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杨　健

　　“神舟”号试验飞船的成功飞行，打破了这里多年的神秘和
宁静。北京航天城的知名度随着火箭一起急速上升，这片原本默
默无闻的建筑群吸引了各方关注的目光。

　　北京空间技术研制试验中心与刚刚投入使用的航天指挥控制
中心一起，构成了北京航天城的主体。前者负责“神舟”号试验
飞船的总装、测试工作，而这次飞船回收的整个过程，则主要由
后者控制和调度。

　　11月24日，“神舟”号试验飞船返回舱的开舱仪式在这里举
行。北京航天城神秘的面纱撩开了一个小角。研制试验中心副总
设计师邹美琪研究员领着我们参观飞船测试大厅。大厅特别宽敞
空旷。邹总年过花甲，谈锋甚健，对中心内部的设施如数家珍。

　　飞船的制造不像火箭那样，造一枚发一枚。在正式发射前，
要造好几艘初样船进行测试。做完结构测试后，飞船还要进行电
测和电磁兼容试验，主要是考验飞船的通信性能，是否会造成电
磁波的干扰。随后的力学测试要动用两台力量达数十吨的振动床
，振动频率从2赫兹到500赫兹不等，其后还会进行高频振动试验
。飞船在太空中飞行时处于真空运行状态，由于没有空气对流，
热传导也很弱，朝向太阳的一面温度达一二百摄氏度，而背阳光
的一侧则在零下100摄氏度左右，检验飞船的热真空和绝热等热平
衡性能，在这种情况下变得非常关键。

　　上面这些复杂的测试，都是在研制试验中心进行的。中心建
成之前，这些测试分散在相距甚远的好几处地方完成。1997年底
，经过3年多的建设，中心竣工投入使用，娇贵的精密仪器再也不
用经受颠簸之苦了。

　　在中心三楼，我们见到了“神舟一号”试验飞船67岁的总设
计师戚发轫。早在70年代，戚总就参与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
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戚总说，虽然这次飞船上没有载
人，但它与返回式卫星绝对不同，因为它完全是按照载人的要求
进行设计的，除了有合适的生活工作环境，更要有绝对的安全保
障。他始终牢记朱镕基总理说过的一句话：科学允许失败，但失
败不能死人。

　　飞船着陆前要平缓地滑行1万多公里，这段时间对总设计师来
说无疑是最大的心理考验。戚发轫承认，飞船绕地球最后一两圈
、进入降落程序时最让他感到紧张，“那简直就像在赶考”。发
射“东方红一号”时，周总理问戚发轫，《东方红》乐曲到底能
不能顺利地播出来？戚发轫实话实说：总理，所有能做的我们都
做了，但毕竟这是第一次啊！

　　尽管这也是第一次，我们今天的条件已经比当年前苏联和美
国发射飞船时好得多了。“这次的试验船，即使真人上去，也完
全能适应舱内的环境。这正是我们不必搭载动物做试验的根本原
因。”

　　返回舱是宇航员工作和生活的主要场所，看上去像一个倒扣
的铃铛。据外电报道，舱内有食物柜，有电视，有厕所，据说还
能洗澡。也可能正因为有了这些“奢侈”的设施，舱里自由活动
的空间很小。宇航员的座椅交错着排列，与其说他们是坐在座椅
上，还不如说是蜷着更准确些。我们向技术人员证实这些传闻的
真实性，他们三缄其口，不置可否。

　　对于试验飞行成功的自豪心情，戚发轫倒是毫不掩饰。“航
天大致分为三个阶段：发射应用卫星、实现载人航天和深空探测
。1970年，我们发射‘东方红一号’，实现了从无到有的转变。
今天则是又一次重大的跨越。”

　　然而跨越并非轻而易举。到航天城，记者偶遇中科院院士庄
逢甘，他负责飞船的整体平衡。谈到载人航天的决策，庄老说，
当年并非毫无争议，即使到今天，也有不少人对载人航天的必要
性表示怀疑。“争议主要集中在两点：一是可以遥控完成的工作
有没有必要上人，二是短时期内还难以看到直接的经济效益”，
庄老提醒大家把眼光放得长远些：“虽然各国都提倡和平利用空
间，但如果你晚得太多的话，很可能等到你想利用的时候，已经
不允许你用和平的手段了。”庄老对日本航天界表现出强烈的关
注，他认为，如果我们不抓紧，日本可能很快就会超过我们，抢
先一步实现载人航天的突破。

　　“好在我们通过这7年培养了一批拔尖人才”，戚发轫对他年
轻的副手们备加赞赏———这次飞行试验的副总指挥37岁，正是
“东方红一号”升空时戚总的年龄———“他们有能力，我们有
希望。”

　　漫步在北京航天城，敦煌壁画中那幅著名的“飞天”总在眼
前浮现，挥之不去。那是一个民族沉寂了千年的梦想，它正在这
里一步一步地变成现实。

　　《人民日报》　(1999年11月27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