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蓝渊] 2000-11-10, 13:44:52

　　王建国

　　中国正处在种种危机之中。最近中共中央宣传部刊物《半月
读》刊载一篇题为《我们所面临的，不仅是危机》的文章，指出
五大危机；一，人口膨胀的问题重，一九九零年第四次人口普查
总数已逾十一亿三千万。第三次人口生育高峰期已汹涌而至。专
家预测，今后每年将有一千五百万新增人口，将每年消耗四分之
一左右的新增加国民收入。而伴随而来的还有：失业率增加、人
口老龄化、劣质化、大量盲流涌动等问题。二，农业制约，九十
年代很可能出现农业问题。过去十年，耕地净减五千万亩、水土
流失五亿二千万亩。三，资源不足，全国人均只有一点二九亩，
且每年至少净减三百五十万亩；人均占有水资源量二千五百多万
立方尺，不足世界人均水平的四分之一；人均矿产资源不到世界
平均水平的一半。四，资金短缺，难以跨越工业化经济的栅栏。
五，社会结构，经济结构都面临困难转换期。

　　当然，此文并没有分析在为什么会有这五大危机。其实，这
五大危机都是派生性的，其根源在制度危机。民主、法制和私产
制度完善的国家一般较少存在人口膨胀问题，人口膨胀是制度的
结果。农业制约、资源不足和资金短缺也都是制度病。美、日、
台湾、香港、新加坡的例子能证明在一个私产和自由市场的世界
，这些危机根本不存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危机是担心市场需求
不足。在中国其实有两大别国无法比拟的资源，市场资源和人力
资源。在中国只缺一个资源，就是一个好的经济制度。若能把在
中国的人力与市场资源与一套好的经济制度结合，民富国强指日
可待。

　　因此，解决在中国危机的根本政策是改造制度。在中国最好
的人口政策就是改造制度，发展市场经济。

　　本文之目标，当然不是要探讨如何改变制度问题。而是给定
现有制度这一现实，上述危机确实存在，且比写出来的更为严重
。而且最可怕的，就是人口危机。给定制度前提，我们有没有比
现行人口政策更好的选择呢？本文将在基于对现在中国人口现状
、生育动机、现行人口政策之利弊的进行分析之后，提出一套软
件性人口政策计划，解决中国人口爆炸问题。

　　中国政府早已感到人口爆炸的危机性。人口危机不解决，中
国的未来之路将通向地狱。故不借代推行计划生育与一胎化政策
。由于这些政策带有强制性，故我称之为硬性人口政策。这种政
策的最著特点是不管生育动机与原因，强制性地规定生育结果、
强迫人们结婚、生育的时间与数量。凡不能按政府的硬性生育计
划生育者，重惩重罚。这一硬性人口政策虽在付出极为高昂的成
本后取得了近期效果，但它所带来的问题的严重性，也足可以毁
掉中华民族的未来。

　　我们要设计的软性人口政策，其实就是一套从政治、经济、
社会、文化和心理方面去影响人们生育动机的诱导机制，在其政
策的约束影响下，使少生、优生、适当迟生成为人们自己权衡决
策的结果。在整个效果上，能自动达到人口数量与质量，人口总
量与人口结构等方面的良性互助与协调。本文将表明，软性人口
政策与硬性人口政策的根本不同在于三点；一，软性政策的着力
点在生育动机与原因，硬性政策的着力点在结果。二，软性政策
不仅看人口的数量控制，而且更看重人口的质量、结构和政策的
长期效果。而硬性政策则主要看数量控制与短期效果，短期之小
得导至长期之大失。三，软性政策将基于市场机制，硬性政策全
依行政手段。软政策之实施以人权与自主为前提，硬政策则主要
基于强迫之上。

