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福德赛] 2000-11-12, 06:59:22

　　对近代史中重大事件的争论最激烈的莫过于大跃进和文化大
革命。这两个历史事件之所以引起如此激烈的争论，最重要的正
是因为这两件事使我们的民族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远离了社会
发展的正常道路，给我们的民族带来了空前的灾难。说灾难是空
前的，不仅因为这两个事件本身的进程就是前所未见的灾难，更
因为它们对后世的影响所具有的灾难性。正是这种双重的灾难性
，使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成了经久不衰的重要话题。

　　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发动的前提；二是事
件本身的性质；三是失败的原因。

　　在回顾历史事件时，常为动机争论不休。对于非常的历史进
程，尤其是对于导致非常后果的非常历史进程，更是要了解其发
动者的动机，就更是争论不休。

　　如果能够掌握完整真实的历史事实，了解某些历史人物的动
机并不困难。然而，中国历史上几乎找不到关于著名历史人物的
完整纪录。其原因多种多样，“为王者讳”是一个主要原因。为
什么要“讳”呢？继承性是“讳”的根本原因。

　　权力的合理性（有人称其为合法性）是任何一个政权都想证
明的，因为这是政权稳固的需要。天授、神授、民授都是对权力
合理性的证明。

　　我们的传统是皇权天授。天者天帝，万事万物的主宰，最高
统治者自称为天子是也。权力既然是天授，权力的继承、剥夺、
更替皆须来自天意。王朝内的权力交接是继承，王朝的更替也必
须有继承性，否则前朝权力的合理行就不复存在。前朝权力的合
理性不存在，同样性质的权力就没有了存在的基础。只可惜天子
也是人，再圣明的天子也会有错，“讳”王者不可宽恕的罪错，
就成了必须也是必然。

　　自辛亥革命后，政权更替的合理性不再依赖于天授，而依赖
于民意；统治者不再自称天子，转而自称民意代表。至少法理上
是如此。

　　做有些事是可以代表民意的。对粉碎张勋复辟，反对袁世凯
称帝，抵抗日本侵略等等，从来就没有引起过是否代表民意的争
论。还有更多的事是否代表民意大可怀疑，至少无法证明代表了
民意。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就无法证明代表了民意。

　　但是，不管你怎样努力，都无法抗拒传统的巨大惯性，既使
在皇权被唾弃了的今天仍是如此。人民当家作主和当权者为民做
主既是那么容易区分，又是那么容易混淆。就以发动大跃进为例
，看一看空泛地谈论动机是多么轻松，又是多么荒谬。

　　我们必须承认，每一个正直的中国人都一心想把中国建设好
，但是什么样的中国是好的，那样的中国对什么人是好的，怎样
才能把中国建设好，却是分歧严重。

　　什么样的中国是好的？对这样一个简单问题的答案多种多样
。就看看两个极端。

　　一个强大的中国。持这种标准的人认为，在我们还很贫穷的
时候，强大的中国是可以实现的。我们有众多的人口，以十亿计
，每人省一元（人民币）就是十亿元。每人省一斤粮食，就是十
亿斤。我们可以通过节省，在短期内积累大量资金，用以建设一
支强大的军队，用以建设无数的工厂。我们有广袤的土地，以十
亿亩计，每亩多生产一斤粮食，就是十亿斤。我们有两千多个县
，每个县多炼一千吨钢，就是二百多万吨。我们可以通过增产在
短期内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这一切只要发挥全体人
民的积极性既可做到。

　　一个富饶的中国。持这种标准的人认为，在我们还很贫穷的
时候，强大的中国是不能实现的。我们有众多的人口，而资源却
有限得很。一百多年的战乱把我们的国家搞得一穷二白。我们的
人民很穷，穷得连饭都吃不饱。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搞经济建
设。我们必须用一个统一的意识形态维持民族的凝聚；我们不能
在民主制度上浪费我们的资源和精力，因而只能有一个主义、一
个领袖。我们必须与某一个大国结盟，我们必须依靠大盟国的技
术和资源建设我们的国家，我们必须依靠大盟国的力量保障安全
。等等。

