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蓝渊] 2000-11-10, 13:49:10

　　四、影响中国人口的生育动机与因素

　　要设计软性人口政策以从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
方面去影响人们的生育动机，首先得搞清这些动机是如何形成、
由哪些因素影响。

　　一般说来，生育率下降依赖于那些影响夫妻关于家庭形态与
理想家庭大小的社会、经济、文化因素的相互作用。例如：收入
和财富差别的下降，妇女工作机会和改变地位的机会上升，妇女
在学的人数，进入公共医疗的难易程度，平均地享受健康、医疗
、教育的条件、消灭不平等待遇、帮助夫妇决策小孩数量的人口
教育以至达到自我控制的手段的有效性等等，都是生育率下降的
重要因素（参考文献5p16）。

　　从政治上而言，民主、自由、法制、人权和私产的社会，生
育率比较低。这主要是因为人们有多样化的选择，在生育活动与
其它活动之间有较大的福利替代空间；从心理上而言，动物本能
的、逆反的和竞争的心理对生育有较大的影响，社会越现代化，
人离动物之本能越远，生育率越低；社会越压抑，越缺乏自尊，
缺乏机会和希望，人们越把自己的理想、自尊、机会、希望寄托
和实现于下一代之上，故生育率越高；

　　从经济方面来说，小孩既是人力资本产品，也是消费品。人
们多生少生，受生孩子的机会成本高低之影响。作为人力资本的
小孩，人们在决定生育时，必须比较各种投资选择的回报率，自
由投资选择的空间越大，生育小孩的机会成本越高，生育率越低
。小孩作为消费品，依赖于收入水平的高低和抚养小孩与消费其
他消费品相比的相对价格。一般说来，收入水平越高，抚养小孩
的机会成本越大，故其相对价格也越高。这就是为什么高收入的
国家和地区，生育率较低的经济原因之一。同样的道理，收入分
配越不平等（富有阶级与贫困阶级有如富国与贫国之差别），低
收入阶级抚养孩子的相对价格越低，把孩子作为人力资本使用的
价值越大，故生育率越高；这正是越穷越喜欢生孩子的原因之一
。

　　从社会和文化的面来说，一个社会的教育水平、文化水平越
高，人口流动性越大，人们之间分工、专业化等所带来的相依度
越大，生育率越低；社会的卫生条件越好，婴儿的死亡率越低，
生育率越低。一个对建传统越少、性教育、性开放程度越高、就
业率越高、工作机会越多的社会、生育率起低。

　　以上这些基本的选择因果关系，已被大量的统计资料所证实
，也被无数的人口学专家从理论上予以了详尽论述（见参考文献
2、6、9）。我们在下面谈到中国的具体生育动机时，我们也可用
中国的统计资料佐证上述结论。

　　中国人的生育动机同样被上述因素所影响，受同样的因果逻
辑支配，只因具体情况有别，故有专门讨论之必要。中国妇女生
育率水平的变化，主要受下述因素影响：

　　1)、多个小孩多双手，把多生小孩当着追加劳动力的手段。
这种动机主要表现在中国农村的夫妇身上。在那里，小孩主要不
是当着消费品享受，而是当生产手段增殖的。一是在中国农村，
有许许多多的事适于小孩去做，如家务、打柴、放牛、带小孩。
这些事情小孩去做，有与大人一样高的、甚至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二是在农村，小孩不被强迫上学，小孩的消费极低，只要多双
筷子、多只碗就行了。而穿的衣服几乎不花钱，穿上面哥哥姐姐
小时候留下的旧衣报即成。在农村，虽然收入水平低得可怜，但
消费小孩的相对价格更低，小孩生产劳动所赚之收入要高于抚养
小孩之支出。武汉大学人口研究所长辜胜祖在他八一年对湖北宜
昌的调查中，遇到一户有七个孩子的家庭，他问其父母：“这么
多伢呀，你们能养活可不容易呀！”“哎！一根草一滴露水，一
个伢一份口粮，多生几个伢，生活上马虎点，还顶得过去。”“
穷有穷过法，吃饭是加人不加菜，只加一双筷，加人不加米，只
加一瓢水；穿衣服嘛，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补老四；睡觉
更好办，几个挤在一床就是了。”他还调查到，有一户十个子女
的家庭，夏天除两个女孩和两个大男孩外，其余孩子则一丝不卦
。母亲每天蒸一锅红薯，谁饿了谁吃。十个孩子挤在两张床上睡
觉。晚上母亲点点数，孩子都在就关门。

