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教师痛诉丈夫与侄女有“内遇”

陈晓欣

小伶是个东北姑娘，她说自己从拨打申江服务导报新闻热线（６８７７７－８１８０）的那一刻起，就异常急切地等待着与记者见面。     那天刚一见面，小伶立刻拿出一份刊载着《我要和“丈夫”打官司》一文的《申江服务导报》，对记者说：“我看见电视里的追踪报道了，那个有‘外遇的负心丈夫终于被判了刑……”接着，她叹道：“文章中的她得到了许多朋友和家人的帮助，可我在上海无亲无故，却碰上了一个与侄女有‘内遇’的荒唐丈夫……”     口述者：     小伶：（女）３４岁大学教师小房子里的“小日子”     我和丈夫盛是我在上海念大学那会儿认识的，我俩就读于同一所大学，他比我高几届。我是个东北人，而他来自安徽农村———两个外地人，独自在上海谋生都挺不容易。我大学毕业的第二年，我俩就结婚了———那是１９９０年。     （小伶拿出结婚证给记者看，黑白照片上那两张年轻的脸，洋溢着灿烂的微笑。不过，结婚证已略微泛黑，四角也早已残破———小伶恐怕是常常捏着这张结婚证，在回味当年的幸福吧。）     大学毕业以后，我俩都留在学校当老师，所以婚房安在学校的教工宿舍。那是一个异常狭小的空间，厨房、卫生间是合用的。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俩过“小日子”的热情。     ５年以后，我们有了一个女儿。可万万没有想到，随着这个小天使降临人间，夫妻间一切的危机与冲突，也悄悄而来。     我怀孕期间，盛刚好要去外地出差。于是，我独自回东北老家生孩子。出差结束，盛直接到东北来接我和孩子。１９９６年春节过后，我们一家三口一起回到上海。那时，女儿已经５个月了。     回到上海，盛提出要请他的母亲来我们家帮忙带孩子，我当然很乐意。可是，毕竟是久居农村，婆婆对于上海的一切都无法适应，更何况，我只是为她添了一个孙女———我们婆媳关系越来越糟，终于，一个月以后，她就回了老家。     之后没多久，家里突然来了个１７岁的女孩艳———他大哥的女儿。那年，艳初中还没有毕业。盛解释说，艳的到来，是为了帮我们带孩子，等孩子大一点以后，我们给艳找份工作就可以了。二话没说，我就把艳留在了家里。     虽然家乡很穷，她也没有任何收入，但她的打扮却比我要时髦得多。她整天都爱对着镜子，一照就是一两个小时；她还很得意地对我炫耀，说她身上的那条牛仔裤要１５８元钱。我对她大手大脚花钱有点看不惯，但作为她的婶婶，我从不“多嘴”。     我们住的还是狭小的教工宿舍，在闷热的夏天更显得拥挤不堪。于是，艳每天往外跑，家里根本见不着她的人影。有一天，邻居婉转地提醒我：“你们家那亲戚，每天都跑到对面学校食堂的男工宿舍玩。那么热的天，那些男工都光着膀子呢，不太好吧。”     可我根本没有在意，要知道，我第一次见到艳时，她还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所以在我眼里，她根本还是一个贪玩的小孩子。然而，恰恰是在这一点上，我大错特错了。     不久，我们搬家了。新家一室一厅，我们一家三口住里间，艳独自在客厅搭床睡。要说觉得“不对劲”，是因为我渐渐发现，艳总爱在大清早闯进我们的房间。每次只要我一起床，艳就立刻走进房间。因为是夏天，盛总是穿着一条裤衩躺在床上，颇不雅观，可艳居然每次都傻愣愣地看着，连我都觉得浑身不舒服。     我再也不让盛穿成那样睡觉，也规定艳不能随便进我们房间。我只是天真地以为，那个年龄的女孩好奇心强，千万不能让她懂得太多。     艳来了以后，盛对我越来越冷淡，相反，他与艳总是嘻嘻哈哈，似乎有说不完的话。就连我偶尔主动与他亲热，他也总是将我推到一边，不耐烦地吼：“粘乎什么，一边去！”怨不得我多心，一个大学老师和一个初中还未毕业的农村女孩，哪能有那么多的沟通？盛的好多亲戚都在上海打工，他的外甥、外甥女，也都曾在我家住过，盛却从没有对谁如此热情过。     （小伶颇为委屈地说：“这些年以来，我们家几乎没攒起钱来，全都给了他们家。