　　一、中国人口危机的几大症状

　　中国人口危机出现综合症状。人口数量、质量和结构同时进
入危机状态。

　　1、 人口绝对量爆炸

　　虽然中国人口总量之官方统计数字为十一亿三千多万，但若
把偷生、瞒生等违规生育的黑孩子算进去，中国现有实际人口应
已超过或接近十二亿人了。例如一个叫刘永康的人考察了苏北农
村没有上户口生育黑孩子的情况，提到A村第三生产队一百五十人
，黑孩子十五人（见朱晓阳《中国人奔向天堂》，香港《九十年
代月刊》。一九九一年三月，第八十八页）。违规生育主要发生
在农村。从一九八零年到一九八七年，大约每年有九百万违规出
生的孩子，超过生育率的三分之一（见Far East Economic Revi
ew,1990,19/7,P19）。根据中国一九九零年的人口统计预示，该
年的男婴出生率高出女婴百分之十一点三。根据这个统计，仅一
九九零年一年，就有六十万以上的女婴不知去向。《纽约时报》
北京局主任尼古拉.克利斯朵夫最近对此现象进行了深入采访，进
一步揭露了这一现象。即大量女婴被瞒生瞒报，有些则被杀溺了
。

　　我们说十二亿人为人口绝对量爆炸，是相对中国的制度条件
和资源条件而言的。给定非市场经济制度，世界资源不能通过大
规模的国际贸易为我所用，故中国绝封人口承载量就只能以在中
国本土的资源为限度，生产力也只能在制度约束下增长。非市场
制度能给出的生产力当然会使十二亿人口成为绝对量爆炸之数。
以宋健教授为首的大陆一些控制专家和系统工程家就认为，在中
国人口的最大容量应为十亿、最佳容量是七亿以下。据在中社会
科学院故铵钢等人的研究，中国土地资源的潜在自然生产力，按
温饱标准计算，理论上的最大人口承载能力为十五到十六亿人。
这些人当然是以现有的制度约束和中国自有的资源约束为条件，
然后从经济发展、粮食和食物生产、能源生产、淡水资源、人民
生活、劳力就业、生态平衡等方面出发，对中过最大人口容量作
出研究与结论的。不过，若只以自有资源为前提，日本、台湾、
香港、新加坡、比利时这些人口超密度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就
应早已饿死了，或早已人口爆炸了，而他们的人口政策，则应是
断子绝孙才为最优。而事实是，他们不存在中国的非市场制度约
束，故人们仍可自由生育而无穷困之忧。

　　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估计，到二零三零年，中国人口将达
二十亿，若仍以现有制度与中国自有资源为前提，必有几亿人要
饿死无疑。因为与此同时，中国的土地资源正在数量递减、质量
退化、水土流失总面积已由五十年代的一百一十六万平方公里增
至现在的一百五十三万平方公里。森林减少、草原退化、沙化进
度呈指数增长。陆地、河流湖泊面积日益减少、环境污染已从城
市发展到农村，总体水平已相当于发达国家五、六十年代的严重
时期。到二零零零年，全国百分之七十的淡水资源将受到污染而
不能使用。水利失修，今年水灾损失数百亿元。如果制度依旧而
不限制总人口之增长，在人均粮食种植面积不到一亩的情况下，
将如何解决吃饭问题？人口和粮食危机将同时出现！（也参见参
考文献1和5）

　　不仅如此，开始于八十年代中期的第三次生育高潮将一直延
继到一九九七年前后，并以每年一千五百万到一千七百万的净增
人口增加。（见《人民日报》九一年八月五日）

　　2、 人口质量低劣

　　据估计，中国文盲半文盲人口约三至四亿、残疾痴呆人口约
五千万。农村人口约占百分之七十五。据一九八七年百分之一人
口抽样调查，十二岁以上的文盲半文盲人口占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十六点七七（见《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九年第九十三页）。《
光明日报》记者杨荣一九八九年春季被大寒阻在山西吕梁山区的
一个小村庄里，后来他发出一篇关于这个村庄的计划生育的报导
。全村二十六户，没有一户有收音机、电视机，全村一百二十八
人，没有一个上过高中。这里最富足的是膨胀人口。不少人结不
了婚，一旦结婚生四、五个孩子是常事。七十年代末到现在人口
翻了一翻多。文盲占了全村的百分之五十一、百分之八十四的女
孩失学（参见参考文献1）

