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博物馆、纪念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载体和殿堂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长董长军少将

　　人民网北京9月1日电 （张庆成）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人民网强国论坛特别推出系列访谈，希望唤起每一个善良的人对和平的向往和坚守，避免历史悲剧重演。日前，人民网记者在位于北京市的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馆内，采访了该馆馆长董长军少将。董长军表示，博物馆、纪念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载体和殿堂。

　　军博展览大楼将于2017年8月重新面向社会开放

　　董长军告诉记者：“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是中国唯一的国家级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1958年9月正式筹建，1960年8月正式开放，隶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军博展览大楼是向国庆10周年献礼的首都十大建筑之一。2010年，展览大楼加固改造工程批准立项。2011年底，原展览大楼基本陈列全部撤除，现陈列仅有前广场的6个兵器大棚，展出200多件大型武器装备。军博收藏文物14万余件，历史照片7万张，图书9万册。受基本职能影响，军博藏品以革命战争时期的文物、影像和图书为重点。按国家文物局评定，军博已评有一级文物1793件（套）。军博展览大楼加固改造工程，预计于2016年底竣工交付，2017年8月重新面向社会开放。新的展览大楼开放后，主要变化有3点：一是基本陈列有全新改变，由原单一的军事历史为主，调整为以军事历史为主、辅以军事科技和军事艺术的综合性陈列体系，展示面积由3万平方米增至5.8万平方米，真正成为大型综合性军事博物馆；二是观众服务区面积、配套建设和环境，文物藏品保管保护设施设备和现代化利用水平，展厅安防设施设备和博物馆智能楼宇建设等，均有根本性提升；三是博物馆数字化建设全面升级，以军事为主题的系列文化产品也会全面推出，使观众能够将军博“带”回家、“享”用在家。”

　　击毙日军中将阿部规秀的“功臣”迫击炮存放于军博

　　日军侵华将领阿部规秀1886年生于日本青森县，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青年时期曾在关东军服役。1937年12月晋升少将。1939年10月2日晋升中将。在日本军界享有“名将之花”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的“俊才”和“山地战”专家。

　　1939年10月下旬，侵华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2万余人，开始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进行冬季大“扫荡”。11月3日，日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第1大队1500余人在雁宿崖被歼灭500余人。阿部规秀恼羞成怒。4日凌晨亲率1500余人进行报复“扫荡”，结果于7日15时，日军进入八路军的伏击圈，被八路军包围。战斗中，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团长陈正湘发现在名叫教场的小村庄的一座独立院落内，有一群穿黄呢大衣、佩指挥刀的军官进进出出，判断应是日军相当级别指挥机关驻地，遂令第1军分区炮兵连杨连长率4门迫击炮抵近展开。迫击炮不负众望，准确命中院落，日军指挥官应声倒下一片。事后证实，阿部规秀当场中弹并不久后毙命。根据战后日本新闻报道，八路军才知道那几发炮弹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和全国各地友军、抗日团体、著名人士纷纷发来贺电、贺函，祝贺晋察冀军民所取得的重大胜利。

　　董长军告诉记者，这尊击毙阿部规秀中将的迫击炮遂成“功臣”，几经曲折后，留存其中1门，新中国成立后移交军事博物馆收藏。

　　博物馆、纪念馆是一个国家或民族文化核心价值载体和殿堂

　　在谈到博物馆和纪念馆与历史的关系及他们肩负的责任时，董长军认为，博物馆、纪念馆是征集、典藏、陈列、研究代表自然和人类文化历史遗存的场所。博物馆和纪念馆的职责就是以建筑和互联网为载体，保存人类自身的历史记忆和对自然、社会的认知历程；对自然和人类文化历史遗存，按照自然价值、社会价值和艺术价值等标准予以分类；通过典藏、保护和展示，参与人类文明历史的书写、记述和表达；为公众和社会机构提供知识介绍、学术教育、艺术欣赏、思想精神启迪等。

　　再有，博物馆、纪念馆具有非营利性、开放性、服务性与永久性等特征，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文化设施，也是一个国家或民族、一个城市或地域、一个行业或群体的文化核心价值载体和殿堂。

　　日军兵力在亚太地区始终被中国战场所牵制

　　当年日本侵华蓄谋已久，其大陆政策几经完善，成为举国共识。在其侵略步伐中，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发动“七·七事变”开始全面侵华，并非日本军国主义的最终目标，或北进直接参与对苏作战，或南进侵占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与德国纳粹划分世界，才是日本法西斯的既定战略。董长军认为，中国战场粉碎了日本的“北进”计划，并且中国战场还是对盟军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配合。

