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和公安厅一位姓王的主任聊天。

　　这位年富力强的中年警官，在西藏工作多年，他忧心重重，
似乎有很多话，对骚乱也有一些自己的看法。在他舒适的办公室
，我们聊得不是很顺畅。

　　他说，西藏是民族自治区，但各种法律条文不健全，有些条
文模糊，语义不明确。中央政府的一些法律法规，在这里可以变
通执行，治安当然复杂化，也困难。骚乱中许多参与者可以说是
法盲，有的干脆就是发泄平时的不满情绪。当然不能否认，我们
公安队伍里，有些干警素质差，执法犯法现象时有发生。在西藏
要考虑到特殊的民族关系，执法的警察应该有较高的道德修养、
政治观念和文化素质。

　　王主任叹一口气，煽动骚乱的背景当然是国外西藏人的组织
，他们利用了藏族的宗教感情和民族心理，手腕很高明，而我们
总是一股劲批达赖，搬出文革的宣传词藻，“愤怒声讨滔天罪行
”，“坚决不答应恢复农奴制。”可以说国外藏独组织钻了我们
工作中的空子，为什么不反省一下我们自己这几年政策的失误？
我们的政策得民心、顺民意，骚乱恐怕也闹不起来。这段时间，
藏汉民族关系很糟，一些混迹街头的流浪少年、无业游民常常无
端欺侮汉人，挑起民族纠纷，稍有争执，便拉扯到民族关系上，
动不动就说：你是汉人，滚，这是西藏。

　　西藏可以说是中国最特殊的民族自治区，如果藏汉关系如此
下去，还谈什么发展西藏经济，建设西藏边疆呢？

　　我问：您认为目前西藏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王主任：从自治区领导上至中央，对西藏可以说不是很了解
，他们制定西藏政策恐怕还是五十年代的看法，“翻身农奴热爱
党。”中央领导来藏，也都是听上层的汇报，到预先有准备的乡
村工厂看看，很少开西藏各阶层人士的座谈会，听取各种不同的
意见。你们记者不是知道一些情况吗？可以反映反映。

　　我苦笑一下。

　　王主任继续说：现阶段西藏问题的主要症结是政策不稳定，
朝令夕改，对历史问题纠缠过多。

　　一九八七年四月九日，达赖喇嘛流亡西藏政府召开第十五次
工作会议，会上把在国际上大造舆论寻求对西藏独立的同情和支
持列为头条决议。

　　同年九月十九日，达赖喇嘛访问美国。

　　九月二十一日，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众议院人权小组会上，
系统地提出他的五点和平计划。

　　这个会议是美国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以美国众议院人权小
组名义召开的。这个小组有一百多名成员。

　　达赖喇嘛关于“西藏地位”的五点计划是：

　　1．使整个西藏成为一个和平区；

　　2．中国放弃向西藏地区移植人口政策，因为这威胁着西藏民
族的根本生存；

　　3．尊重西藏人民的根本人权和民主自由；

　　4．恢复和保护西藏自治环境和中国放弃在西藏生产核武器和
堆放核废料计划；

　　5．就西藏未来地位以及西藏人民和中国人民之间的关系问题
举行诚挚的谈判。

　　达赖喇嘛在演讲中说：

　　“在过去的数十年里，西藏惨遭浩劫，一百多万藏胞，即六
分之一人口死于非命，至少还有一百多万藏胞在集中营里受难。

　　“今天，在整个藏区，迁居去的中国人已达七百五十万，而
藏族人只有六百万。中部和西部藏区，即在中国人所谓的西藏自
治区，中国人士也承认，藏族只有一百九十万，在该地区的人口
中已经居少数。

　　“西藏是世界上侵犯人权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中国人在那里
推行一种称为‘分离和同化’的种族隔离政策，对藏民实行歧视
，藏民在自己的国家里充其量不过是二等公民。他们在一个殖民
政府的统治下生活，被剥夺了一些基本权利和自由。在那个政府
中，所有的实权都由共产党和军队里的中国官员掌握。”

　　我最近看到这样一些数字：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国家统计局关于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
称：中国境内的藏族为二百七十七万五千六百二十二人。

　　一九八二年第三次全国人口普查，中国境内的藏族为三百八
十四万七千八百七十五人，其中西藏自治区一百九十三万一千五
百人中，藏族有一百八十三万七千人，在西藏的汉人为七万九千
七百人。

　　目前西藏自治区七个地区、市和七十五个县的专员市长、县
长全部由藏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担任，拉萨骚乱时主持西藏工作的
热地，是一位来自藏北牧区的藏族干部。十月二十六号我采访热
地时，他仍然住在区党委值班室，他告诉我他三个晚上没有睡觉
，随时接电话处理一些事情。坐在简陋的铁架床上，热地抽着烟
，他说：“二十八年来，西藏分裂与统一的斗争没有间断过，分
裂对于西藏人民来说无疑是有害的，一小撮过去的统治者又可以
重操政教大权，重新奴役西藏人民。十月一日的骚乱，把分裂与
反分裂斗争公开化了。一九五九年是全区性的分裂祖国的活动，
这一次是局部的分裂活动。”他抽着烟，一边思索一边说：“西
藏正在开放改革搞活经济，人民的生活水平普遍有所提高，西藏
经济明明发展很快，为什么会出现政治意图很鲜明的要求‘独立
’的游行和骚乱呢？看来斗争很复杂。”他吐一口烟，“当时我
压力很大，如何处置，得考虑西藏以后的工作，稍有不慎便会使
我们的工作更加难做。”

　　我问：“您作为西藏的领导，对这次骚乱给西藏带来的影响
有何评价？”

　　热地：“这几天我心情一直不平静，我在分析为什么会发生
骚乱。”

　　西藏几十年的封闭使它成为被世界遗忘的角落，这不仅是西
藏的遗憾，更多还是整个中国的遗憾。六十年代以来，巨大的政
治悲剧降落给中国，受害者是整个中国的公民。二十多年的政治
斗争使中国偏离了世界进步的轨道，在中国相对落后封闭的西藏
高原，自然更是远离了世界。

　　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西藏的大门也向世界开放，相距甚远
的外界信息，强烈地撼动了高原上近乎冬眠的人们。大量涌入西
藏的外国游客，很多是带着探秘游览原始部落一样的心情来到西
藏的。一九八五年我采访了一些外国游客，他们带着的是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西方传教士在西藏历险奇遇之类的小册子，说是
来西藏清静一下现代化社会嘈杂的心情，体验中世纪的生活。

　　我们在宣传上的失误，使西藏的形象在外界朦朦胧胧。不是
一味宣传歌颂“灿烂的民族文化传统”、“善良勤奋的民族”，
就是宣传“在内地兄弟省市帮助下西藏如何有了惊人的变化。”
口径几乎一致的正面宣传，久而久之在公众的心理上呈现逆反现
象，宣传媒介的信任程度相对也降低。

　　落实政策面面俱到，一些藏族人有了这样的看法：寺庙是共
产党毁的，当然得共产党重新修，五十年代是救星，八十年代是
罪人。一些平反从监狱释放的人辗转去了国外，他们声泪俱下向
国外藏人介绍，把监狱的生活描述成整个西藏人民的生活，几十
年在监狱积累的愤懑终于找到了发泄的机会，于是国外一些报刊
有了耸人听闻关于西藏是座大监狱的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