　　有位被调查者说：“我本人出身农村，自五岁多上学始，就
要早晨和放学后放牛、打柴、拾粪、种菜和做家务。放假，农忙
时则到生产队出工，如打青、扯秧、做宣传等，每年要赚不少工
分，而且家里无需花钱去买烧的。我穿的衣服，大多是哥哥姐姐
传下来的旧衣服。家里虽穷，但生孩子不增加家庭负担，不然甚
至会更穷。却不曾想，对整个社会则会带来不利之外部效果。那
些不让孩子上学的家庭，生小孩的机会成本就更低了。另外，中
国农村缺少法治，许多问题要靠举头解决，家里无儿子的，多受
人欺侮。故多了男孩不仅多双手，也多双拳头（见黄有光教授调
查）。这点我也有深切体会，我们小的时候，家里常被人欺侮。
十四、五岁时，人家就开始退着点了。因农村小孩凶悍，大人也
得让着三分。许多家庭也需要添人手，因在农村承包责任制后，
求人也难，要价也高，故劳动力的价值也升高了，谁家都不想求
人。尤其在农民收入提高后，把孩子当消费品的欲望增强，在抚
养孩子的机会成本或相对价格仍很低时，生育率就会上升，并且
拳头的作用仍在。”

　　2)、养儿防老、积谷防饥。中国缺乏安全、保险和福利制度
，尤其在农村如此。不象西方国家有人寿保险、养老金和福利制
度，无儿无女，也老有所养，无后顾之忧。中国千百年来，就是
养儿防老、积谷防饥的自然保险制度。这是中国人生育，尤其是
生男孩的主要动机之一。在农村，无儿无女者，晚景凄凉，更是
不生不行。孩子多，抚养分赡者，故成为多生之动力。

　　3)、传宗接代、续其香火。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根深蒂固，
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农民说：“不让生孩子还有什么
活头”，“就是死也要生个男的”，“没有儿子，愧对祖先”，
“现在这好那好，就是计划生育不好”！（《九十年代》3/1991
p89）为此有杀死自己亲生女婴的；有炸毁阴道避孕环的；有为
保护女婴把自己的丈夫杀死焚尸的；有借种繁子的；有“南征北
战”逃到新疆等边远的地区生儿的；有贪污受贿开计划生育后门
的（见《九十年代》3/1991，p86_89）。由此可见其生育、生儿
的动机是何等强烈。

　　4)、多生几个以防小孩三长两短。这在农村仍很普遍，中国
农村的偏远山区，卫生条件低劣，缺医少药的现像仍很严重，并
常有小孩掉到水塘淹死的事发生，因此，农村儿童的发病率、死
亡率高，使农民认为生一个不保险。而城市居民有些则认为生一
个孩子太孤寂，对孩子成长不利，长大了无兄弟帮助，一个人负
担太重，故想多生。

　　5)、早生儿子早享福。多子多福的传统思想导至早婚早育多
生的动机，在农村常有十五至十六岁就非法成婚生子的事情发生
。

　　6)、中国的农村妇女的平均教育水准与就业水准极低而促使
生育率高。一般规律是妇女的教育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例如
：一九八一年，中国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生育率为百分之四十二
点十八、三胎率只有百分之零点九八，而文盲、半文盲的生育率
为百分之九十四点五、三胎率为百分之十七点六。一九八二年，
五十岁的中国妇女，上过大学的平均生育率只有二点五，而文盲
则有五点八六，小学程度四点八，初中程度三点七四，高中程度
二点八五。一般说来，妇女的就业水平越高，生育率越低。中国
农村妇女的生育率一九八一年为百分之九十三点二一，但从事领
导、参与社会与政治活动的妇女的生育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二点八
九。服务行业的妇女生育率只有百分之五十点九七，体力工人妇
女的生育率为百分之五十八点九三。因农村妇女的教育水平低，
文盲占了多数，加之缺乏就业机会。