　　平均每万人的大学生数，中国也是全世界最低的国家之一，
远远落后于印度。

　　3、 人口结构问题

　　中国人口结构问题有以下的一些：一是男女比例失调。中国
人重男轻女，加之硬性的一胎化政策，导至性比例严重失调。一
九四九年以来的选择统计结果如下：一九五三年：男一零四点九
比女一零零；一九六四年：男一零三点八比女一零零；一九八二
年：男一百零七点五比女一零零；一九八七年：男一一零点五比
女一零零；一九八九年：男一一二点五比女一零零；一九九零年
：男一一一点三比女一零零。另一项根据妇女怀胎次数所作的统
计，情况更为严重：第一胎：男女婴比例为一零六比一零零；第
二胎男女婴比例为一一二比一百；第三胎为一一六比一百；第四
胎为一一八比一百；第五胎为一百二十五比一百！（见《中央日
报》九一年七月十七日）

　　二是人口老龄化。据胡铵纲等人估计，二零四零年，中国老
龄人口将突破三亿（一九九零年已突破一亿）。由于计划生育政
策普遍推行，出生率近十余年大幅度下降，少年人口占总人口比
例不断下降。人口年龄结构由年轻型变为成年型，并正在快速转
向老年型。以不发达的经济条件应付如此巨大的老年人口和较快
的人口老龄化，老有所养的问题如何解决？

　　三是农村人口多，低文化素质人口多，如文盲、痴残人口。

　　四是过剩人口多。据预测，二零零零年十五至六十四岁的生
产年龄人口将增加到八点五八亿，比世界所有发达国家生产年龄
人口之数还多出二千万；二零二零年将增加到九点七七亿。每年
等待就业的人口都在一千万以上。尤其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将在
二零零年达到二点三三亿。现已超过一亿，形成盲流滚滚（参见
《人民日报》九一年八月五日）。

　　五是独生子女多，将形成无亲戚之社会。这将造成严重的社
会心理问题。

　　六是由于户口制度造成的人口在地理上的不合理分布，至使
沿海人口拥挤内地，边疆人口稀少。

　　这些人口的结构恶化，正在地球上淘汰中国人…………。

　　二、中国必须控制人口

　　到底多少总人口是中国的适度人口，什么样的人口结构最佳
，这是一个很深的人口理论问题，本文不准备多加探讨。因本文
之重点是设计软性控制人口政策，是以假定人口控制在一定的数
量范围内，并满足一定的人口结构的目标是最佳的、必须的为前
提，来选择一套最佳的达至目标人口质量结构的人口控制政策，
使其满足如下条件：

　　1、以尊重个人和夫妻自由选择生多少、何时生的基本权利为
前提，使少生、优生出自个人、夫妇的自愿决策。

　　2、达至同样的目标，此套政策成本更省，或给予相同的政策
成本，此套政策能带来更高的社会福利，或更好地达至目标。

　　尽管如此，中国的人口必须控制，似乎已成定论，理由有如
下一些：

　　（a）发展中国家人口需要控制，是一个统计结果。据联合国
对五十三个发展中国家调查，百分之六十四表示本国生育率太高
（其中百分之八十五点三认为应有降低人口政策），百分之八认
为太低、百分之二十八认为满意。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百分之八
十认为生育率太高、只有百分之三认为要上升生育率。而发达国
家百分之四十六点七认为生育率在他们国家太低、百分之五十三
点三认为满意（参考文献5）。

　　据世界生育率调查和第五次人口调查，到一九八四年，有二
十个国家制定了降低生育率目标，认识到管制生育率对修正人口
的作用。大多数国家愿意下降生育率，大多数夫妇愿意小家庭（
参考文献5）

