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派头与小手笔

王义遒

笔者有幸到瑞士、德国考察过一些著名的高技术仪器企业，让我惊讶的不是那里的技术先进，设备精良，科研开发力量雄厚，而是对冲压出来的每一个螺丝钉下的垫片，都进行了弹性、硬度等性能的测量检验，逐个做了记录，进了档案。这当然是“小事”一桩。我却见到其中之“大”。一台高级仪器设备，螺丝钉成百上千，垫片更无足轻重，却下如此功夫，似乎是“小题大做”，过于“谨小慎微”。然而，这些企业靠什么“著名”？靠的是仪器品质优秀、可靠。这“优秀”，这“可靠”正来自于它每一个零部件的生产过程都“谨小慎微”的“小手笔”———这难道不是一种精神吗？      现代化就是科学技术化，更确切些，就是科学化。我以为，科学有个性，有气质，有风格，却没有“派头”。大科学家解决大问题，并不是因为它们有“伟大的历史意义”，而是因为它们是一系列问题的拦路虎，不解决无以使科学前进，他们有责任，有动力，有能力去解决。而我们做基础研究的有些人似乎不提诺贝尔奖就是“胸无大志”，“不够气派”。岂不知一些诺贝尔奖获得者在获知得奖消息时，还惊愕不止：“啊，是我得的吗？”这也是境界不同吧。      其实，“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见微而知著”。北大的大师、名师是经常告诫学子们要抓“小事”，“小题大做”的。随便可举一二：王竹溪先生极力纠正把王义遒（音“求”）喊做王义“酉”（或“犹”）的习惯；李汝祺先生要求学生“把一切大口小口封起来”，反对写字潦草，“口”字不封口；洪谦先生说，“你要批判休谟，首先要认真读休谟的书，这是学术研究最起码的要求。”      笔者铭记在心的还有90年代初一位毕业生的临别感言：“在北大四年，最使我感动的是没有一位老师上课迟到过”。而名师曾谨言教授更把提前五分钟到课堂作为自律的规矩。      我想，这些看来与“大派头”无缘的“谨小慎微”的“小手笔”，却是体现了科学精神的。中国的现代化，是要从这些不起眼的“小手笔”上化出来的。而从事这些“小手笔”的人，大概是从来不出头露面耍“大派头”的。

《中国青年报》 2001年9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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