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林：若成立“国家城管局”或引发新问题

人民网北京3月18日电（肖潇 实习生朱祖熠）在全国的各大城市中，城管的身影随处可见，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关于城管的负面报道却接二连三，从未间断。近日，昆明一城管科长被指常在辖区一家夜市吃霸王餐，一次在与摊贩发生冲突后，证件还遗落在了对方处。相关视频在网上曝光后，引发网友热议。对于城管问题，今天上午《中国青年报》编委、社评部主任曹林在做客人民微博“大智汇”系列微访谈时表示，城管与商贩的矛盾并不是人与人的矛盾，而是不可调和的“饭碗矛盾”。而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总局”可能会引发更多的问题。>>点击进入微访谈回放

制度的混乱造就城管“妖魔化”形象

在媒体的报道中常常看到“城管闹事，暴力执法”这类词语伴随着城管形象。城管，到底是被别人“妖魔化”了，还是被自己“妖魔化”了？这个问题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曹林表示，并不是舆论妖魔化了城管，而是城管们一次次以野蛮的行为自己妖魔化了自己。这个问题上，城管常有错误的认识，他们经常跟媒体抱怨说，舆论在妖魔化他们，歪曲扭曲他们的形象，在新闻报道中把他们描述成妖魔，抹黑这个群体的形象。这是情绪化的错觉。并非是媒体“妖魔化”了城管，问题都是客观存在，媒体只是暴露了问题，并没有带来新问题。当然有个别报道不客观的地方，媒体会天然地同情小贩，但在一个开放的舆论环境中，事实和是非会得到彰显。

网上人们总是对城管的作为愤慨不已，现实生活中却面对着摊贩占道、嘈杂混乱的城市景象却往往寻求城管的约束，城管是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探索者，也是城市化改革代价的承担者和矛盾聚焦者。这一边是不可或缺，那一边却是形象堪忧，城管正站在一个尴尬的位置上。曹林表示仅仅要城管改善执法，可能无法消除城管的妖魔化形象，这种妖魔化形象，是随着城管体制与生俱来的。几个城管改善一下执法的态度，像许多地方，让女城管去柔性执法，或者用眼神执法，这些都不可解决根本问题。要重新对城管体制进行审视，反思城市应该有怎样的形象，给摊贩以生存的空间。

同时曹林谈到，城管并非只是施暴者，许多情况下城管也经常挨打。因为经常挨打，广州城管曾经专门教“城管要学会跑”，还发布过一个数据称“城管挨打百倍于商贩”。这种挨打，恰恰说明了城管制度的问题。这个不合理、不正当的制度下，制造了群体间的对立和冲突，城管和商贩都是无奈的受害者。

城管与商贩，不可调和的“饭碗矛盾”

城管在整个行政体系中就处于一个十分尴尬的地位。曹林说道，这种混乱是与城管本身的定位不清有很大关系，要管的事情太多，却没有相应的监督约束。城管本身原本就不是一个单列部门，在“条条块块”的行政序列中并没有明确的法律地位。当年为了解决部门间职权交叉、执法分散的问题，国务院授权地方成立一个部门相对集中地行使行政处罚权，后来就成为各地的城管。因为授权不明确，导致执法边界非常模糊，许多专家都称城管是“非法”存在。城管制度本就是不合理的，它制造了两个饭碗的直接冲突：城管为了完成任务，必然要去掀小商贩的摊；商贩为了生存空间，必然会反抗这种执法。这不是人与人的矛盾，而是不可调和的饭碗矛盾。

曹琳认为，城管已成中国很多群体性事件引爆点。比如，临武城管涉嫌打死瓜贩让人震惊，近几年来很多事件都与城管有关，引发激烈对抗。官方无法再以“多数城管是好的”来搪塞，无法以“也有城管被打”、“中国需要城管”来和稀泥。“两个饭碗”对抗不治将酿大问题。

“执法离不开临时工”是城管的硬伤

许多人表示要“重塑”城管的形象，但在曹林看来，这并非只是“形象”问题——为了改善自身的形象，各地城管都在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形象再造，有的发明了眼神执法，有的用美女执法。可是，只要发生一次血腥冲突，足以摧毁城管群体一万次改善自身形象的努力尝试。

两会期间亦有代表建议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总局，解决目前城管在管理权限、执法主体和行为失范等方面的问题。曹林则对于成立国家城市管理总局持谨慎态度，他认为，“出一个问题，设一个部门，立一个法，收一个税”，是极其懒惰的思维。设一个部门，养一批人，然后又制造出新的问题。城管与商贩的冲突，不是设一个部门可以协调的，反而会加剧冲突。

此外曹林还强调，“执法离不开临时工”始终是城管的硬伤。不少地方城管中三分之二都是临时工，可想而知，当一项工作主要依赖一群临时工去做时，怎么可能规范，又怎么可能不滋生出巨大的冲突。如果一项工作，在编的工式员工根本无法完成，必须雇用大量的临时工才能完成，说明这个制度在设计上肯定存在很大问题，注定了执法的暴力性。临时工游离于规范之外，临时雇佣的人员，与单位的关系是临时的，缺乏归属感。由于不像正式员那样受到过职业培训，临时工也缺乏职业规范意识。手中又掌握着不小的权力，很容易在执法时与小贩发生冲突并暴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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