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重构] 2000-11-04, 07:45:28

　　如果我们对群居动物进行分类，一个可以选择的角度是从个
体成员的自由度去划分。有一些群居动物的个体成员，其行为的
自由度很小，例如蜜蜂、蚂蚁，它们的社会角色是由基因决定的
（通过蜂王、蚁王的化学信息指令来实施）。但是，另外一些群
居动物的个体成员，其行为的自由度则较高，例如马类、猿猴类
、人类等等，标志之一即许多个体成员都有机会参与群体的管理
事务，包括成为群体的首领；在这种情况下，群居动物的个体成
员之间，就存在着如何管理或应对共同事务的问题。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个体成员的自由度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区、不同民族里，个体成员的自由度往往有
着很大的差异。我们甚至可以推测，在人类社会的初期，不同群
落的人类，他们的个体成员的自由度可能就已经存在着差异了；
例如，有的群落比较崇拜或服从“特权”，其个体成员的自由度
要小一些；有的群落则倾向“民主”，那里的个体成员所享有的
自由度也就要多一些。

　　不过，一般来说，人类社会的民主与特权之争，主要发生在
私有财产出现以后。这是因为，私有财产的出现是与个性的成熟
同步的，我们既可以说个性的成熟促成了私有财产的出现，也可
以说私有财产的出现促成了个性的成熟。按照笔者的理解，真正
意义上的人类，实际上是在私有财产出现的那一刻才成为人类的
；因为笔者将“人”定义为大脑权力超过基因权力的动物，而大
脑权力的基础即私有财产（由大脑支配的身外之物）。

　　当人类的个体成员有了自己的个性亦即追求自己的生存方式
和生存乐趣时，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人与事的关系就
变得异常复杂起来。因为他们需要解决一系列的问题，例如一个
人遇到另一个人时，彼此的行为应当是什么样的？什么东西是自
己的私有财产，什么东西是自己与其他人共有的财产，什么东西
是群体的共同财产？自己想做的事情在什么情况下可以做，或不
可以做？群体的事情由谁来决定如何做，以及由谁去做？

　　显然，上述种种问题，人类并不是一下子就搞明白的。事实
上，人类社会正是在糊里糊涂的情况下，磕磕绊绊地发展起来，
从数以万计的散居的部落慢慢地演进成若干个国家。在现代国家
里，由于每一个人的个性越来越凸现，因此人类社会越来越倾向
于反对特权；因为特权成员的存在及其特权利益的膨胀，损害的
正是其他社会成员的利益（包括政治人权和经济人权），以及其
他成员的个性追求。

　　在这种情况下，人类社会的国家结构的功能主要由两部分组
成；第一部分是在国家关系中维护本国的利益，第二部分则是在
本国内部维护全体公民的利益。应当指出的是，第一部分功能是
否得到真正履行，通常取决于第二部分功能是否得到公正实施；
如果一个国家存在着特权成员，那么这些特权成员完全有可能利
用自己的政治特权来维护自己的经济特权，甚至不惜出卖国家的
利益。

　　为了实现国家结构维护本国全体公民利益的功能，国家的权
力机制首先要铲除特权成员出现的土壤，而最容易萌生特权成员
的地方却正是国家管理权力本身。为此，国家管理权力不得不进
行分立，当然这种权力分立也是有限度的，即不能影响国家管理
事务的基本效率。需要说明的是，人类社会在国家管理权力的分
立问题上的探索，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至今仍然没有停止这样的
探索和实践，因为我们距离理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应当
指出的是，权力分立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这样做的目的是
维护社会权力的公正。

　　笔者认为，目前比较好的国家管理权力结构是七权互补，即
国家的事务要由立法评判机构、行政管理体系、司法实施机制，
以及政党、团体、传媒舆论、民心民意等七个方面来决定。在七
权互补体制里，最高的权力是民心民意，民心民意权力的执行者
分别是立法机构、行政管理体系和司法实施机制；而民心民意的
宣扬者除了每一个社会成员或国家公民自身之外，还有代表不同
人群利益的政党、代表不同群体利益的团体，以及属于全社会的
公正客观的传媒舆论。这种国家权力的七个方面，既是权力的分
立与制衡，也是权力结构的互补和互动。

　　立法评判机构的成员是由全体公民经由一定程序选举出来的
，立法机构的首要职责是把相对比较稳定的民心民意转化成为可
以操作的法律条文；与此同时，立法机构的第二项职责，是任命
服从民心民意并有能力执行民心民意的行政首脑和服从法律并有
能力执行法律的司法首脑；第三项职责则是评判其他社会权力体
系的行为，而其权力基础乃是源自民心民意。

　　行政管理体系的首脑由立法机构任命或者直接由民心民意选
择（例如由全体公民直接选举总统或国家元首），行政管理体系
的主要成员由行政首脑提名并由立法机构认可，采取这种权力分
立形式的主要目的是避免行政官员获得职务权力之外的特权（例
如贪污、腐败、渎职、浪费国家财产、侵犯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
）。行政管理体系的主要职责是处理国家的日常事务，其运行所
需费用，则要由立法机构批准，这是防止行政部门及其公务员贪
污、浪费国家财产的必不可少的措施。

