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邓中好
记者：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人伦价值为中心的；中国传统哲
学的主流可以说就是一部伦理政治哲学。但是，作为一种哲学
理论的价值论，却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初才在中国正式兴起。
那么，这种理论研究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是什么？
李德顺：这首先是同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
期相联系的。在此以前，价值观问题由于被看作是资产阶级唯
心主义的理论专利，在我国哲学园地中，“价值论”研究曾是
一块空白。新时期开始后，要从理论上总结已往的经验教训，
为现代化建设探索新的思想观念，关于人的价值和科学技术的
价值，关于价值观念的变革和重建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就被迅速
地提了出来。这是最重要、最直接的原因。
同时，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发展，也必然要把本世纪初兴起
于西方、至今已充分显示其重要性的价值论问题，作为自己的
重要理论问题给以正面的研究和回答。价值问题是一个具有普
遍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重大哲学问题。近半个世纪来，前
苏联、东欧、日本和其他一些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曾做过努力，
探索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学说，也取得了不少成果。这是一
个十分重要的条件。
记者：20年来，我国的价值理论研究，经过众多学者的辛
勤努力，取得了长足进展，成为当前哲学界和理论界一个很活
跃很有影响的领域。从现有成果看，这些研究具有什么突出特
点？
李德顺：中国当代价值理论研究的基本特点是：它的主流
从一开始就是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基础上展开，从而
使它在两个方面有自己的鲜明个性：
首先，它立足于对实践、认识、历史、主体和客体、人与
世界的关系等的唯物主义观点为前提来理解和规定价值；注重
从真理与价值、真理观与价值观、认识与实践、个人与社会等
的统一来回答和论证问题，旨在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提供积极
的理论支持。因此，它不同于西方价值研究的各种主要特点，
而是形成了一套有自己风格的概念范畴系列。其次，它又以曾
长期受到排斥的价值问题为对象，在观点和方法上改变了以往
对马克思主义狭隘理解的传统框架，重新挖掘和整理了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的许多未曾被注意的思想。这不仅丰富了哲学，而
且在许多方面提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改变着通过教科
书所确定下来的传统理论体系。
这两方面的显著特点意味着，当代中国价值理论研究的命
运，既是理论科学和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又同中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事业的命运、同改革开放的形势及其健康发展的命运紧
密联系在一起。
记者：中国理论界关于价值问题的研究和争论持续了20年，
其研究和争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有哪些重要成果？
李德顺：首先是价值理论的学科性质和地位问题。其次是
价值思想史和价值研究的方法问题。从目前发展的动向看，一
些哲学和社会科学工作者正在探索跨学科的联合研究。从具体
课题看，大量的研究是关于价值的一些哲学基础理论问题。比
如：价值是主观的还是客观的？价值与真理之间是否能够和如
何实现统一？人类现实的价值体系是如何形成和演变的？等等。
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大量的不同观点，但总的来说是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基础上的争论，彼此间的分歧常常并不涉及共同的前
提。
讨论中提出的一个带有整体性和实质性的问题是：价值的
本质究竟在于它是存在者（主体或客体）内在的一种“属性”，
还是在于它本身只是作为主客体之间的“关系”现象而存在？
对于人、特别是人的需要的理解，也构成一个实际上的理论难
点。
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国内学术界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在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将价值观念研究与学习邓小平理
论相结合的过程中，学者们从各个方面探讨着有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价值观念体系的科学内容和结构，并把它们与正在进展着
的社会实践加以对照，形成了一些富于启发性、建设性的成果。
这首先表现在关于价值主体观念的深化。在走向社会主义
现代化过程中，必须以党的宗旨和社会主义本质为基础，确认
我们价值观的核心是以人民为主体，以“为人民服务”为最高
价值取向。有些论者还进一步探讨了这种主体意识的两个主要
具体化表现：广大群众的“主人意识”和各级领导干部、国家
公务人员的“公仆意识”，分析论证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
从思想观念、社会组织和管理制度、保障和监督机制等方面加
以落实和健全的必要途径。其次是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
下的社会价值结构研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不仅本
身是社会经济利益结构和物质价值调节方式的深刻变革，同时
也必然引起政治、道德、文化乃至日常生活价值结构、运行方
式和思想观念的深刻变革。其中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与社会整体
结构的统一和平衡、公平和效率的相互关系以及未来市场经济
基础上的生活消费方式等问题，目前处于研究的热点地位，讨
论非常活跃。再次是与之相适应的关于社会规范和评价标准体
系的探讨和论证。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是凝结
着马克思主义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丰富思想内容的科学结
论，它不仅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社会主义价值标准的本质，而且
也应该成为国家社会整体的基本价值规范。我们的各项制度、
法律、政策、措施等，都要在实践中贯彻落实“三个有利于”
的标准，并使之制度化、系统化、规范化。而有关政治、道德
和文化等规范的发展和完善，也离不开“三个有利于”这个根
本基础和出发点。回答这些理论和现实思想问题，也是我们研
究取得成果的一个重要方面。
最后是关于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大量价值观念更新和矛盾冲
突问题。例如：如何看待中华民族古老的传统文化，如何看待
当前存在的经济与道德“二律背反”现象，等等。这些方面的
研究目前正在深化。
记者：在世界性的价值观念变革和价值重建的潮流中，当
前中国社会发展提出的价值观问题，显得十分重要。
李德顺：是的，生活实际的发展进一步显示了这种研究的
现实意义。事实证明，中国走向现代化，必然伴随着一场价值
观念上的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没有思想的解放和价值观念的
转变与更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地进行。
在以往关于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看法中，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
观念甚至偏见。这些偏见势必成为不利于改革开放的思想障碍。
比如，由于受“泛道德主义”传统的影响，事实上存在着“经
济、道德二元论”或“义利二分互斥”的习惯思维，总是强调
经济发展与道德文明、义与利之间的互相否定、互相牺牲方面，
将完整统一的社会价值体系分割，从而导致“一手硬，一手软
”。为了创造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革和现代化的思想条件，必须
从理论上给以必要的说明，建立适合于时代特征和历史任务的
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念体系。这已成为我国价值理论研
究、尤其是价值观念问题研究的一项自觉的任务。为此，近几
年学术界就“社会进步的历史标准与价值标准”、“生产力标
准与社会文明建设”、“经济发展与道德建设”等一系列问题，
进行了研究。这些研究成果的宣传和讨论，对于解放思想和价
值观念的转变，无疑起到了推动作用。
在这方面的理论建设中，作为改革开放指导思想的邓小平
理论，可以说是代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智慧的伟大成果，其中
包含了中国社会当前价值变革的深刻内容。邓小平1992年春天
的讲话中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关于“三个有利于
”标准等一系列重要思想，奠定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价值观
念体系的基础和核心。这一新型价值观念体系的完全确立和充
分发挥作用，将对中国的前途产生深远的指导意义。正因为如
此，这一价值观念体系的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都面临着复杂
而艰巨的任务。它本身就意味着整个社会文化从传统到现代的
重大转型与重建。
《人民日报》 (1999年08月28日第6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