　　（b）人口拥挤有如公路拥挤，太多的车开在同一条公路上，
没有一辆车能安全，迅速地开到目的地。所以一条公路上的行车
数量应有一定限制。一个国家在一特定时期，资源有限，其承载
人口的能力有限，若有太多人口，便有僧多粥少的危机。一个家
庭多生一个孩子，可能增加此家福利，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则可
能减少福利。故人口需要限制。中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如此，这是
所谓外部效果理论，关于这一点，黄有光教授有精彩分析（见《
九十年代》10/1985 p83-88）。

　　（c）中国人的平均资源少，并在不断下降之中，如人均能源
、土地、森林和耕地面积，中国远远少于世界平均水平。例如每
人平均耕地面积，世界零点五五亩，中国四九年为二点七亩，八
九年为一点二五亩。尤其是粮食问题，在现有制度约束下，中国
很难依靠世界市场解决她的粮食短缺，因为一个非市场经济国家
，缺乏足够的外汇换取世界市场的粮食。

　　（d）在现有制度约束下，其资源所能产生的生产力承载人口
能力极有限，故过多人口更不利经济发展，把本来可以用来投资
发展经济的资源不得不用于增加人口之消费并增加失业人口。一
九五三年至一九七八，每年增加的总消费基金的百分之五十八不
得不用于新增人口。自七十年代以来，每年有超过二千万城市人
口处于失业的待业状况，而在农村，失业人口近年更超过一亿，
造成盲流滚滚。过分的人口增长，带来教育和文化发展基金短缺
。据第三次人口统计，一九八二年中国每万人只有五十九点九名
大专学生、六百六十二名高中生、有百分之五十初中学生进不了
高中、百分之七十五高中学生进不了大专学校。中国的职工，有
百分之八十只有初中、小学程度，百分之五为文盲、仅百分之四
进过大专。过分的人口增长也影响了积累增长。每年中国必须用
她一半的新增国民收入去维持新增人口的消费（见《新中国人口
》p215-218）。

　　我们还可以列出无数条理由来说明中国必须限制人口增长，
但到底限制到什么程度呢？用什么手段、方法、政策去限制最好
呢？这是更难以回答的问题。例如：如果千分之八的人口自然增
长率是适宜的，或者到本世界末总人口不能超过十二点五亿，是
不是用强迫性的一胎化政策最好、最有效呢？这种计划生育政策
长期而言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社会幅利水平呢？特别地，如果我
们不问人口为什么增长过速的原因，而从结果上认定人口增长过
速并强行加以限制，我们是找不到真正解决人口爆炸的办法的，
到头来只会恶化人口危机。

　　事实上，人口增长过速是结果，是制度落后和经济、文化、
科学落后的结果，而不是相反。如果我们死守陈旧的经济制度不
改，而又要人口不爆炸，也许目前的不太人道的计划生育硬性政
策，强迫性的一胎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其长期结果，却是人
口结构和质量的恶化。这就是说，落后的经济制度不断刺激着人
们的生育动机，而行政政策却不断地强迫人们把正在形成的或已
经形成的生命，消失在在胎腹中或扼死在摇篮里，整个计划生育
成了一场经受痛苦，“流血牺牲”、“围追堵截”和耗费巨大的
呻吟与战斗交织的运动。关于这点朱晓阳在他的《中国人奔向天
堂》一文中有极为生动的记实与描写。（见[九十年代]三、四一
一九九零）。

　　所以，中国的人口问题，不仅是怎么办的问题，更重要的是
办什么]的问题。不了解为什么中国人口爆炸，怎么办就变成空谈
。只有基于解决为什么的人口政策，才能最终解决中国的人口危
机。

　　三、硬性人口政策的利弊

　　关于什么是中国的硬性人口政策以及他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制
定与执行机构，朱晓阳的《中国人奔向天堂》有简洁的描写：从
七十年代初以来，政府为限制人口增长作了罕见的努力，计划生
育被列为一项基本国策。

