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明的对比
———著名灾荒史专家李文海教授访谈录

  本报记者 周 庆 胡 斌

  今夏以来,长江流域洪水肆虐,沧海横流;东北松花江、
嫩江流域也是洪涛滚滚,一片汪洋。今年水灾与历史上的水灾
有哪些异同,做一番对比,也许能给人一些启迪。为此,记者
走访了我国著名灾荒史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校长李文海教授。

  记者:能否对今年的水灾和旧中国的大水作一比较,如有
相似的灾情,请对损失情况作一介绍。

  李文海:今年的水灾和1931年的水灾非常相似。都是全国
性的大水灾,都是从南到北先后出现洪水,灾情十分严重。水
灾尽管相似,但造成的后果和损失迥然不同。1931年武汉在水
位28.28米时决口,全城被淹月余,自武汉以下一直到南京,
大中城市几乎无一能幸免。据统计,1931年被洪水淹死的居民
至少有42万人之多。洪水过后,几千万人流离失所,因饥饿、
瘟疫而死的不计其数,仅武汉每天就死掉上千人。水灾造成的
直接经济损失是当时中央政府年财政收入的5倍。而今年这么大
的洪水我们目前尚没有一个城市因决口而被淹,更没有因饥饿
或瘟疫而死人。

  记者:这两次洪灾来临时,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政府行为有
什么不同?

  李文海:在这两次洪灾面前,“政府行为”的对比非常鲜
明。1931年江淮流域大雨滂沱之时,身兼“导淮委员会委员长
”的蒋介石正在南昌主持对中央红色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
8月17日,武汉被大水最后淹没的时候,蒋介石从南昌飞往上海。
9月1日,蒋介石发表了《呼吁弭乱救灾》的电文,而重点仍然
是“弭乱”,对水灾,则称此属“非人力所能捍御”。而当时
的武汉市长除了求天保佑之外,竟无所作为。而这次洪灾,我
们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都纷纷奔赴抗洪抢险的第一线,而且
都是最危险的堤段。在这次抗洪救灾中,我们表现出了极强的
组织力。13余万部队官兵和数百万干部群众上了堤。在灾害面
前,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得到了充分体现,群众的积极性被调动
起来形成了巨大的威力。

  记者:同样的大水灾却表现出了迥然不同的境况,历史可
以告诉后人什么?

  李文海:一个重要的结论是稳定的政治社会环境很重要。
二三十年代军阀混战,国民党军政当局挪用水利经费的现象层
出不穷。武汉的情形尤其典型,第一个挪用该项资金者即蒋中
正。1930年中原大战时,国民政府财政部将湖北1000多万积存
金挪作攻打冯玉祥、阎锡山的军费。这笔水利经费的挪用,是
酿成武汉大水灾的重要原因。因此当时的舆论在总结水灾的原
因时就指出,除了天灾,更有人祸。而新中国建立以来,水灾
虽然损失很大,但由于政治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有广
泛的动员力和组织力,加之改革开放以来积累起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大大增强了抵御自然灾害的能力。

《人民日报》 (980821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