　　德国入侵苏联前夕，希特勒接见日本陆军大将山下奉文，希望“日本从‘满洲’打进西伯利亚”。苏德战争爆发后，德国外长里宾特罗甫致电驻日大使奥托，希望日本参加对苏作战。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力主对苏开战、夹击苏联。但至1940年冬，日军49个师团中有27个被陷于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战场，只有11个师团用于中国东北。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后，日军判断对苏进攻至少需25个师团。但此际日军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兵力不超过14个师团。当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时，希特勒再次企图联合日本打垮苏联，但日本在此之际，正调集兵力进行对华北和华中占领区的“治安作战”，因为他们清楚，只有巩固的中国沦陷区才能实现其“北进”、“南进”，否则一切都是口号！至1941年12月初，日本陆军51个师中有35个师用于侵华战争，实在鞭长莫及！

　　正是由于日本陆军主力被中国抗日战争消耗和牵制着，才迫使其不得不放弃“北进”与德国合击苏联的计划。历史不能假设，倘若日本没有中国战场的后顾之忧，从远东地区进攻苏联，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苏联元帅崔可夫说：“在我们最艰苦的战争年代里日本也没有进攻苏联，却把中国淹没在血泊中，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能不考虑到这一明显而无可争辩的事实。”斯大林讲：只有当日本侵略者的手脚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在德国侵略者一旦进攻我国的时候避免两线作战。

　　中国战场是对盟军太平洋战争的战略配合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战场拖住和抗击日本陆军总兵力的80%，最高时达到94%；从1941年冬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3年冬，日本在华陆军占总数的50%以上，最高达到69%。1943年冬，美军在太平洋战场开始战略反攻时，日本仍有54%的陆军计38个师团、近一半的航空兵被牢牢牵制在中国战场。若再考虑到中国远征军参加的中缅印战场，则抗击和牵制的日军更多。罗斯福指出：“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个师团的日本兵，可以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把这些地方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战后日本战史著作也公认：日本“在对美英开战后，日本陆军主要战场在客观上仍然是中国大陆”，“日本陆军的主力仍然被死死钉在中国战场上，寸步难移”。

　　董长军表示：“中国抗战彻底击碎了日本法西斯独霸中国、与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的迷梦，战略上配合了欧洲抗击德国法西斯战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抗日战场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唯一战场，独立抗击了10年有余的日本法西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抗日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牢牢地抗击和牵制着日本陆军主体力量，为英美盟国实现“先欧后亚”战略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重大牺牲。”

　　有数据统计，中国战场长期牵制和抗击了日本军国主义的主要兵力，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在这场战争中，中国军队共毙伤俘日军150余万人，占日军二战中军队伤亡总数的70%以上。日本战败后，向中国投降的日军共128万余人，超过在东南亚及太平洋各岛的日军总和，占当时日军海外投降总兵力的50%以上。

　　中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董长军表认为，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战争，战火遍及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约20亿人口卷入其中。从1931年开始到1945年结束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正义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国反抗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董长军表表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因德、日两个核心的法西斯国家而分为东、西两个战场。中国抗战开展时间最早、持续时间最长，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战场——1931年至1941年的10年时间内，中国抗战是唯一的东方反法西斯战场；1941年底至1945年的4年间，中国抗战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与太平洋战场和中国参与的中缅印战场共同抗击着日本法西斯。“中国军民以坚韧的意志和巨大的牺牲，把日本陆军主力和部分海空军力量牢牢地牵制在中国，极大地消耗了日本战略物资储备，对日本侵略者的彻底覆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战略上策应和支持了盟国‘先欧后亚’战略，粉碎了日本“北进”计划，战略上配合了欧洲战场和太平洋战场；作为亚太地区盟军对日作战的重要后方基地，为盟国提供了大量战略物资和军事情报，为夺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一言以蔽之，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是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

　　我国的抗战史书严肃真实、经得起推敲考证

　　董长军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以来，党、国家和军队有关研究机构，对书写客观、全面的民族抗战史，投入了很大精力和物力，取得非常显著的成果，如军事科学院1995年出版的三卷本《中国抗日战争史》、中共党史研究室2001年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下册、中宣部组织编写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及其简本、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的《中国抗日战争史》和《中华民国史》、《中国近代通史》相关卷册，还有高校的一些编著等，说明我们的抗战史书是丰富的、深刻的。此外,军事博物馆还有相当珍贵的一批国民党正面战场的藏品。例如美国颁发给戴安澜的懋绩勋章、戴安澜生前使用的方位仪等，都陈列于2004年改陈后的“抗日战争馆”。

　　董长军认为，当下的抗战宣传中，有一种对党、国家和军队有关研究机构推出的抗战史书的深深误解，即它们永远或者仍然停留在过去的观点；甚至被妖魔化，即它们永远是配合政治上的宣传，不尊重历史真实。事实上，我国的抗战史书是严肃的、真实的，是经得起推敲、考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