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告于一九三二年十月二日，作为杨建庭的次子出生在河北省安平县崔南铺村。杨建庭一八九五年出生，时为公务员（河北省安平县四区主任），并担任中国共产党地方抗日干部。一九四四年春，在安平县白罗村开党的干部会议时，被伪军袭击逮捕。在安平县内关押之后，被送到石家庄的石门俘虏集中营，后经北京俘虏营，于当年八月被押到被告的花冈营业所中山寮。    

  别表名册一百八十二号“杨心宾  五十岁  安平县崔安铺”即为故 杨建庭。名册的名字为假名，籍贯的记载也不准确。该人在花冈的所属尚不清楚。

“花冈起义”之后，杨建庭在共乐馆前受到暴行和虐待，一九四五年七月七日死亡。

    杨建庭的遗骨由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从花冈归国的刘庆德（名册八号）带回，面交遗属。

    杨建庭被捕以后，原告等家属为了把人营救出来，变卖了房子和土地，欠下了债务，用尽了各种办法。杨建庭被带到日本做苦工后，音信皆无。

    原告等家属从刘庆德手里接过遗骨，被告知杨建庭死在日本，一家人落进了悲痛的深渊。原告的祖父母，痛哭中呼喊着杨建庭的名字相继病死。杨建庭死后，原告的叔夫挑起了扶养原告一家的重担，但是房子、土地卖光了，还欠下了大笔的饥荒，叔夫无法支撑已陷入贫困深渊的家庭，很快因为过度劳累而患病死去。叔夫死后，原告的哥哥（当时十九岁）担负起生活的重担，过度劳累之中生了肺病，不足二十而夭折。

    如上所述，原告三代七口人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最后只剩下了母子二人。原告的母亲一个人负起留下的债务，所受的苦难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