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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婚姻骗局:美籍华人遭上海“美人”暗算
        

        纽约已是深夜。交通封锁,空气凝重,时不时有警车从詹文家的窗下呼啸而过。对自己的处境,詹文并未显得惶恐不安;但一说起自己感情生活所遭受的“恐怖袭击”,他却再也无法平静,蹦出一长串不太连贯的中文字句……用詹文的话说,对他感情的“恐怖袭击”蓄谋已久。“主谋”是曹英,一位来自上海农村的美貌女子,目前在法律上仍是她的妻子;“策划者”则是曹和她的亲人、同居男友以及所有参与精心设局的人。

        詹文生在上海,12岁出国,白手起家,奋战商界。如今34岁的他,事业有成,衣食无忧,在纽约华人商界小有声望。寻找一位上海姑娘作伴侣,曾是他一个重要的追求。

        1980年,我随父母来到纽约定居。

        刚开始的日子很艰苦。全家靠开杂货店为生,每天放学后,我就到店里打杂。为了省下租房的钱,我们都在仓库里过夜。好在生意很顺当,规模不断膨胀。我们用初始积累的资金,相继投资礼品店、中餐馆、房地产,直到现在的进出口公司。

        我在纽约市立大学读了3年会计学。第4年,我主动退学了。父亲把一家礼品连锁店交给我管理,生意好,业务忙,我抽不出空读书。我们的店位于纽约唐人街的中心,曼哈顿大桥近在眼前,这是个黄金地段,近似上海的西藏路延安路口。

        从我离开校园起,一直有亲戚为我物色女友,但我一心顾着事业,哪来时间考虑感情问题?转眼快三十了。事业稳固后,成家的事也已迫在眉睫。我把目标圈定上海姑娘,一来,我觉得生活在内地的中国人比当地人有上进心;二来,上海是中国的“纽约”,“门当户对”,文化差异较小。

        曹英是我在上海的姨妈介绍的。虽说曹没有大学学历,但我不在乎,答应先看看。1997年秋天,在徐家汇的一座商厦里,我和她初次相见。她的外表正合我胃口,身高适中,皮肤白嫩。她说自己是私营公司职工,家在市郊农村,父亲在中学任教。“农村来的,又是教师子女,应该蛮老实。”我这样想着。

        第二天我约她去长风公园,晚上又看了电影,再打的送她回家。她的家好远,送完她再回我的住所———徐家汇的表哥家,要花240元车费。一整天她不声不响,我只当是性格内向,还嫌自己说得太多。

        因为家远,她平时就住在市中心的“老板娘家”。与她相识的第三天,她说要和叔叔一同请我吃饭,我欣然前往。叔叔看上去有40岁,嗓音沙哑,长相挺粗,一个劲地问我,如果我打算和曹英结婚,她要过多久才能去美国?吃完饭,叔叔先回曹英的“老板娘家”去了。才7点多钟,我本想和她再出去走走,但她不肯,匆匆送走我,也走了。那回我在上海停留了一周,上飞机的前一天,我买好礼品准备上她家拜访。但她临时变卦,说她妈妈骨折了,不方便见客。

        1998年初,母亲回上海探亲,顺便到曹英家看了看。她家条件一般,但她妈妈很会做家务。在我的观念中,母亲能干,女儿也一定手脚利索。我讨老婆的要求很简单:善于持家,能和我厮守一辈子。

        3月,我带她到香港旅游,庆祝她的26岁生日。香港满眼繁华,她格外兴奋,不知疲倦地跑大街逛商场,买这买那。当然,掏钱的总是我。给她买的第一件礼物就花了1300美元———一块欧米茄手表。然后是皮包、衣帽、鞋子,从头到脚,全是名牌。我从未买过这么多昂贵的东西,自己戴的手表才100多美元。她还为弟弟“代购”了金项链,付账时,却说没带钱,只能由我来掏腰包。那段时间,钞票就像机关枪里的子弹,1万多美元很快就“打”光了。

        回到上海,我去了她破旧的家。她母亲俯在我耳边说:“我女儿从小就被宠坏了,你可要对他好一点。结婚戒指起码要买‘1克拉钻石’的……”我当时听了,很反感。但想想这是老人的糊涂话,也就没计较。

        我回美国后着手为她申领签证。有一天,我打电话到她家,听到一个陌生的声音,自称是曹英弟弟。第二天我问她,她推说是“来装修的民工”。我没有细想,信了她。

        1999年4月4日,我和她坐上从上海飞往纽约的飞机。那天,她父母都在机场里流下了眼泪。我向他们保证,一定会照顾好曹英。

        在我开的一家店中,我为她安排了一份轻松的差事。晚上,我们就住在一起。原本巴望着她能把家布置得井井有条,没想到她非常懒,家里从不开伙仓,吃饭都是叫外卖。一有空,她就出去Shopping,衣服永远买不够。没钱了,就肆无忌惮地从我皮夹里摸。偶尔说她两句,她还反怪我“不信任她”。

