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全是“三陪女”的错

乌鲁木齐发生的替“三陪女”说情事件的确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说情者是怎么说的，我不清楚，但看到那么大阵容的说情队伍，我倒也动了恻隐之心。其实，早就想替那些曾经或正在或准备从事“三陪”的女孩子公开说个情。     邻家有女，父母重男轻女，不生男孩不罢休，生了3个之后总算如愿。于是女孩长大之后，问题接踵而至：上学吧，前途未卜，费用吓人，况且上下去，还得个未知数；即使进得了大学，又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上出来就有好工作吗？所以，3个女孩初中毕业时，父亲断然决定她们停学回家。后来，大女儿去了南方，首先做起服务员，起早带晚，一月挣了个三四百元，只能填饱个肚子；再去干打字员，累死累活，也就四五百元，还频遇老板的性骚扰，初出茅庐的她有点儿不能承受。在那个陌生的城市里，她转悠来转悠去，最后还是进了洗头房：彼处钱多、人傻；投入小，回报高，来得快。     因为职业的缘故，我们曾经对舞厅、洗头房做过几次暗访，结果发现，几乎没有一个女子主动提出什么出格的服务要求。一个洗头妹说，干我们这行，社会看不起，我们自己也看不起自己，咱们谁不瞒着亲人，躲着熟人，防着生人？有本事，有门路，谁会跑到这边来？而进这里的顾客，都是有本事，有门路的，有钱的，他们在暗处，我们在明处，社会对他们很宽容，似乎我们都是下贱的料……就在这种男性霸权的背景下，一些本来涉世不深、文化层次不高的女孩子便开始自暴自弃了，且不论还有外在的诱惑和威逼———这一切全是她们的错？日益文明的社会对处于弱势的她们又尽到了什么责任？     再者，确实可能有一些素质不高的女性贪图享乐，甘当“三陪”，“避良为娼”，但法治社会又给了她们什么样的现实教育？警方时紧时松，是不是在“放水养鱼”？警方边抓边放，是不是在“权力寻租”？不止一次听到有人议论：每一个歌舞娱乐休闲场所的背后，都有后台都有背景，要不他开业之日就是倒闭之时。对此，我不敢妄加肯定，但又不敢盲目否定。     在杂文界的朋友的一次聚会上，一位长者语意凝重地吟诗一首：昨日进城去，归来泪满巾；遍街洗头房，净是农家女。     “三陪女”，需要受教育被改造，更需要被同情、被关注、被引导，而不是被忽略、被歧视、被唾弃。昨天，她们和我们一样对生活对未来充满信心，而今天她们却因为“一念之差”、“一步之遥”，与良知与高尚失之交臂。———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没有不合格的“学生”，只有不合格的“学校”和“老师”啊！     南京  周云龙     良家女走上“三陪”之路，既有社会环境对她们施加的客观影响，同时也有她们自身爱虚荣，害怕吃苦受累的主观因素。不知周云龙朋友的一番“理论”诸位能否接受？不过，吴忌总在想：无论出于何种原因去做“三陪女”，于国、于家、于己都应该是有百害而无一益的。     明日继续      《江南时报》 (2001年11月28日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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