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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冈暴动”始末 一、中山寮——中国劳工的“人间地狱” 秋田县花冈町，位于大馆盆地北端，是以铜矿山为中心而形成的小镇。花冈矿山发现于19世纪末期，出产银矿石。该矿山1915年移到藤田组（现同和矿业）的伞下。1941年12月8日，日军奇袭马来半岛和珍珠港，战火延烧到亚太地区后，花冈矿山在增产的名义下，1942年7月开始引入朝鲜劳工，随后发展到强掳中国劳工。 鹿岛花冈营业所承接了藤田组下的河川工程。1944年8月，第一批被抓的中国劳工到达花冈。当时的鹿岛组花冈营业所，包括女事务员在内，共有20名职员。 中国劳工从踏人中山寮的那一天起，便进入了“人间地狱”，每时每刻都受到鹿岛组的残酷虐待和迫害。 关于中国劳工在鹿岛花冈所处的境遇，仙台俘虏收容所（集中营）所长在写给俘虏情报局长的“花冈事件”原因报告中有如下的记载： 1.劳务过重。原本每天10个小时的作业时间，到了6月20日，号称全县一起突击作业，延长两个小时，变为12小时，而对此没有增加伙食。 2.粮食不足。尽管劳工粮食匮乏，食不果腹，但鹿岛组干部似有私吞一部分主食的迹象。 3.华人受的是牛马般的对待。作业中稍停一下，就要挨打，行进中稍慢一点，也得挨打，他们的生活是只得到极少量的粮食，而被要求做最重的劳动，天天遭受殴打，这么说并不为过。 上述文书在横滨法庭被检查当局作为证据采用。不隐藏对中国人的歧视观的身为俘虏集中营的所长，能够写出“华人受的是牛马般的对待”，可见中国人是被置于怎样一种残酷的非人状态。 中山寮的辅导员们，为了驱使中国劳工从事残酷的劳动，使用暴力手段成了家常便饭。辅导员们的手里总是拎着打人的木棒，殴打的理由有活干得慢了，点名答应慢了，生病干不了活了等，没有理由也打。挨不住饿跑到外面去找点吃的挨打，被视为逃跑则往死里打，中国劳工对有关辅导员们残忍的暴力虐待行为，难以言尽。 尊严不可侮——奋起暴动 严酷的劳动条件，无穷无尽的虐待，惨绝人寰的暴行，使中国劳工的忍耐终于到了极限。为了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为了捍卫中国劳工做人的尊严，大家一致抱定誓死抗暴的决心。1945年6月，耿谆大队长毅然决定组织暴动。 总的行动计划是： 6月30日深夜开始行动，打死罪大恶极的“辅导员”和汉奸任凤岐，夺得枪支弹药，造饭饱餐，带足干粮，向北海道方向转移。 具体行动步骤是： 第一步： 1．6月30日深夜10点30分以后，待敌人睡熟时，开始暴动。 2．李克金率30人，把守在“辅导员”寝室外围，防止日寇逃跑。 3．王敏稳住对暴动态度不明朗的罗士英和王成林，并派人守住中山寮东道口。 4．孟连祺进敌室观察敌人是否熟睡，见其手势后，张金亭率突击手20人，每人持一把铁镐，进入敌人寝室，乘其熟睡，一举全歼。 5．刘锡财入敌室后，把守住电话机，不许任何人接近。 6．刘玉林和刘虞卿进入汉奸任凤岐室，将其处死。 7．张肇国率20人作为预备队待命。 第二步： 1．以上行动得手后，张赞武、刘锡财各率50人，分别袭击美国俘虏营和花冈警察署，夺得枪支弹药，迅速返回。 2．炊事班备好晚饭，再准备两天干粮。 第三步： 1．唤醒全体难友，讲清暴动计划，宣布沿途纪律——不得骚扰百姓，尤其不得恐吓儿童、妇女和老人。饱餐后离开中山寮。 2．每人带镐头一把，大队长头前带路，小队长率本队人员，连夜整队出发，向北海道方向前进。 3．刘玉林、刘智渠携带药品，刘当路小队协助，护理照顾病号尽量随队出发。 第四步： 到达海边集合。如能突袭夺得船只，则漂流大海；如不得手，则背海与敌人决一死战之后，全部投海自杀，决不能让一人生落敌手。 1945年6月30日晚，激情难抑的近700名中国劳工终于暴动。在耿谆的指挥下，劳工们打死监工，逃往中山寮附近的狮子森山。 三、共乐馆——血腥的三天三夜 花冈警察署旁，有一个共乐馆，它原是花冈镇的演剧场，在共乐馆前面有一个大广场。 l945年7月1日，这是一个令人难忘的日子，一批批、一群群中国劳工从狮子森山上被驱赶下来，他们被日本军警用绳索捆绑着、推搡着、棒打着，押进了广场。 广场四周临时栽起了木桩，木桩与木桩之间用绳子或铁丝网围着，四角站有岗哨，高处架着几挺机枪，广场周围和各个路口站着端枪的宪兵、握刀的警察和手持木棍、竹竿的日本人。 