　　因为失业和不发达的影响生育率的关键因素，失业率直接影
响人口增长，既然妇女在社会上找不到工作，因而生育儿女，在
家庭中寻找自慰。因无工作，男人则不能在他们的工作中和从未
来的安全感中找到自尊，故生育率很高。

　　7)、在一个缺乏私产制度的国家，尤其产权界定不清楚的国
家，多生孩子可能成为多占有公有资源的手段。例如：农村土地
承包制前，孩子其实大部分由生产队养，多个人口多一份口粮、
多一份自留地、多一份计划分配物资。既然抚养孩子的大部分成
本由社会承担，而孩子长大了主要回报的是父母，多生孩子当然
合算。

　　8)、缺乏教育和性开放。因婚前同居受法律禁止并受道德遣
责，故人们只有利用早婚来解决性饥渴问题，这往往导至早育。
加之避孕节育技术不过关，使许多不想生孩子的，孩子却成了性
行为的副产品，成了不过关的避孕工具的漏网鱼。关于这点，我
在前面章节中已有具体资料证明。同时据世界生育率调查发现，
在二十个被调查的发展中国家中，愿意生育与实际生育率之间有
很大的差距。愿意生育为百分之三点七至百分之四点七，而实际
生育率为百分之三点八至百分之八点三，实际生育率超过愿意生
育率达百分之四至百分之三十六不等。一些不想要孩子的却很少
采取避孕措施（见参考文献5）。

　　9)、贫困、落后、不发达。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据联合
国世界生育率调查，发展中国家生育愿望远高于发达国家。例如
：一九八零至一九八五年，世界平均出生率为千分之二十七点二
，发达国家的为千分之十五点五，发展中国家为千分之三十一点
二。

　　五、软性人口政策设计

　　一切基于非强迫，自愿基础之上，通过社会的、文化的、心
理的、经济的、政治的作用去影响人们的生育动机而导致生育率
变化的政策，是软性人口政策。我下面要设计的软性人口政策，
基于下几条非常基本而简单的原则。

　　（1）因势利导，四两拔千斤的原则。即把政策要达到的目标
转变成一套选择约束，让政策目标的实现成为人们通过选择约束
，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自动、自愿、自觉的结果。

　　（2）良性循环原则。例如硬性人口政策有恶性循环之特点，
短期的收效将被长期的恶果所抵销有余，这我已在前章有详细的
分析。又如多子导致贫穷，贫穷使孩子受教育、获得医疗的机会
减少，而缺乏教育和高死亡率又导致高出生率。这就是恶性循环
。我们的软性人口政策是要变这种恶性循环改为良性循环。

　　（3）市场原则。软性人口政策是要用市场手段代替行政手段
，使计划生育与反计划生育相互抵销的耗费社会资源的活动变成
方向一致，节省政策成本的活动。

　　（4）尊重人权和联合国的条例的原则，即夫妇和个人自由地
负责地决定生多少何时生的问题，这是他们的基本权利。人口政
策必须基于这一基本人权之上。

　　当我们确定了原则，了解了人口发展过程的基本内容，人们
生育行为的逻辑前提和决定人口发展的因果关系之后，我们就可
以着手设计政策措施去修正那些可修正的原因和关系了。

　　父母作为个人要生孩子，要增加家庭人口，所有的父母作为
整体却认识到要减少人口，这就是人口政策要解决的矛盾所在。
人口政策设计是一政策制定与实施的花费与因政策实施而减少的
人口拥挤的效果之间的利弊权衡。影响人口的决策不是由政府，
而是由千千万万的男人和女人所作出，所以要有能直达男女且被
他们接受的政策和渠道。只有使每个家庭有自觉的生育决策意识
，计划生育才可能成功。按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的经验，如果采
取的政策与人民的需求和激励一致，如果政策之推行符合人们的
宗教信仰与文化价值，那么这些政策就会通过人们的自愿自觉的
行动而达到。（参考文献5）只有可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才应行。

　　下面是我的软性人口政策设计：

　　1、 建立生育指标的买卖市场。

　　假定每年有一个年出生率的总量指标反映最佳之人口增长率
（怎样确定这一个最佳增长率不是本文研究范围），我们可用不
同的政策手段达到这一总量指标（例如新生儿一千万）。一是现
行的硬政策，其利弊已如前所述。二是利用市场机制，这不是强
行规定每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而是给生育指标定价。凡要生
者，必须到政府去买生育指标，最好计生委把每年的总指标交付
一民间组织或成立一家专门公司，承购和包销生育指标。