　　国家有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机构是一个同中国政治权
力机构相似的金字塔，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张硕大的蜘蛛网，
网的中心是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网的末端是村民小组、居民小
组、车间或科室班组。为这一系统专职工作的人大约有十五万人
。生育不再是私人的事。国家确定二十世纪末人口不超过十二亿
左右的目标，这一指标通过金字塔型机构向下分配。最后，每一
个车间、每一个居民小组、每一个村民小组，每年能生多少孩子
，谁该生、谁不该生，都纳入了生育计划。这个全民动员，举世
皆知的“消减”孩子的计划，自从普遍实施以来，已使我国比按
一九七零年人口增长率推算，少生了两亿人。这是在采访国家计
划生育委员会主任任彭佩芸时，她告诉我的。（注：即朱晓阳）

　　一九八七年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印发的传单《中国的计划生
育》中写道：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三部分组成：

　　1)、生育政策。提倡晚婚、晚育、少生优生，提倡一对夫妇
只生一个孩子。国家干部和职工、城镇居民除特殊情况外，一对
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农村某些群众确有实际困难，包括独女户
，要求生两胎的，可以隔几年以后生第二胎。不论哪一种情况，
都不能生第三胎。少数民族地区也要提倡计划生育。具体要求和
做法由有关省、市、自治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彭佩芸语）。

　　2)、奖励和惩罚政策。在加强宣传教育的前提下。同时采取
一些经济上的奖励和限制措施，作为辅助手段。事实上，政策带
有强迫性。例如一九八三年，在高压强迫政策下，有一千六百万
女绝育，一千七百七十六万妇女上环。一千四百万多妇女打胎。
在农村，非法生第二胎的，罚款二百五十元，非法生第三胎的，
罚款六百元。非法出生孩子不分给耕地，并被罚减一部分合同土
地，每月还须交十元的孩子抚养费，直至孩子十四岁。妻子（非
法生育者）强迫结扎，从通知之日起，未去结扎者每天罚款十元
（见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 p19，1990.v149，Hong Kon
g）。在农村，更有甚者，则捆绑妇女强行结扎、拆房子、赶走牲
口、拿走饭锅、无所不有。朱晓阳在他的文章中，对此也有生动
的描写。

　　3)、技术政策。以避孕为主，提倡综合节育措施，避孕方法
由群众自愿选择。国家免提供各种避孕药具和技术服务。

　　中国的一胎政策近年已经失败，主要原因是避孕失败。中国
十五至四十四岁妇女，有百分之四十要打胎，而打胎中的百分之
七十是由于避孕失败而至。大约有四分之十至十五以上妇女避孕
失败。生育控制的技术措施情况，见下表（《远东经济评论》同
上）：

　　技术控制生育情况（百万）

　　年 上环 输精管切除 绝育 打胎

　　一九七一 6.17 1.27 1.74 3.91

　　一九七二 9.22 1.72 2.09 4.81

　　一九七三 13.95 1.93 2.96 5.11

　　一九七四 12.58 1.45 2.28 4.98

　　一九七五 16.74 2.65 3.28 5.08

　　一九七六 11.63 1.50 2.71 4.74

　　一九七七 12.97 2.62 2.78 5.23

　　一九七八 10.96 0.77 2.51 5.39

　　一九七九 13.47 1.67 5.29 7.86

　　一九八零 11.49 1.36 3.84 9.53

　　一九八一 10.34 0.65 1.56 8.70

　　一九八二 14.07 1.23 3.93 12.42

　　一九八三 17.76 4.36 16.40 14.37

　　一九八四 11.75 1.29 5.42 8.89

　　一九八五 9.58 0.58 2.28 10.93

　　一九八六 10.64 1.03 2.91 11.58

　　一九八七 13.45 1.75 4.41 10.49

　　一九八八 12.23 1.06 3.59 12.68

　　一九八九 11.47 1.60 4.46 10.97

　　资 料 来 源 ：中 国 政 府

　　关于计划生育政策更为详细的解释，可参见《New China’s
Population》 1988.Macmilian Publishing p219-225。

　　不可否认，中国的硬性计划生育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就，在救
急的短期效果上，确实有它的存在价值，这些成就包括：

