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原告 耿 淳
原告于一九一四年农历九月二十九日，出生在河南省襄城县。
原告本为国民党军第十五军上尉连长，在洛阳十五天的攻防战中，因腹部受伤，被日军逮获。同时被捕的还有同连的王占祥和本案原告之一李克金，三人同被第一批绑架到花冈。
别表名册“1耿谆 二十 河南省许昌县椹门村 四五、七、十三入狱 现在秋田监狱”正是原告，只是年龄应为二十九岁。
原告对于国际法上有关俘虏待遇规则多少知道一些，被日军逮捕后，曾以为当然会被按照俘虏对待。
原告在洛阳的西工临时俘虏集中营被关押了五天以后，又在石家庄俘虏集中营关了二十天。在西工时穿军装的俘虏较多，而石家庄集中营里平民百姓相当不少。周围电网环绕，四角炮楼上日本兵严密监视，不用说逃跑，中国人之间连说话都做不到。住的是席棚，吃的是高粱米饭，每天都能看到因受虐待以及患病而死的人的尸体被拉出运走。
洛阳之战，原告除了腹部以外，脚、后背以及耳朵等五处负伤，在西工时由俘虏中的医生诊治，到石家庄基本复原，但腰尚无法伸直。原告背部至今留有当时炮弹的碎片。
后来，原告又被从石家庄押送到北京的“西苑”俘虏集中营。这里，除了军人之外，还关押了许多农民、商人等。原告对俘虏营里关有许多平民感到异常。由于营养不足，几乎每天都要死人。
过了一个月左右，原告等三百人被选出来送往青岛（途中一人逃亡），这些人中，有的看起来并不强壮。他们被塞进矿石船的底舱，就这么憋着走了七天左右。在这期间，他们才明白好象是要被带去日本。日本兵来问谁是军官，原告因为自己的身份早已为大家所知，并且受到信任，主动站出来做了右集团的大队长。可是，轮船航行期间，对所有人发号施令的是个中尉级别的日本军人。
三百人被编成九个小队。航行中三人死亡，被拴上铁块扔进大海。船到下关之前又死一人，遗体到了花冈以后火化了。
原告们被从下关押上火车，带到秋田县花冈的中山寮。从寮里出去干活时，看到“鹿岛组花冈营业所”的牌子，才知道是被被告鹿岛组抓来了。到中山寮后，除了上述九个小队，又组织了忍受不了苦役的孩子和老人班、炊事班和看护班。只是，说是看护班，既没医生，又无药品，只能眼看着病人逐渐衰弱死去。
原告是作为俘虏被抓来日本的，既没和华北劳工协会签过摾凸合同，也没有每月签字、从被告鹿岛组领取过工资等任何事实。
原告作为大队长，受命全面管理中国人的生活和劳动，巡回工作现场，解决问题。每天听取各中队长的工作情况报告，然后根据被告指定的作业进度，分派第二天的工作内容，确定每项工作的人数。工地上有人生病，则把病号带回中山寮来。伙食本来就不够吃，生病以后还要被减去一半，病人们每天都向他哀求要吃的。看护班向他汇报病号的死亡情况，他再报告给被告。为了使大家保持团结，他指挥炊事班把粮食公平分配给每一个人。
被告的监工们经常辱骂原告们，态度极端恶劣。非踢既打，待他们如同奴隶，不论下雨下雪，一天也不让休息，强迫他们从事长时间的重体力劳动。原告曾两次找到被告花冈营业所所长河野正敏，请求改善伙食。到了第二次，好容易才拿出了一点马骨头和晒干的大萝卜叶。河野正敏因为对虐待原告等中国人负有领导责任，后被BC级横滨法庭判处死刑。
一九四五年五月、六月，第二、第三批中国劳工被押来后，被告以加快工作进度为名，设置突击期间，一天不但要干十六个小时的活，而且伙食更加恶化。起义之前，已有近一百五十人死于饥饿和虐待，而以薛同道（别表名册“687
鲜同道 二十
河南省吴津县鲜断 四
五、七、十二”但死亡日期应为六月）在全体面前被用牛的生殖器做的鞭子活活打死为契机，原告下定决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揭竿而起，死个痛快。
一九四五年六月三十日起义以后，原告跑到狮子森山进行抵抗，被警察、军队和群众把山团团围住。自尽不成被捉，被拉到派出所，遭到严刑拷打。原告听说在共乐馆前广场上，难友们在炎炎烈日下连跪三天三夜，加上枪击、虐待及身体支持不住等，起义过程中约有一百人被虐杀至死。之后，原告等十二人被带到秋田监狱，在这里又受到反复拷打。
在秋田地方法院，检察当局以杀人主犯为罪名、要求判处原告死刑、其余十一人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九月十一日，原告被判无期徒刑、另外十一人分别被判十至两年的徒刑，在秋田监狱里，通过反战学生写给他看的“日本战败”的纸条得知这一消息，同年十月被同盟国军释放出狱。受审时由于严刑拷打致使头部受伤，故没有留下为横滨法庭出庭作证，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回国。
原告二十岁结婚，原告之妻在丈夫去向不明的情况下一直在原告家生活，直到同盟国军允许寄信后才得知原告生存的消息。
回国后，原告以务农为生，一九八五年成为襄城县政协委员、八六年被选为县政协副主席，现已卸任，三年前妻子去世后与孙女一起生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