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采访派出所干警时，索朗神色沮丧，坐在卡垫上一根接
一根抽烟，左胳膊齐腕处缠着绷带。这是骚乱后的第三天，十月
三日，市人民政府会议室。八角街派出所十四名警察都不同程度
负伤，暂且住在这里，两个老民警二十几年的家产被焚烧一尽。

　　副所长顿多眼圈发红，“本来卫东、米玛和平措在火中抢出
了档案材料、户口卡片和居民身份证，转移到了车库。还有一台
二十二英寸彩电。上边命令我们撤，所有的资料和派出所的公私
财物被一涌而进的人群抢光了。那是积累了几十年的档案呀。”
顿多眼角有晶莹的泪珠。

　　“政府太无能了，”一个民警说，“冲击公安机关，烧房子
，烧汽车，明显是犯法嘛，按刑法，治安条例办，什么事也没有
，到关键时候，法律没用了，我们公安也没用了。八角街没人管
了，事实上独立了三天嘛，是共产党的耻辱，也是我们公安的耻
辱。”

　　“好几年来八角街不时就有反标，写‘西藏独立’之类的内
容。可是没有重视，总以为群众在我们一边。既然让信教，又让
批宗教的领袖，感情说不过。上边看来不了解民情，光报喜不报
忧。如果真是政府说的形势那么好，那么团结，骚乱根本不会闹
起来嘛。光是喊请示中央，请示中央，自治区是干什么吃的？地
方政府的作用呢？不过是怕自己乌纱帽掉了，谁也不明确表态。
”

　　“闹了这么大事，政府应该反省一下自己的工作，反省一下
西藏的政策。笑脸总对着上层人士，老百姓的苦处很少有领导来
过问，寒了群众心。骚乱可以说原因很多，当然，一九五九年以
来，达赖喇嘛在国外就一直在搞分裂。有些群众信教很虔诚，达
赖喇嘛说什么都相信。”

　　“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又突出宣扬信教，这本身就矛盾。
恢复寺庙可以适当一点，现在不光是信仰宗教自由，而是政府在
组织了，有大的宗教节日，自治区领导都要参加，公安人员很多
，干什么嘛，政权和宗教本身就是分开的嘛。年青人打石头，跟
着骚乱分子跑，为什么？有些还是小孩子，还不是家庭和社会的
不正常影响。有个小女孩讲，我不知道旧社会，也不知道新社会
，抓喇嘛反正不对。”

　　索朗手捂着腰，“我们把抓的喇嘛往外撤，没想到他们出去
一个就跑一个，只看住几个。”

　　“那两个外国人呢？”我们问。

　　“派出所一着火就放了他们。”

　　青烟袅袅摇散，阳光从窗外射进来，形成灰濛濛的烟柱。索
朗抽着烟，从卡垫上坐起，双手抱头，长长的烟灰掉下来，落在
肩上。

　　据外电报道：1984年以来，流亡印度的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
嘛频繁地出访，先后访问了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苏联、
瑞士、荷兰、奥地利、澳大利亚和联邦德国，达赖喇嘛每到一地
，都要就西藏的地位问题举行记者招待会。

　　一九八六年五月，达赖喇嘛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记者招待
会。路透社一名记者问：“请问尊敬的达赖喇嘛，中国政府热心
表示过欢迎您回到中国，您是否认为有再次和中国政府合作的可
能？”

　　在闪闪的镁光灯下，身着深红色僧袍的达赖喇嘛笑容可掬。

　　“记者先生，我要告诉您的是，中国对达赖喇嘛的热心，是
避开‘西藏独立’问题的一个主要手段。各位先生，殖民主义者
经常会说他们有权统治这个地方或那个地方，但事实是，早在九
世纪，藏汉之间就以国家的形式多次发生过战争。”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议室。

　　以往这一天，自治区党政首脑惯例要去罗布林卡，和拉萨的
各族各界群众一起品茶，欣赏歌舞，欢度国庆。

　　现在，自治区的领导都集中在二楼这间五十来平方米的长方
形会议室。阳光刚刚照在大楼前宽阔的水泥地上，靠喷水池边一
辆黑色轿车闪闪发亮。

　　屋子中间长条会议桌上的对讲机里此起彼伏传来各处值勤点
的报告和八角街喧哗的声音。

　　在家主持工作的副书记热地，像往常一样戴着茶色眼镜，穿
一身藏青色中山装，他抽着烟，脸上神色严肃。

　　就在三天前，也就是九月二十七号，二十几个喇嘛打着“雪
山狮子”旗，从八角街游行到区党委门前，一路喊“西藏独立”
的口号。这是一九五九年以来，西藏第一次公开有人游行。喊出
“西藏独立”口号。拉萨城当时纷纷扬扬，不管是藏族还是汉族
，心里像平静的水面投下一块石头，久久不能平静，当时，热地
接到公安部门的报告后，向正在拉萨视察的阿沛·阿旺晋美副委
员长征求意见，阿沛回话，抓嘛，把为首的闹事分子抓起来。那
天公安部门动作很快，收审了二十一名喇嘛。虽然许多围观者起
哄打石头，拉萨不过片刻躁动一下，很快又安静下来。

　　二十七号事件已经是个信号，围观的市民已经反映出一种不
正常的情绪。自治区各部门虽然有所准备，但没意料到事态扩大
到如此的地步。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拉萨的人们常常谈论的
是，拉萨怎么会发生骚乱？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响应？

　　对讲机里传来一个民警的叫骂：“你们他妈的怎么指挥的，
有枪不用，看着犯罪要我们警察干什么？”

　　热地问副秘书长肖怀远：“中央有回音吗？”

