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蔺时工
封建社会里虽然皇权至上，且有着“为尊者讳”的古训，
但封建集权并不能完全逃脱各种监督和约束。言官诤臣的冒命
直谏是其一，而“起居注”，则是又一种形式的监督。
且说这一日，宋太祖没事偷着乐，在后宫苑里用弹弓打雀，
侍御史张霭称有急事要见。皇上听罢汇报，尽是些稀松平常的
事情，很是扫兴，愤而质问为何小题大做，扫了朕的雅兴。张
是个直肠子，便实话实说：臣以为这些小事，也比打雀要紧。
皇上恼羞成怒，操起柱斧柄敲掉了他两颗门牙。张慢慢俯下身
去，捡起落齿揣在怀里。皇上说：你想以此为证，告我的状吗？
张吐了一口血水答道：为臣不能状告陛下，但自有史官将此事
写进史书。宋太祖为之悚然，立马转怒为喜，好言抚慰，并赐
了一大堆金银财帛。此事见于司马光《涑水纪闻》。
由此看来，尽管宋太祖采取了补救措施，并且“不耻下贿
”，然而照样未能“为尊者讳”。时至今日，我们仍能够领略
到宋太祖的这种“稍逊风骚”的劣迹，足见史官秉笔直书，如
实记下了尊者的这段“起居注”。
实事求是、无所隐讳的史官，世称为“良史”。先由春秋
董狐，继之刘向、扬雄又称司马迁为良史之材。观《资治通鉴》
，司马光亦有良史风范。春秋曲笔也罢，秉笔直书也罢，历史
需要本色，拒绝虚妄，拒绝粉饰，拒绝隐欺，其真髓是实事求
是，客观公正。历史的镜鉴作用，也即在于此。
又据说，起居注是绝密文件，甚至绝密到连皇上也不能亲
自“御览”。贞观年间，唐太宗问褚遂良：爱卿掌管起居注，
都记些什么呢？身为皇上之人能不能看一看？褚对他说：如今
的起居注，即古代的《左传》，记录皇上的所言所行，并且还
要评判是非善恶，作检点警示之用，以求皇上不行非法之事。
没有听说皇上亲自审阅的。唐太宗又问：我有不良之事，你也
要记录在案？褚又答：守道义不如坚守做官的本份，我的本职
工作就是记载起居注，您的言行必定如实记下来。此时，站在
一旁的另一位大臣刘洎也进言：即便褚遂良不记，天下之人也
必定要记。此见于唐刘肃《大唐新语》。
像唐太宗这颇具文韬武略的英主，对起居注是真的不明白
还是故作忸怩呢？我们不得而知，反正未因这一次而让褚遂良
下岗，说明他还是敬畏起居注的。没准他那是在考验褚遂良：
你小子讲真格儿还是跟我玩片儿汤？
不过，良史和起居注都是被动的，主动的、关键的在于明
君良臣能否廉洁自律。起居注的内容不外乎言与行，比较而言，
“言”倒好说，口头上承认自己腐败的没有几个（牢狱里的自
供状另当别论），非但如此，还可以激昂慷慨，大唱高调，把
自己扮演成反腐败的光辉形象。而“行”则不然，稍不留神，
就往往如潘金莲，紧要关头在一身缟素之中，偏偏露出了一角
小红袄。
《人民日报》 (1999年07月20日第1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