伙食情况
中国劳工除了被告支给以外，没有其他途径获得粮食。但是被告连生存所必要的最小限度的粮食都没有供应。
外务省报告书根据被告的报告，白纸黑字地写着中国劳工在战败之前不久，每天摄取三千零八十四千卡的热量（第二分册中，六十二页），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
最初，中国劳工们每天三顿饭里，各给一个小馒头和一片或半片款冬叶，后来馒头的质量也不行了，基本上不掺小麦粉。
被告把粮食当成驱使病号上工的手段。由于营养不足，加上繁重的劳动，病倒后住进看护栋的人不断增加，自然作业量要跟着下降。被告起初为了促使生病的人自发的上工、健康的人把生病的人搀扶到工地上去，采取了因病而带来作业量下降时减少所有人伙食的措施，结果造成健康的人也因营养不够而生病的事态发生，后来改为只减少病号的粮食。在这一措施下，生病的人病情更加恶化，死亡的人不断增加。
外务省报告书把鹿岛花冈死亡率高的原因归结于导入时期中国劳工本身的健康状况，被告如果病人施行了适当治疗则另当别论，如上所述，既不给果腹的口粮，还要驱使从事严酷的劳动，花冈中国劳工死亡率之高，被告的责任是无法推卸的。
中国人的饥饿和营养不良状况是怎样一种跟当时的日本人无法比拟的凄惨程度，在幸存者以外，还存在许多日本人的证言。
战败后的一九四五年十月，接受秋田县委托前去诊视中国劳工的高桥实医师介绍了几个病例之后，谈到下面的情况（茶之水书房《目睹花冈事件的二十人的证言》）：
对中国劳工做了逐一诊察后，发现几乎每个人都患有营养失调障碍症，其中一部分人得的是战争浮肿。或者，即使没到应用营养失调这一病名的程度，十月份的时候，每个人身上都可以看出潜在的营养失调。普通的营养失调是现在也有的现象，而战争浮肿，是战争中才发现的。食物达不到需要的时候，也就是说营养不足的时候，为了补充不足部分，人就只好消耗自己体内的成分。先是肝脏中贮存的糖类，而后是脂肪，再后是消耗肌肉，到一定时期体内蛋白质破坏造成死亡。在高度营养不足的情况下，当全部热量的大部分是由淀粉之类的糖类构成时，再加上肉体过度疲劳、冬天的寒冷的要素，就会发生战争浮肿。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特别是战争结束不久，对那些高度浮肿、血压降低、静脉等出现不正常的症状而起的病名。
另外，老家在中国劳工从中山寮去工地的路上的木村清，介绍了从茨城县日立返乡时的情景（同上书，一百五十六页）：
老家的后面，有一棵大桂树。仔细一看，发现下面的树枝都捋秃了。‘怎么叶子都没了？’妈妈说：‘都叫饿极了的中国人吃光了。’当时我很吃惊，怎么连这种东西都能下咽呢。
而且，还有许多证言，可以说明被告职员倒卖了应该支给中国劳工的粮食。
从一九四四年夏天开始，作为鹿岛组花冈营业所事务员，担任中山寮粮食单据记载工作的石川定，做了如下的证言（同上书，一百五十六页）：
从我写的单据上看，配给中国劳工的东西，象小麦粉、白糖、大豆、油、盐、裙带菜、马哈鱼罐头什么的，有很多是我们也吃不到的。按照上面的指示，单据上这些东西是从事务所的仓库里拉出来了。只是，它们是不是到了中国人的嘴里，这就不知道了。暴动发生以后，听说裙带菜、白糖什么的只给中国人很少一点，都叫辅导员们拿回自己家去了。
在中山寮做庶务的越后谷义勇做了如下证言（同上书，二百六十七页）：
我只是听寮长和小佃两个人议论过六十公斤一斗的面粉可以卖几百日元，具体运没运出去卖，没看到过，所以不知道。但是，好象中国人看到过有人用六十公斤大斗往外运粮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