　　实际上，发动大跃进的动机很可能是上述两个极端的怪诞结
合。一方面承认我们还很穷，急需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另一方面
想当然的认为我们可以通过超常规的努力在短期内建成超级强国
。多，就是每亩多产几十斤、几百斤粮，多建几千几万座小高炉
，多征购几百亿、几千亿斤粮食；快，就是快些达到年产几千万
吨钢，快些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快些消灭资本主义；好，就是只
要人们有意愿就能把每件是做好；省，就是老百姓能省就省，把
省下的资源用来建设一个强大的工业体系，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
，建设一个比苏联更强大的中国，建设一个称霸全球的中国。如
果单纯从上述判断出发，也许并没有错。“超英赶美”的目标也
许正是以此为出发点提出来的。

　　但是，六亿中国人的生存权利、受教育权利、追求富裕生活
的权利、表达自己意愿的权利，六亿中国人的承受能力，是否在
决策过程中得到过考虑？如果决策的动机不是基于中国人民的基
本权利，这样的动机能说是好的吗？

　　无论动机如何，大跃进失败了，失败得那么惨。在中国人付
出了本不该付出的千百万生命代价之后，如今还有人在歌颂那发
动大跃进的美好动机，中国人的血的代价是不是白白付出了？我
们可以反问自己，如果大跃进成功了，中国会是个什么样子？到
那时，我们有了几千万甚至上亿吨钢的产能，我们有了几百万拥
有原子弹、氢弹的军队，我们的载有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对准
任何一个敌视我们的国家，不停地播放《东方红》的卫星满太空
转悠；到那时，不要说我们的周边国家腿肚子转筋，就是隔着千
山万水的西方发达国家也会不寒而栗。这种结果好吗？我不知道
。再看看我们自己，百姓的餐桌上却没有肉、没有鱼、没有蛋，
每人每年只有十六尺布（仅够一件上衣和一条裤子），三代人只
能同居一室，……这样的中国难道是中国老百姓希望中的中国？

　　这是不是危言耸听？不是！在大跃进结束以后的几乎二十年
里，中国的老百姓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每一个有良知的年轻人
都可以回家问问自己的父母，这一切是真的吗？

　　我在这里还没有提及大跃进过程中丧失了多少纠偏的机会，
还没有提及有多少人就因为提出了不同意见而遭到无情的打击，
还没有提及十几年以后对大跃进提出异议仍然是反革命行动，还
没有提及……

　　看一个治国方略的动机，不仅仅要看是否是为了建设一个强
国，更要看建设一个强国的目的是什么。如果强国的目的是为了
在尊重其他民族的前提下维护自己国民的幸福生活，是为了在包
容其他民族的基础上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价值观念，那这个动机就
是好的，否则就是坏的。现代国家只应是服务于本国公民的工具
。要求全体国民无条件地为国家服务的国家就是一个坏国家。这
难道还会有什么疑问吗？

　　为了解答异议者可能的疑问，我们可以看一看解体前的苏联
。那时候的苏联，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拥有世界上最大的
产钢能力，但是却不能在世界上最大的国土上收获足够两亿多人
口吃的粮食，不能用其庞大的工业体系生产出足够本国人民使用
的卫生纸和牙膏。这样的事实还不足以使我们清醒吗？还需要什
么天晓得的“清醒剂”？

　　我相信，那些饥饿而死的冤魂一定会与罪魁祸首对簿公堂；
我怀疑，在阎罗殿上是否会有公正。我们还要为王者“讳”到哪
年哪月？我的相信和怀疑难道没有一点道理？

　　讨论历史的理性基础出了差错，还不必然引出自相矛盾的结
果。

　　探讨历史问题时应遵循的逻辑是简单明了的，具有正常思维
能力的人不会出什么大的差错。我们大可不必费多少力气去检讨
一些常见的逻辑谬误，只需对那些不合逻辑的论断提出合理的质
疑即可。

　　大跃进期间有人饿死恐怕是不会引起争论的。争论的焦点是
究竟饿死了多少人。有没有三千万（甚至更多）并不重要，重要
的是确实有大批人被饿死（不管是否达到三千万）；重要的是中
国近代史上可以与之相比的只有十四年抗战；重要的是为什么至
今弄不清确切数字。如果有人在饿死人的数字上大做文章（无论
是三十万还是六千万），错在谁呢？为什么我们的严密的户籍制
度就不能提供一个可靠的数字呢？一个一心为人民谋幸福的领袖
，为什么对饿死人的确切数字讳莫如深呢？