柳寿欣于1992年1月26日向调查者讲述道： 我是先被赶到广场的，我亲眼看见敌人用汽车押来一批难友，他们个个被反捆着双手，日本人蛮横地把他们推下车或扔下车，我看到一个两眼红肿的小队长被两个日本人抬着扔下汽车，头倒栽在地上，当下就戳死了。我已经记不起他的名字，只记得暴动前他在工地上干活时，因实在忍受不了极度的劳累，用水泥把双眼弄坏了。 看护班的护理员赵满山回忆说： 暴动时，我们带着部分病号走在队伍最后，走一会儿，歇一会儿，半宿也没走多远。第二天清早就被鬼子赶回花冈，日本警察见我和刘智渠两人衣兜儿内装着药品和针管，就用木棍使劲地打我，打掉我一颗牙，三天中不断有难友被从山上抓回广场。 日军强迫中国人跪在铺着碎石子的广场上。每人必须腰板挺直，屁股不准挨着脚后跟，成排成行朝一个方向跪着，不许动，不许说话，倒背手绑着，每两人用一条绳绑在一起，警察和民团人员，在行列之间来回巡视。因李担子穿着被打死的“辅导员”的裤子，他在山上和广场上被视为是打死“辅导员”者，因此多次被打，伤得很重。 幸存者李绍海记忆犹新： 我们在广场上跪了三天，白天烈日暴晒，晚上雨淋，上身要直立，低头挨打，歪头挨打，瞌睡挨打。不给水喝，不给饭吃，许多人晕倒在地，由两个人架着遛一圈，然后仍回去跪着。因为是两个人捆在一起，一个人倒下就连累着另一个人也倒下。警察见我们倒下，跑过来就是一通棍棒乱打。 山东受害者李福令老人对广场上的三天三夜，至今提起来仍不寒而栗： 我从国内被押往日本花冈才一个多月，比起先到的难友们，身体算是较好的，我头部被打伤，昏倒在地，监视我们的鬼子用带铁尖的木棒打在我的腰部，一阵剧痛使我苏醒过来，我腰部流血，伤口处直冒血泡。现在我腰部的伤疤仍在，至今头痛、腰痛、膝盖痛、右胳膊痛，都是受日本鬼子折磨留下的病根。鬼子看到谁跪得不直，木棍就朝谁身上乱打，打死后，拉到广场的边沿去。 幸存者柳寿欣说： 我们一个个被打得鼻青脸肿，血肉模糊，日本人变着花样殴打我们。他们用木棍一个挨一个地打我们的头，从排头打到排尾，又从排尾打到排头，一个打手刚刚过去，另一个打手紧随其后。我们劳工无一人幸免…… 第二天，我口渴得要命，谎称去厕所，看到垃圾堆上有一个米饭团，上面爬了很多虫子，我偷偷抓起，三口两口便吞下去了，也许这两口饭团才使我不致死掉。记得一个姓马的难友，要我们尿点尿给他喝，可谁也尿不出来。我亲眼看见厕所的出口处躺着一个死去的难友。 在调查访问时发现：几乎每个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属都知道“在广场上跪了三天三夜”：“宪兵用枪托打我们，警察用大刀背砍我们，穿便衣的日本人用削尖的竹竿和木棍扎我们，围观的日本人有的从远处用石头块砸我们……”这些毫无反抗能力的中国人除了饱受肉体的痛苦外，还承受着亡国奴的精神之苦！ 罗庆元老人说： 晚上，监管我们的日本人不懂我们的话，我们一串通，大伙都一齐歪斜在地上，挨着雨淋，一个个昏昏欲睡，就这样白天跪着，夜间歪躺着，在有石头子的广场上不死不活受了三天罪。 提着矿灯，握着木棍，穿着雨衣的日本人，睁大着双眼监视着，不断有人倒下，死去。 开始，日本人还把死人拽到广场的一角，像堆放木柴一样码成一摞。后来，索性不管了，地上尸体横陈，有趴着的，有仰着的，也有扭歪着身躯的。死亡之状，惨不忍睹。死者的胳膊照样与活着的人捆在一起，这又加重了活着的人的负担和痛苦。 尸体白天被烈日暴晒，晚上任凭雨水浇淋，头被雨水浸泡后涨大了，惨白吓人；肚子鼓得大大的，溢出了黄水，成群的苍蝇在死者的五官爬进爬出……浓烈的血腥味混在那阵阵恶臭之中。 还活着的人们，双膝早已血肉模糊，失去知觉，烈日之下，汗水和着血水早已渗透了他们的破衣烂衫。体力稍好些的也处于半昏迷状态，片刻，又疼痛难熬地醒来。
山东王振喘老人悲愤地诉说了那恐怖绝望的情景：我们几百个人在广场上跪了三天，我的膝盖上露出了骨头，膝盖上粘着沙子粒，一跪钻心疼。毒毒的太阳晒得我们口干舌燥，头晕眼黑。日本人打得我死去活来，我看着敌人的机枪，有气无力地叫着、喊着、骂着：“你们干脆用机枪把我们都打死吧！”他希望用死来结束这屈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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