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鹿岛花冈的九百八十六名中国人，地地道道地是被强行抓来的。

    中国原告们虽然被捕的过程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都是被日军捕获，都被押进石门俘虏集中营。

    例如，原告耿谆、原告李克金，原为国民党军士兵，在洛阳保卫战中作了日军俘虏，被关进石门俘虏集中营。原告孟连其，在河北省作八路军的通信员时，与同伴一百多人被日军包围，在手榴弹的爆炸中虽然保住了性命，但被日军捕获，同样送进石门俘虏集中营。而原告王敏、原告李绍海是以私通八路军嫌疑被日本宪兵逮捕，被送到石门俘虏集中营的。

    上述九百八十六人的出身地，有如出身地别图〈鹿岛组花冈营业所被绑架中国人主要出身地〉的记载，出身遍布中国华北各个地区。这有力地说明，日军捕捉中国劳工（所谓“劳工狩猎”）是怎样地充满了随意性和广泛性的。

    自然，在被关进石门俘虏集中营这点上，中国人是完全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的。

    石门俘虏集中营一九三九年在保定设立，规定负有三个使命，一是收容在与八路军游击队作战中捕获的俘虏，二是对俘虏进行教育和训练，三是把俘虏作为劳动力送往中国东北地区。华北劳工协会成立不久，一九四一年八月，集中营迁往石门（现石家庄）。随着迁移，作为“对外部的公开名称”，开始叫作石门劳工教习所。

    根据当时的设施配置图可知，集中营设在一片空地上，四周深沟和电网环绕，正门右侧是日军兵舍，左侧是“华北劳工协会”事务所，即在同一个设施中，同居着日军和“华北劳工协会”这两个形式上不同的机关。据说被日军抓获的中国人进了正门以后，先进右侧的“俘虏集中营”，经过一定期间，再转到左侧“劳工训练所”来。但是，不管怎么走过场，该设施全部处于日军的支配、监视之下，在电网和武器的威胁下，无论是在营内的右半部分做俘虏还是在左半部分做“劳工”，都处于没有一点人身自由的状态之下。

    “石门劳工训练所”有一个日军派来的陆军中尉（日本人）所长和一个中国人所长。日本人所长之下有日本人的顾问和教官，中国人所长手下有中国人的副所长、部长、教官等。日本教官不对中国俘虏进行直接地教育和训练，而是通过培训中国教官来对俘虏进行训练和教育。这个体制，只是为了显示日军没有直接强制中国俘虏劳动的形式的、道地的傀儡制度，实质指挥、命令权完全攥在日军手里。

    被移到石门劳工训练所的中国人，尽管说是出了“俘虏集中营”，但绝非就此成了自由之身，而是被强迫从事制造军靴、军袜、军服等劳动。顺便一提的是，虽然挂着“劳工训练所”的招牌，在强制劳动以外，不存在进行过职业训练的事实。

    关于石门劳工训练所生活状况，原告孟连其做了如下介绍：

    “我在石门南兵营关押了两个多月。我们住的席棚，顶子已破烂，不能遮雨，雨水漏进棚里，地上铺的烂草和破席被雨水泡湿了，还得睡在上边。很多人长了疥疮，我全身都长满了，大的像红枣那么大，又疼又痒，抓破了就化脓，也不给治疗。”（人民出版社《花冈暴动》三十页。）

    然后，中国人被从“石门劳工训练所”移送其他关押场所，最后送到日本强迫劳动，这些信息没有事先透露给中国人，况且更没有给他们表示同意与否等意思决定的自由。离开石门俘虏集中营后先到了保定，经过西苑（北京市内）到青岛，然后渡海被带到鹿岛花冈。直到青岛上船为止，一路上都是在手持步枪的日军包围监视之下，逃跑根本就不可能。第一批被绑架的人中，有一人在从北京向青岛运送的途中趁日军不注意，跳车逃跑，日本兵冲着那人开了枪。

    总而言之，中国人在中国国内时一直处于日军的监视之下，没有行动的自由，按照日军的意志，被运了一站又一站，最后如同货物似的，被装上了开往日本的轮船。

    中国劳工上了船后，被关进船舱。航海所需时间，据外务省报告书载，第一批被绑架者是从一九四四年七月二十八日至八月五日，共九天，第二批从一九四五年四月十八日至五月二日，共十五天，第三批四五年五月十一日至三十日，共十九天。也就是说，越向后航海所要日数越多，因为要躲避同盟国的攻击。换句话说，这个时期，从中国大陆乘船向日本移动本身就是一件极为危险的事。

    从青岛到下关这一段航海经过，原告孟连其这样叙述道（引自同书四十六页）：    

    “当时百分之九十的人因晕船不能动，我晕船，还能吃饭。看到那么多的同胞难受的样子，很着急。我便独自偷偷走出船舱，到甲板上下乱转，看看这儿，敲敲那儿，后来发现了那个通往轮船发动机的水管子，一滴一滴漏水，就赶紧找到了一个空罐头铁盒接了那点水。

  大家都称这淡水是‘救命水’。它减少了大家的痛苦，给人们带来希望，大家都知道一滴滴接来的水来之不易，谁也不争不枪，更没人多喝半口。”

    可见，中国人在烈日炎炎之下，被塞进船舱一呆就是多少天，连水都得不到满足供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