　　生育指标的定价是关键所在。我们可把指标为分一胎证、二
胎证、三胎证、四胎证等。考虑到公平与相互攀比而导至的相对
福利损失，不同胎数指标的价格应不一样。凡生第二胎者，指标
证分男女分别标价，分地区分别标价。比方第二胎生女婴指标价
格三万元，这三万元并不是随便要价，而是基于一个孩子从出生
到上完大学，除去私人抚养成本之外，加上国家的抚养、教育费
、以及对社会带来的拥挤成本。生男婴指标三万五千元，这主要
是用价差来调整性比例失调问题。三胎指标十万元（女婴）、十
五万元（男婴）。四胎五十万元等，五胎一百万元等。

　　凡在新疆、西藏等边远地区，二胎、三胎的指标价格低一些
，这可按人口密度、拥挤度，对人口密度的需求度定出级差价格
，以鼓励人口向边远地区分布。还有，文盲或文化程度越低之父
母，购买指标之价格应越高一些。与此同时，国家也可通过这家
公司收购生育指标，凡愿意不生第一胎者，可把指标卖给国家。
当卖出指标者再想生第一胎时，可以再将指标买回来。

　　国家计生委所委托之公司，也可以以拍卖的方式出卖二、三
、四胎指标，比方每年只有五十万二胎指标，十万三胎指标，五
万四胎指标，公开拍卖，卖完即止。拍卖的好处在于省去了定价
的麻烦，因为我们很难把价格定准。

　　这家承购包销公司除了从买卖中按规定拿到服务费之外，所
有出卖生育指标所得之收入，必须冻结为一专门基金，任何机构
，包括政府不得动用。这笔基金数目将极度庞大。其利息或委托
投资之回收，规定只能用于扫盲、提高妇女教育水平和就业机会
，降低婴儿死亡率，资助成立妇女俱乐部、或资助更为安全、可
靠、经济和先进的节育技术的研究发明、资助养老院、改善公共
衡生条件或兴建民办学校。总而言之，只能由法律规定用于一切
与降低生育有关的因素项目之下。例如：据联合国人口活动基金
调查，在已有政策降低生育率的国家中，那些降低婴儿死亡率、
改善儿童健康、充实家庭生活内容、加强性教育、推迟婚龄和家
庭形成（Formation of familv）的项目，是降低生育率的重要因
素（参考文献5），又如：妇女的教育程度和就业率水平与生育率
有明显的负关系，赤贫与生育率有明显的正关系。故把这笔来自
出卖生育指标的基金用于这些相关项目上，有多种降低生育率水
平的作用。这正是我讲的市场原则与良性循环原则之结合。也是
提高生孩子的机会成本来减弱生育的动机。

　　此项政策的优点至明：

　　A、它可以节省十五万专项计划生育干部和无数半脱产干部及
其支出，而用一盈利机构国家生育指标承购包销公司替代。

　　B、如果在现行的制度下，人们生孩子的利大于弊，即机会成
本很低，那么，只要没有去改变原因，而是强迫结果，其强迫成
本必达到反抗成本才可能奏效。这反抗成本最终会等于个人的生
育大于不生育的纯利。而我们的这项政策却节省了与干部周旋、
对着干而造成的相互抵销的成本。这种成本包括人命、仇恨、杀
女婴、与父母所忍受的痛不欲生的心灵痛苦、避免了围追堵截、
捕追捆绑的野蛮行为。

　　C、避免了不人道、不自愿、反人权的行为。

　　D、在控制人口绝对量的同时，改善了人口质量（用所得基金
改善教育卫生条件等）和人口结构（不是清一色的独生子女，可
调节性比例和地区的人口分布）。

　　E、如果一家有能力生五胎、他所付之款已足够把这五个孩子
自费培养成大学生，而增加高质量人口。这意味着相对总人口压
力的降低，因为他的生产率和创造的财富能超出支持自身而有余
，从而产生有利的外部效果；等等。