　　（1）一九七零至一九八九年，少生了两亿人。

　　（2）全国的出生率已从一九七零年的千分之三十三点四三，
下降到一九八四年的千分之十七点一及一九八八年的千分之二十
点七八。死亡率从解放初的千分之二十，下降到一九七零年代的
千分之七。自然增长率由千分之二十五点八三（一九七零年代）
下降到千分之十点八一（一九八四年），一九八八年的自然增长
率又回到千分之十四点二（见《中国统计年鉴》一九八九年 p88
）。人均预期寿命已达到一九八一年的六十七点八八岁，达到了
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总生殖力也从一九五零年
代的百分之五点八一下降到一九八三的二点一。

　　（3）到一九八四年止，已有百分之八十六已婚夫妇采取了避
孕措施。

　　（4）中国妇女的平均结婚年龄已从一九七零年的十九点八一
岁上升到一九八三年的二十点三一岁，而平均生育年龄由由七十
年代的三十岁下降到八一年的二十七点二岁。

　　（5）由于推行一胎政策，在每年出生的孩子中，第一胎的比
例由七十年的百分之二十点七三上升到八三年的百分之五十六点
三七。

　　（6）婚姻法禁止近亲结婚，提高了人口质量，婴儿的体重、
身高等都有了较大增加（见New China’s Population p225-226
）。

　　那么硬性的人政策的弊病在哪里呢？

　　第一、由于硬性计划生育政策主要不是基于自愿的基础上，
夫妇减少生育大多要以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乃至肉体痛苦为代
价，有的甚至“流血牺牲”了。特别是人们自由选择生育的基本
权利被剥夺，有些妇女是被强行捆绑进行结扎，有的超生户则是
连做饭的锅也被端了，房子也被拆了，人也被打了，有的则不得
不远走他乡，躲起来生育。人们形容计划行育队为“鬼子进村了
”。例如，一九八八年六月七日，病人拥挤的上海新华医院接受
了一个腹腔和盆腔被炸穿，阴道撕裂的女病人。送她来的丈夫一
边流泪满面地哀求救他妻子命，一边讲述妻子腹中爆炸的怪事。
原来多年以前，他的妻子生下一个女孩后，就按计划生育规定，
在子宫内放了节育环。这个丈夫琢磨将这个使他家断子绝孙的东
西取出来已经是好长时间了。最近他想出爆炸节育环的方式，于
是去商店买了一支“丁烷储氮管”，把它塞入妻子的阴道，然后
引爆……（朱晓阳《中国人——奔向天堂》、《九十年代》3/19
99 p87）。

　　第二、这种硬性政策实施起来成本奇高，如果一对夫妇即使
花费五万元也要生第二个孩子，那么他就会想尽一切办法与政策
周旋、斗争。只要周旋成本低于五万元，他们就会一直周旋下去
。如果政府一定要控制住这对夫妇不生第二胎，政府至少得花出
一大笔钱去克服这对夫妇的周旋。若私人的周旋效率高于政府人
员的监督效率，也许政府须花费多于五万元的成本才能奏效。这
样正负两相抵消，为社会少生一个孩子，其总成本已经超过十万
元。有的夫妇则会把要生一个男孩看得比命还重，这时政府就可
能要以一条政府管员的命才能换取少生一个小孩。看朱晓阳给我
们的例子：新疆克拉玛依石油局超胎生育的保卫干部藤新社对计
划生育宣传员李瑛环恨在心，将她用匕首当场捅死。湖南一九八
六年以来，计划生育干部被打人数九百三十五个（《九十年代》
3/1991 p86）。

　　第三、政府的独生子女政策的目标是要在城市达到百分之九
十五，在农村达到百分之九十的独生子女家庭。这种平均分配独
生子女至每一家庭、城市紧、农村松的人口政策，其结果是造成
严重的人口质量和人口结构恶化。

　　首先，独生子女群形成整整一代或两代，其本身的个性、心
理身心的质量就存在问题。据北京师范学院三位学生的研究，独
生子女虽然在学业与体力方面发展比较好，但是他们比较任性、
缺乏责任感与集体精神（《中国青年报》1980.10.2）。又有离群
独处、缺乏幽默、小大人气及缺乏独立性与合作精神等毛病。整
个社会，若由青一色的独生子女构成新生代，其社会问题严重，
整个社会将会呈一种怪异的状况。由他们向他们的再下一代传播
这些社会病态，整个民族也会变成怪癖的性格。