　　司法实施机制主要职责是根据立法机构所制定的法律来判断
人与人关系的是非、人与物关系的所属、人与事关系的所为，并
使用强制的手段维护法律所规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人与物的关系
、人与事的关系。一般来说，司法实施机制，包括法院、检察院
、依法维护民众安全和利益的机构（公众安全部）、依法维护国
家管理体制的安全机构（国家安全部），以及依法维护国家安全
的机构（军队）。

　　从历史的角度来说，政党是一种比较晚出的权力形式（就中
国而言，古代所谓的“党”原本只是“派别”的意思），它大约
产生于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初期。这个时期的政党，乃是某一阶
级或某一阶层的若干人所组成的有比较严格规章纪律的政治团体
，其职能是宣扬并争取本阶级或本阶层的利益。但是，随着历史
的发展，政党的性质也在不断发生着变化；变化之一是，许多政
党不再是阶级或阶层的代表，而是社会成员中某种倾向性的代表
，例如对事物持激进态度的代表或对事物持保守态度的代表；变
化之二是，随着多党制的出现，执政党不再是部分社会成员利益
的代表，而是全体公民利益的维护者。在这种情况下，政党之间
的差异有越来越缩小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则预示着政党权力有可
能退出历史舞台，其权力将分别由立法评判机构和其他社会团体
所取代；不过，由于社会惯性的作用，这将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对于人的社会日常生活来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权力机制
，它就是形形色色的社会团体（其实政党也属于一种团体，只是
由于政党可以获得管理国家的权力，因而将其单独列为国家权力
的一极）。笔者这里所说的团体，主要指家庭（若干由血缘和婚
姻联系在一起的人）、谋生团体（若干人为了创造财富或谋生而
聚集在一起）、利益团体（若干有着某种共同利益人）、主张团
体（若干有着共同主张或共同信仰的人）、兴趣团体（若干有着
某种共同生活乐趣的人）等等。事实上，社会团体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例如一个人在家庭中的权利、一
个人在企业中的利益、一个人在学术团体或宗教团体中的地位等
等。因此，在现代国家里，社会团体内部的规章或行为方式，也
有必要纳入立法机构、行政管理体系、司法实施机制的视野之内
，例如家庭内的成员利益受到伤害的问题（涉及男女平等、子女
受教育等等）、企业内部成员的利益分配问题（涉及工人有安全
生产的权利、有最低工资的保障等等）。

　　上述立法机构、行政管理体系、司法实施机制、政党、团体
的行为是否符合民心民意，需要有相应的社会评判体系；这个评
判体系的最终评判者乃是该国的所有公民，而公民进行评判的事
实依据则来自于社会信息的共享。一方面，立法机构、行政管理
体系、司法实施机制，以及政党（包括执政党和非执政党）和其
他社会团体有责任有义务向所有公民提供真实的社会信息；另一
方面，还需要有独立于上述权力机制之外的传媒舆论机构，来向
所有公民提供客观、公正的社会信息。事实上，特权公民之所以
能够获得特权利益，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特权公民垄断了社会信
息资源，从而使民众不能及时了解到国家财富亦即公民财富或团
体财富的存在状况和被转移的去向。因此，传媒舆论机制，理所
当然地成为社会权力的重要一极。

　　但是，上述权力机制能否顺利运行、能否基本公正合理地运
转，关键在于民心民意是否具有至高无上、随时可以兑现的权力
。中国古代的皇帝或政治家喜欢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
失天下”、“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但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
社会时期，民心民意权力的实施缺少随时兑现的效力，它的作用
只能体现在一个朝代的建立或灭亡，而不能落实到国家管理工作
的每一年每一件事务上。当然，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它们
涉及到信息传输技术（这是民众及时了解社会信息的前提条件之
一）、民众的文化水平（这是民众理解复杂社会信息的前提条件
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在自给自足经济形式下，远方的
事物对人们的影响较少，民众对国家常规事务的关心亦较少），
以及民众对特权成员的抵制程度等等因素。

　　幸运的是，今天我国已经告别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社会（专制
即部分社会成员拥有管理国家的特权），国家管理体制正在向着
七权互补的方向发展。当然，问题仍然不少，其中最严重的问题
就是大多数公民的利益不断遭受少数特权公民的侵犯，其主要表
现形式则是贪污、腐败、渎职、浪费国家财富、损害公民利益的
行为普遍存在。从这个角度来说，清除腐败现象的社会基础，首
先是民心民意要拥有至高无上并且随时可以兑现的权力，而这种
权力形成的重要条件（前提条件则是所有的社会成员达成基本的
利益共识）乃在于全社会都接受民主的理念，而民主理念的核心
则是拒绝特权。

　　王红旗 2000年8月13日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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