　　也许有人说，买卖生育指标，人们哪有钱买，怎么卖得出去
。我看这是杞人忧天，给个例子看看就知道了。去年夏天，四川
省关阳三岔湖的农民欢天喜地地告诉别人：“现在生育政策变了
，有钱就能生儿子”，“六、七百元钱能够买到生育指标”。一
些按政策规定不能超生的妇女挺着肚子四处招摇，逢人便洋洋得
意地说自己有指标，并将盖有政府印章的生育通知书拿给计划生
育干部看。一时间应者蜂涌，许多人踊跃欲试。一个乡计划生育
主任将这件怪事告到乡里。乡人民检察院经过一番紧张侦查，才
发现是本乡的一个医生和一个教师在捣蛋，他们将生育通知书以
每张三百到七百元不等的价格卖给了农民。

　　做手术也可以变成假的。吉林省德惠乡医院的李海涛医生和
实习医生闵跃辉，只要有人给几百元“感谢钱”，他们做的手术
可以让刀只切到腹膜，就给你缝上，以后回家可以照样生孩子。

　　有一个村民居然将超计计生育罚款改变为集资脱贫致富的办
法。计划生育干部下乡检查工作时，村里支部书记汇报说：四、
五时间，村里就收了个“草”字头（万元）。现在凡已计划外怀
孕的都交了罚款，这笔钱正好够我们村修条路。

　　这样的事早已层出不穷。近一段时期，许多地方干脆把超生
罚款变成“拿钱生孩子”，江苏杨中县新镇计划生育干部说，全
镇初步统计一下，超生愿出五万元的有五十户，愿出二万元到三
万元的有二百户，愿出一万元多生一胎的更多（朱晓阳“中国—
—奔向天堂”《九十年代》3/1991。P89）

　　可行性可被现实性证明了。我所想到的人们早已经在干、在
实行了。

　　也许人们会担心生育指标的市场调节会使富人可以生，穷人
生不起，两极分化。这种担心貌似有道理，仔细分析就不然了。
这是因为，即使没有生育指标的买卖，有钱人仍有条件比穷人生
得多。也就是说富人有经济条件比穷人生更多的孩子并不因为生
育指标的市场化而有所改变。实际情况是恰巧相反，富人因有钱
，所以教育水平高、时间的相对价值也高，故生育意愿和平均生
育水平反而低于穷人。

　　如果社会人口已经太多，主要原因正是穷人生孩子太多的缘
故。当市场买卖计划生育指标而提高生育的机会成本后，正好就
达到了限制穷人多生的效果。如果一个穷人要生更多的孩子，他
就必须使自己先致富，即多为社会创造财富。而一旦富了，他的
生育动机反而下降了，这正是良性循环。

　　而富人呢？他们以前有条件多生而不必付额外成本，现在他
要多生则必须要给回社会一个很高的价格，这正好可以把富人的
一部财富回归社会，对穷人只会更好。

　　更好的理由应该是任何人，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都应该为
他给社会带来的拥挤成本负责和补偿。既然多生孩子增加社会的
负面外部效果，社会就应该对其征税。穷人并没有不为负面效果
负责的特权。

　　何况，限制穷人多生孩子增加穷人的福利，又没有害他们。
其实，我自己也是穷人呢。

　　2、 普遍建立人寿保险公司，养老金制度和其他福利制度

　　以人寿保险和养老金制度替代“养儿防老”。那些出卖一胎
指标的家庭，所得之指标收益，至少一半必须强迫购买人寿保险
，特别是存入养老金基金。在农村，也可用强迫农民支付养老金
基金。一过六十岁，人们就可以领取养老金或进入养老院。无后
顾之忧，老有所养，养儿防老的生育动机就会下降。如果社会福
利制度能跟上的话，这种动机就会更低。中国城市和农村比较，
城市人很少是为防老养儿的。为什么？老有所养！

　　3、建立婚姻时间指标市场。这可由上述同一公司设立机构，
或利用结婚证公证处承办。从法定结婚年龄算起（法定结婚年龄
可订低一些）不同结婚年龄收不同的时间指标价格，年龄由低到
高，价格由高到低(但年龄太大结婚又必须高收费了)。到例如二
十八岁（这要由医学专家规定）结婚，便可免费领取结婚证。至
于价格差多少，须作科学的调查研究和分析之后定出，也要随市
场行情调整。出卖婚时间指标之收益，也必须冻结为一专门基金
，其利息或再投资之收益可由法律规定用于哪些有利刺激青年迟
婚动机的项目之上。哪些因素影响迟婚的动机或婚姻的迟早呢？
回答了这个问题，我们就知道钱要往那里用了。