只要是他家的亲戚，谁来都是连吃带住，临走总还要给些钱。对于这些，我都没有意见。可是，也不能抢我丈夫呀！”）     这样的生活持续了将近一年，在我的强烈要求下，艳终于回了老家。     几个月以前，我要参加一项考试，实在没有时间照顾女儿，于是只好答应了盛要将艳接来照看孩子的要求。我天真地以为，时隔３年，艳早已在老家订婚，不会像以前那样不懂事了。     我真的很笨，竟然会再次“引狼入室”     我和盛都不用坐班，但盛要空闲得多，整天在家和艳在一起。有一天中午我回到家里，发现客厅里没人，孩子被扔在屋里，而厨房里却传来阵阵怪异的笑声。走过去一看，厨房门被关得死死的，敲了半天他俩才出来。平日特别爱打扮的艳，出来的时候竟然披头散发，样子很狼狈。要知道，我家的厨房不足５平方米，平时根本容不下两个人。     我还是忍了，因为我从心眼里不能够相信自己的丈夫会干那样的事，更不愿想起“乱伦”二字。可是，他们却对我不依不饶。盛开始无缘无故地打我、骂我。常常一句无心的话，就会被盛认为是我有意挑拨他们的“叔侄”关系，成为他挑起战争的理由。     有一天我为女儿整理故事书，拿着其中一本说：“这本不好，尽是些鬼啊怪啊的，挺吓唬孩子的。”不料盛突然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冲过来将我推倒在地，狠命推搡着我说：“不准你说艳，你没资格说她！”直到这时我才知道，原来这是他和艳一起给女儿买的故事书。     我打不过他，甚至连反抗的力气都没有。最后还是女儿“挽救”了我———年幼的女儿不知从哪里找了一把剪刀，举着剪刀在盛的背后哭喊：“你再打妈妈，我就杀了你！”他这才住了手。     自始至终，艳一直像没事人那样，坐在一边笑嘻嘻地看着，一言不发。     一气之下，我回老家住了半个月。半个月里，盛没有给我打过一个电话，还是我主动打电话过去，因为我实在太想女儿了。为了节省长途电话费，我两次在早晨５点打电话到家。盛平时最爱睡懒觉了，但那两次的电话中，盛的声音显得很兴奋，还略微带着喘息声———凭女人的直觉，我全都猜到了。     我立刻赶回上海，想抓住证据。不出所料，我到家后就发现了一条沾有污渍的床单，而我放在抽屉里的那些计生药，也被用得差不多了。我立刻赶到法院，以夫妻感情不和为由，要求离婚。     法院传票寄到学校的那一天，盛突然变乖了。一连好几天，他都没有和我吵架，也没有打我。但是，我们早已是名存实亡的夫妻了。几天以后，盛找来了他的两个朋友。当着他们的面，盛向我承认了和艳之间的确存在不正当的关系；同时他保证，再也不和艳来往了。     看到一个大男人当着别人的面指天发誓，我的心软了———毕竟是１０年夫妻。第二天，我就去法院撤了诉。谁知撤诉的当天，我就在盛的背脊，发现了深深的指甲抓痕———原来盛在外面借了房子，将艳“包”起来了。     我在第二天偷偷跟踪盛，终于在附近新村的门口，发现了盛的自行车。拿着他和艳的合影，我逐一跑到附近面包房、路边地摊，甚至公共厕所找人打听。好多人都确定地告诉我，他们见过照片上的一男一女。但是，无法确定他们到底住在哪里。我让我的学生跟踪，但几次都跟丢了。与此同时，盛则变本加厉，几乎每天都要动手打我。     我要去法院告盛，但常识告诉我，我的这些所谓证据，是不足以告倒他们的。那条沾有污渍的床单，已经被我洗过了———当时我只觉得太恶心，立刻丢进洗衣机洗了很久。我曾去咨询过学校附近的警署，警察无奈地表示，这类事情他们很难处理。     正因为他们是叔侄关系，所以即使盛为她在外面租房子，与她亲昵地搂在一起，甚至躺在同一张床上……似乎都不能作为有力的证据。也正因为这一点，近来盛总是很嚣张地对我说：“你告吧，叔叔和侄女，说到哪里都没有人会相信的。”无亲无友的我，难道真的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场荒唐的闹剧继续上演吗？     《申江服务导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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