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于一九一九年六月二十一日，出生在河北省深泽县南营村的一个中农家庭。

    小学毕业以后，在家务农，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的枪声促使他参加了抗日活动，三九年加入共产党。在深泽县立短期师范学校进修后，成为抗日小学教师，后历任深泽县一区的区政助理员，同县二区区长，同时兼任八路军游击队小队长。

    原告于调任无极县三区区政助理员后的一九四四年四月一日，被日军特务机关逮捕。在无极县日本宪兵队关押九天，石家庄俘虏营关押十数日后，被转移到北京西苑俘虏营。后又被送往青岛，押进运矿船的底层，转运到日本。同年八月，从下关转到花冈中山寮，与第一批被押解来的二百九十七人一起，被强迫从事劳动。

    别表名册“45    张开化    二十五    河北省深泽县高乐村”正是原 告。因为担心连累家庭和伙伴，在无极县宪兵队自称“张开花”，向被告申报时，将“花”改为“化”，并隐匿了籍贯。

    原告在花冈时从属第三中队第七小队。劳动了十几天时，有些人因为害虫叮咬，腿脚肿胀，无法工作。为此组织了看护班，第七小队长刘玉林调任班长，原告代理第七小队长，负起管理全小队的责任，带领队员去工地从事劳动。

    被告的辅导员们，无论是在工地，在中山寮，还是在上下工的路上，对原告等中国劳工经常打骂，残酷对待。分派的任务完成不了不让回寮，原告们忍饥挨饿，还要从事重体力劳动。生了病不能出工，伙食还要被扣掉一半。在四壁漏风的中山寮里，根本无法暖和冻僵的身体，不管下雨下雪，从早到晚，没有休息一天。由于饥寒交迫，再加上所受的暴行，半年之内一起被押解来的二百九十七人一半死于非命。

    冬天，原告们身上只有一件从夏天穿上就没有下过身的单衣，抵御不了寒冷的侵袭。他们背着辅导员将石灰纸袋用绳子系在身上，结果被辅导员发现，命令当场脱下衣服，光着身体在刺骨的寒风里罚站。原告们在严冬的雪地里，赤脚穿着草鞋，许多人都得了冻伤，但还不得不出工。原告也因为冻伤，走路十分困难，辅导员说他干活慢，多次受到殴打。

    四五年五、六月，第二、三批劳工被押到中山寮。被告为了加快工程进度，设置突击期间，延长劳动时间，并且提供了劳动定额。与此同时，伙食质量更加恶化，原告等中国人进一步衰弱，因为饥饿和虐待死的人越来越多。正在这时，辅导员在全体中国人的面前将薛同道活活折磨致死，成为促使原告们六月三十日起义的直接原因。原告积极参加了起义后，逃到狮子森山，但被花冈警察和群众包围，天亮以后军队赶来，开枪打死多人。原告等于七月一日被带到共乐馆前广场，在烈日下暴晒三天，起义后大约有一百人遭到残杀。

    这之后，警察把原告等三、四十人关进警察署，一个一个拷问。他们用烧红的炭火摁在原告脚上，用木棒打碎原告的手关节。原告身上至今还留有五十年前拷打的伤。原告虽没受到起诉，但一直被关押在警察署，直到日本战败，大约九月前后才被放回中山寮。

    同年十月，同盟国军来到中山寮，原告们得以回国。十一月，五百三十一人登上归国的轮船，十二月回到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