　　4、建立生育时间市场。例如早育的不同时间须购买早育证书
。二孩之间的孩距过小，要向政府购买孩距证。其价格可按上述
第三的方法实行。用价格或机会成本来调节生育迟早和孩距。出
买生育时差、孩距指标之收益，也必须冻结为一专门基金，投入
对迟育，孩距有良性影响之项目。

　　5、在人口密度过大的城市地区，必须收取拥挤税。

　　此税之收益，也必须作为基金冻结，以补愿去边远地区安家
之费用等。由此来缓解在大城市人口爆炸的问题。例如：上海、
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江浙一带，可收拥挤税，而新疆、西
藏等地，则可补贴安家、创业费等。

　　6、在农村要由承包逐渐过渡到土地私有，消除人们为多占公
有资源而多生小孩的动机（此点是黄有光教授和杨小凯博士的观
点）。

　　7、拉大不同教育水平之间的工资差别，以刺激人们投资人力
资本，以质代量。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对生育的下降有巨大之作
用。也可用用其他可行的办法提高生育和抚养小孩的相对价格（
虽不是很有道理，但比之硬性强迫的生育政策为优）。

　　8、给人们，尤其是妇女更多的自由、参与就业、受教育、民
主权利和机会选择，增大其他活动与生育活动之间的机会福利替
代空间。

　　9、提倡或规定儿随母性、女随父性，以改变重男轻女，非生
男孩不可的生育动机。

　　10、不反对婚前同居，以缓解青年利用早婚寻求性饥渴之解
脱的途径。

　　11、利用上述基金和投资，研究方便可行、安全、可靠的节
育方法，以防止生小孩成为性生活的副产品，而不是人们理性决
策的结果。

　　12、强迫农村小孩必须上学、禁止童工，以阻断其大人把生
小孩当增加劳动力资源的动机。使生小孩不是多双手，而是多只
碗。把小孩由家庭的资本财富强迫转变为消费品，增加其机会成
本。

　　13、城市化和自由户口制度。

　　城市妇女生育率低于农村妇女生育率是已经被许多国家包括
中国近十几年的统计资料所证明。例如：津、京、沪的人口出生
率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百分之七十（全国千分之二十点十八、上
海千分之十三点二零）。中国农村出生率高于城市的出生率在千
分之四至千分之六之间。主要原因是城市生儿育女的相对价格或
机会成本高。因此，城市化过程就是降低生育率的过程。但中国
要城市化，最大的阻碍就是户口制度和交通不发达。户口制度不
自由，城市化过程就会极为缓慢，并且人口流动本身会降低人口
出生率。流动意味着人们要不断在生小孩与寻找新工作机会之间
权衡。经常变换工作的人，最怕孩子拖累，故改变户口制度是极
好的人口政策。

　　14、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迅速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法治、
私产、均富的国家。一个现代化的、民主法治的发达国家，人口
出生率是自动调节而达至和谐的。这些国家的人民享有完全的生
育自由。但因环境给定了人们选择约束，高度的劳动生产率与高
收入水平，使生育小孩的机会或成本相对价格奇高，故生育率得
到自动抑制。若中国的社会环境改变了，人口将根本不成其为问
题，一切资源不足将成为借口。日本、台湾人口密度不知高出大
陆多少呢？有了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制度，资源就没有了国界，
只有社会分工而已。日本有什么资源？台湾有什么资源？新加坡
、香港有什么资源？还是富了，也不存在人口问题。最大的资源
是人力资源与市场资源。中国这两大资源富过任何国家，怎么可
以说资源缺乏呢？中国的人口问题其实是制度病。不是因为人口
多、低子薄造成落后，而是因为制度落后造成人口多、低子薄。
现代化和制度创新是降低人口出生率的最好途径。发展本身是最
好的人口政策。

　　后记：

　　本文承黄有光教授提出许多宝贵之修改意见，特别是人口理
论方面的指导，在此深表感谢，也要在此感谢杨小凯博士与我进
行的启发性的讨论。感谢中国当代研究中心给予的资助。而本文
的错误之处，当然也完全由本人负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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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国于Monash University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