,当事人难以找寻,在这种情况下,民间力量也许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能够为中国司法制度的改善,司法公正的增进做出贡献。 

        “盗亦有道” 

        我国现存的民间调查机构由于没有统一的行业规范和明确的法律约束,呈现出一种各自为政、良莠不齐的发展态势,而这一现象已引起某些从业者的不安。在西方,从事各种行业的社会团体,都非常重视建立职业伦理规则,因为一个职业的正当性依赖于这个职业能否真正地严格按照相关的伦理规范去做事。但由于历史原因,我们的社会缺少这样一种传统,因而各行各业没有办法形成一种良好的职业准则。但随着社会分工的不断细化,现代社会需要建立这些准则。目前在我国,有些职业已在逐渐形成这样的职业伦理准则,比如律师行业。而私家侦探业在我国仅十年历史,尽管目前一些较规范的调查机构已制定严格的办案程序和服务规范,但这个行业应有什么样的职业准则,有哪些禁忌不能突破,仍是行业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需要政府支持 

        私家侦探如何与政府建立一种良好的沟通关系,这对这一行业的发展尤为重要。事实上,在中国要发展这样一种行业,它的艰难程度要超过西方,因为它们毕竟有产生福尔摩斯这样一个社会传统。而在中国,这一行业面临两种难题。第一,老百姓迷信政府权力,对私家侦探的正当性存有怀疑。第二,政府机构能否以友善合作的态度对待这一新兴的行业,对其所获证据在案件审理中是否会采信。而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个行业在为客户服务中,如果得不到政府的支持,有时反而会损害客户的利益,从而失去这一行业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而私家侦探业需要与政府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并通过行业建设让社会理解这一行业的正当性及必要性。 

        不能拿镐头专挖隐私 

        中国人现在非常重视隐私权问题,近年来有关诉讼也开始增多。有人认为,私人侦探的行为是以营利为唯一目的,在民事调查时容易侵犯公民的隐私权。其实在探讨这一问题时,重点不应是过多地追问私家侦探是否容易侵犯他人的权益,而是应探讨如何防范这一问题,因为即使是公共执法机关,如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也易滋生腐败,践踏人权,也就是说,侵犯他人权益与主体资格没有必然的联系,关键是权力的约束机制是否健全。比如,私家侦探以牟利为目的伪造证据或利用证据进行敲诈勒索,如何规范?搞社会调查时,在商业秘密与公众需要了解的信息之间,如何划分它的界线?如果这些问题解决不好,也许私家侦探会变成拿着镐头专门挖别人隐私的角色,从而使整个行业误入歧途。 

        渴望平等待遇 

        对于如何对待私家侦探获取的证据问题,有关专家认为,其证明力不应与专门侦查机关获取的证据有所区别。但就目前而言,其证据获得合法性与公共执法机构的证据拥有平等地位在观念、制度上都存在阻碍。如有人认为,只有侦查机构获得的证据才可信,才有权威性。而从法理上讲,很多领域,法定侦查机构获取的证据并没有理由比私家侦探更有说服力,更可信。在制度方面,某些规定则明确排斥私人的调查取证权,如何消除这些障碍?制定证据法不失为良策,尤其是完善证据的采纳规则与制定证据证明力的标准明确化,以规则作为基准,私人侦探获取的证据就有可能得到平等待遇,这不是这一行业本身所能解决的问题。 


    《法制日报》 2001年8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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