　　肖怀远：“还没有。”

　　热地对白玛厅长说：“要求前边的同志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准
开枪！”

　　政府副主席江措披着风衣，不停地转来转去，大声发脾气：
“抢枪，烧汽车，烧房子，简直是反革命，彻头彻尾的反革命！
”

　　对讲机里传来急促的声音：

　　“现在有九名干警受伤！”

　　“派出所起火，五十多人困在里边！”

　　“又点燃一辆轿车，上海牌。”

　　电话铃在走廊的秘书室里时起时伏。

　　对讲机里一个大嗓门：“领导同志，请求你们，我们要求开
枪！”

　　热地丢了烟头：“坚决不行！”

　　公安厅白玛厅长对着对讲机大喊：“不准开枪！”

　　在后来的日子里，和许多人一样，我常常也有这样的困惑：

　　拉萨骚乱为何有如此众多的响应者？西藏和全国各地一样走
上改革开放的道路，前途一片光明之际，却发生要求独立的骚乱
？

　　以往宁静的藏汉关系为何迅速恶化？

　　一个在西藏工作多年的老同志，和我谈起拉萨骚乱，感慨万
千。

　　六十年代电子革命的成功，使人类迅速进入信息时代，世界
经济，人的观念有了巨大的改变。随着八十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
，电子革命的浪潮也迅猛冲击了这块封闭了许久的大陆。聪睿的
中国人虽然有很快的反应，但适应能力的低下，使中国改革的步
履缓慢而沉重。因为，进入信息时代需要有自维系数很高的道德
水准，需要有强烈反省意识的文化背景，需要有轻松的人际关系
和竞争的经济环境。

　　在更加封闭的西藏，信息革命对于生活在惰性中的人们来说
，似乎还很遥远。一九八五年西藏在改革中对外开放，在新的经
济结构中，在新的价值观念面前，人与人的关系开始变化，民族
与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着变化，然而，指导民族地区工作的民
族理论，却几十年如一日没有改变。在西藏，地域原因造成的地
区概念超过了国家概念，人们的民族意识大大地湮没了国家公民
意识。

　　一九五九年以来，西藏经历了民主改革、社会主义改造、公
社化和文化大革命。和整个中国一样，人们在一种强大政治权威
的约束下生活，民族意识被政治意识冲淡了，人与人的关系很少
能从民族的角度去相处，而更多地是一种情绪化的虚假的政治关
系。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是藏族人，整个中国人的民族意
识复苏了。民族政策、宗教政策、统战政策在西藏得到广泛的落
实，藏族人更多地是以异民族的眼光来看待汉族人。以前向心力
极强的政治权威不存在了，人们更多地注意到自己的利益，并且
以一种新的价值观来掂量现实的生活。当一九八五年生活在国外
的藏胞大量回归故乡，国外一些主张西藏独立的观点迅速在西藏
的知识阶层传播，大量的达赖喇嘛照片回到了寺庙、街头和居民
、干部的家中。原先挂毛泽东、华国锋相片的地方现在换上了达
赖喇嘛照片，又一种权威悄悄地重新在藏族人心中树立。

　　我在采访一些警察的时候，他们大都很激动，免不了也发一
些牢骚。

　　警察的大檐帽镶嵌有庄严的国徽。做为执法者，警察无论在
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是秩序、法律的象征。以往
神态严厉口气不容置疑的警察，现在在光天化日下被平日服服贴
贴的普通百姓推来搡去，拳脚相加，甚至被石块打得不光彩地四
下躲藏，心里能有什么滋味？

　　一位从事治安工作的同志有些忧虑地说：西藏地方一直法制
不健全，人们的法律观念十分淡薄。十来万人口的拉萨市，社会
治安很难搞，朝佛的、做买卖的流动人口就有二、三万，而且这
些人文化素质极低。当人们在一种向心力极强的信仰支配下，不
约而同采取相同的行为，谁还能保持理智呢？是非、法律，在这
种集体无意识的行为中统统不存在了。骚乱过后，一些当事人理
直气壮地说，你敢打喇嘛，我就敢打你警察。

　　警察审问一个喇嘛：“你为什么要游行，怎么来的？”

　　喇嘛：“我们自己来的，我们应该享受我们的一切”。

　　问：“享受什么？”

　　答：“独立。”

　　问：“什么是独立？”

　　答：“不知道。听了广播，达赖喇嘛在国外说西藏要独立，
我们喇嘛就要响应。”

　　问另一个十来岁的小喇嘛，他回答说：西藏文化革命前是独
立的，汉人搞了文化革命，西藏就不独立了。

　　一次对话会，有自治区领导参加，一个藏族青年说：骚乱不
应该，独立也不可能。这样闹只有西藏人民受害，正常的工作生
活破坏了，要恢复得要很长时间。但是拉萨街上警察太多了，警
笛拉得满街响，让人心烦，警察可以穿便衣嘛，戴着头盔，穿着
制服一队一队在街上走，刺伤了我们的自尊心。

　　一个解放军青年军官接话：我也是少数民族，是壮族。我们
看到警察心里觉得安全，不觉得刺伤自尊心，只有犯罪犯法的人
才害怕警察。

　　那位老同志对我说，西藏当年文化革命破四旧时，烧寺庙砸
菩萨大都是藏族人，这和内地红卫兵一样，西藏红卫兵也分两大
派，民族之间的隔阂在派性面前荡然无存。“农奴戟”和“红司
”都是真心地在破四旧，捍卫他们的信仰。现在拉萨骚乱发生，
一些参与者和持支持态度的人，竟是当年的藏族红卫兵。他感叹
地说，西藏在走怎样的怪圈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