        几乎每个周末,她都要去夜总会跳舞。那种地方我从来不进去,她倒十分起劲,丝毫不听我劝。有一次我暗暗跟了去,发现里面聚集了很多大龄单身男子,很多双眼睛都是色迷迷的。

        母亲看不过去,劝我慎重考虑一下,当断则断。但我想毕竟已许下诺言,不能对不起人家。只要我真心爱她,相信她会慢慢改变的。

        9月10日,我们举行了婚礼,婚礼异常隆重。在唐人街最大的餐厅,我们摆下38桌酒席。来客中有不少人身份显赫,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全美华商总商会都有代表出席。他们大多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我父亲是纽约华人总商会的理事。

        父母、亲戚为曹英准备了丰厚的新婚礼物,一枚价值近7000美元的钻戒、白金项链、金手镯、钻石挂垂……都是她喜欢的奢侈品。婚后她让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我们共同的名义在银行租个保险箱,存放积蓄。

        没过几天,她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房睡,因为我“打呼噜太响”。她依然自顾自地逛街、跳舞,在她眼里,家只是一个歇脚。

        到了年底,她提出要回上海娘家过年,我工作太忙,抽不出空,她便坚持一个人走。2000年1月26日,她把所有的金银首饰、名牌衣装塞进箱子,还提走了保险柜中所有3万美元存款,一个人飞回了上海。

        她走后,我时常在北京时间晚上打电话到上海,她总是不在家,一会儿“出去买东西”,一会儿“到普陀山烧香”……到后来,干脆整夜忙音。

        3月份,曹英要求在她家再办一次喜筵,我来到了上海。一下飞机,她就冷眼相对,晚上照样是分房而睡。

        我的房间和她一墙之隔。我惊奇地发现,一到晚上睡觉时,她家电话铃就会突然响起,只响一声。然后,她轻手轻脚地用她房间里的分机,给一个神秘的人打电话。

        那晚,我用手机拨了她家的电话号码,刚听到一声电话铃,就马上切断。接着,我悄悄挪到她房门前,侧耳倾听。房间里传来拨电话的响声,又传来她的低语:“是你找我……没有?”她很快把电话挂断。

        我忍无可忍,推门进去。还没等她反应过来,我就抢过电话机,按下“重拨”键,屏幕上显出一个手机号码。她发疯似地冲过来抢,打我,抓我,还举起一杯开水浇过来……她父母被惊醒了。当着他们的面,我正色道:“你们良心何在今天太晚了,我再借宿一夜,明天一早就走。”她母亲死死拖住我,急得说漏了嘴:“你不要走!她男人再来,我肯定不让他进门!”

        事后,我通过各种渠道证实,那个手机号码的所有者叫朱为民,就是我曾见过一面的曹英“叔叔”。认识我之前,曹英已经结识朱,两人关系暧昧。她1月份从美国回上海后,就开始和朱同居。今年初,他们还为自己的儿子办了满月酒。我甚至怀疑,她赶在2000年春节前回国,正是为了能怀上“龙胎”。如果孩子生在纽约,这孩子还将拥有美国永久居留证!

        2000年4月4日,愤然离开她家后的第三天,我坐上飞回纽约的班机。一年前,也是4月4日,我带着她,满心欢喜地到美国准备结婚。但如今,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

        胸闷一腔热情,却遭“暗算”,詹文被这枚“爱情炸弹”炸晕了。“现在一想到结婚,我就恶心。”詹文的老父更是胸闷。“那些被邀来参加婚礼的体面客人经常问我爸爸,怎么不见你儿媳?他把老脸往哪儿搁啊?”詹文对记者说。

        愤怒化作理智后,詹文决心用法律讨回公道。不久前,詹文把曹英和其同居者一并告上法庭,请求法律以重婚罪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法院已经受理了此案。

         新《婚姻法》实施后,外籍人士在国内提出重婚诉讼,沪上似乎还无先例。

        詹文的委托律师向记者表示,根据新《刑法》和《婚姻法》,男女双方若有一人已婚,但仍以夫妻名义共同生活,即构成重婚。所谓“以夫妻名义”要满足两个条件:一、他们向周围邻居或朋友自称“夫妻”;二、女方生育小孩期间的医院证明上,显示两人关系为夫妻。

        原告方声称,如果被告隐瞒事实真相,他们将会在法庭上拿出有力的证据。

        “我相信能打赢这场官司!”詹文斩钉截铁,“像我这样到中国寻找伴偶的美籍华人还有很多,我要用实际行动向他们证明,自己的权益能够得到中国法律的保护。”(文中人名为化名)

        《申江服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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