　　知识分子在大跃进时代的是沉默了，沉默到了鸦雀无声的地
步。在大跃进前不久的反右时，知识分子就为农民说过话，为什
么一年后的知识分子就没了声音？谴责知识分子“不为农民说话
”的人，是否知道攻击统购统销政策是“剪刀差”乃右派的一大
罪状？这还只是问题的一小部分。在大跃进年代里，知识分子（
不管他想说大跃进好还是不好）到哪里去说话呢？是电台？是电
视台？是报纸？是杂志？还是互联网？

　　有人说“大陆历次政治运动都有知识分子积极地参加，或大
力鼓吹，或随声附和。”怎么就没有人说历次政治运动都有知识
分子积极地反对，或大力抵制，或高唱反调呢？现在的互联网上
，一点点鸡毛蒜皮的事情都会吵得沸沸扬扬，那个年代发生了如
此重大的历史事件，竟然听不到反对的声音，不是咄咄怪事吗？
反右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的确采取了明哲保身的态度，最后保
住了吗？到了文化大革命，有几个知识分子保住了自己？全国上
下，从来没被批斗过的知识分子有几个？是否超过十个？这“中
国知识分子的奇耻大辱”究竟是咎由自取还是被人强加的？

　　“封建时代还有敢骂皇帝是昏君的，还有尸谏的”臣子，到
了大跃进时代就剩下了一个“遮遮掩掩地‘跪着’批评了大跃进
几句”的彭德怀，这确实是个时代的悲剧。然而，就连从来紧跟
的彭德怀都遭如此下场，谁又长了两个脑袋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确实，“无论上面订的高指标多么不切实际，比如亩产千斤
或百万斤，其结果只不过是达到达不到的问题，并不会影响多少
正常的粮食生产。”但是这种高指标与当时的征购制度结合在一
块，会产生怎样的结果呢？会征光农民的口粮，断了口粮的农民
在春耕前就吃光了种子，就不仅是影响正常的粮食生产，而是绝
收，因为根本就没种。就算当时一亩地能打两千斤稻子（今天也
可算是高产了），十三万斤是二千斤的六十五倍，一个农民出身
的人，怎么会不知道这是不可能的呢？手下的官僚再混账，也不
敢拿十三万斤去蒙事儿吧？张闻天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算是不低
了，他是不是官僚？他为彭德怀说了几句公道话，下场是如何？
周小舟与领导的私人关系算是不错的了，下场又是如何？在最高
领导人不切实际的时候，要求下面人切合实际，这样的要求合理
吗？

　　“失败也是一种财富了。”真是闻所未闻，让人大开眼界。
从一八四零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一百四十年里，我们
的民族一次次从失败走向失败，难得胜利一会，按说应该靠失败
积累了巨额财富了，为什么我们还是这么穷？

　　“有几个月拒绝吃肉”，就是“与民同苦”了？在那个年代
，民是不拒绝吃肉的，可是他们的不拒绝又有什么用？不拒绝就
能吃到肉了？能够拒绝吃肉的人，则可以在任何时候选择不拒绝
吃肉而吃到肉。这公平吗？用这样的例子说明“一心爱民”不是
在搞什么幽默吧？

　　这样的问题还可以提出很多很多。要证明自己的论断成立，
不妨回答上面一些较为浅显的问题。如果给不出令人满意的回答
，恐怕就只能说明逻辑的混乱了。

　　不能否认，中国的知识分子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人民大众，离
人民的要求还很远。但说“知识分子白吃了农民种的粮食，”是
否有歉公允？知识分子教孩子们读书写字，告诉农民们如何使用
化肥，发明机器纺纱织布，设计飞机大炮保家卫国，难道都是白
吃了粮食？难道大跃进是知识分子们发动的？

　　公平地讲，大跃进的失败不能怪任何人，因为失败是必然的
。运动一旦发起，其内在的规律就不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了。大
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一样是值得我们反思的重大历史事件。但反思
灾难的“结果”有什么用呢？就象一个人得了病，不去反思为什
么得病，不去考虑怎样治病，不去研究如何预防得病，而是整天
想着自己的病有多么痛苦，那有什么益处？反思灾难发生的背景
，反思灾难发生的诱因，反思灾难发生的机制，借以防止灾难的
再次发生，才是我们永远的话题。

　　其实，确切知道一个人的动机是很难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
的。不过通过事件的发展过程及其结果推断当初的动机却不很困
难。需要的只是求实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并无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