　　其二，现在的人口结构已是农村人口比重过大，文化教育质
量低劣。城市紧，农村松的一胎政策，在事实上已变成农村二胎
甚至三胎。据国家统计局的抽样调查表明，八七年农村出生率为
千分之二十二多，其中百分之三十一点五为第二胎、百分之二十
六点九为第三胎，而城市则成为普遍的一胎家庭（见Far Easter
n Economic Review 1998.3.24.p79）。因农村难以控制，阻力也
大，其结果是，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的比重将越来越不协调，也
浪费了巨大的城市家庭教育资源。因城市居民一般教育水准较高
，但他们的知识资源却只能施于自家的一个孩子身上，而农村夫
妇，缺乏教育，却要去教育二至三个孩子。故新生代的人口质量
结构，将随一胎政策而日益恶化。

　　第四，普遍的独生子女家庭，将带来一个没有兄弟姐妹、姑
嫂、叔婶、姨表的社会。中国以家庭、家族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
传统文化，将随这这种无亲无戚的社会而淡化、消亡。中国的遗
传医学也将会随之难于进行研究而后退。更危险的是，亲友、兄
弟姐妹本是一种社会自然保险系统，随这种自然保险系统的消失
，人们的安全感、生活不稳定的程度、闯渡难关的能力都将大大
下降，这将是一种可怕的社会。更为精辟、详细的论述，请见张
五常教授的《卖桔者言》（香港信报出版社，一九八三)。

　　第五，人口老化。由于独生子女政策，“中国人口年龄结构
，已经从以前的人口金字塔（上尖下阔），即年青人多，老年人
少，变为一九八二年的不规则的形状。如果继续推行独生子女政
策，倒金字塔的情形一定会更严重……。独生子女政策的结果，
使一对夫妇有两对父母亲”(见黄有光“生子女的不良后果”《九
十年代》10/1985，p86)，甚至再加两对父母亲的父母亲，再加一
个孩子，那将是一种什么样的负担呢？

　　第六，独生子女政策造成亲生父母杀害自己的亲生骨肉女婴
的现象，这不仅令被杀的女婴以及父母绝对损失福利，妇女及女
孩受到歧视，计划生育的干部也遭爱痛若，甚至失去生命。而由
此造成的性比例失调，也会给社会的安定及社会的自然结构带来
不利影响和人为畸形。杀女婴现象严重，可从一九七八年的儿童
死亡率由千分之三十七上升到千分之五十看出（资料来源 Judit
h Bamister, China’s Changing Population）。在卫生医疗条
件进一步改善的情况下，儿童死亡率不降反升，其原因恐怕主要
在于杀女婴的增长。按八七年国家统计局百分之一人抽样调查资
料显示，从零至四岁的男女性别比例为110:100左右（《中国统计
年鉴》1989，p94），五至九岁性别比例平均为107：100左右高于
其他年龄组。

　　第七，独生子女政策不利于人口流动和国防发展，因为父母
不愿独生子女离开，更不愿独子去服兵役，这将严重影响经济发
展和国防力量，也影响人口质量。既然人口流动有利经济发展，
而人口不流动不仅使人们缺乏信息、环境、思想、技术和活动交
流，因而影响智力发展，也造成就地结婚、近亲繁殖增加，故降
低人口质量。关于独生子女政策之不良后果，黄有光教授有更系
统之分析（见《九十年代》10/1985 p83-88）。

　　中国硬性人口政策之所以带来如此多的负效果，主要原因在
于政策没有着重于通过经济的、社会的、文化的、教育的手段去
影响生育的动机和原因，而是强迫结果。这不仅使计划生育政策
达不到预期目标且成本极为巨大。下一章，我将著手分析生育动
机与影响生育动机之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