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作者：[秀山] 2000-11-19, 22:50:44

　　按胡鞍钢博士的研究，中国可能已进入一个新的高风险时期
。高社会风险时期的改革尤其政治体制改革应以增进秩序而不是
增加混乱度为原则，因此反腐败体制改革应该优先于社会主义民
主体制的改革。本文设想一个"沙盘"，来推演一下反腐败的体制
建设问题。

　　首先出现在沙盘上的是人民一个角色。两种情况下不会有腐
败:如果没有私利，只有人民利益；或者到了共产主义，个人利益
的实现不存在任何限制----那样不会有腐败，民主也会消亡。所
以腐败的出现有两个条件:追逐私利，以及如何新先生所说， 存
在一个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问题。 这样沙盘上多了两个因素:
特权----掌握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和私利-----追逐最大限度
占有社会财富。沙盘上相对应的角色分别是"官人"-----为了不和
现实相混淆，我用一个经转义的词----和"私人"。可以有多个"私
人"， 但"私人"不能取代"人民"， 因为任何社会总有整体利益，
如国家利益， 也并不是所有人有竞争私利的能力，所以需要社
会福利等。我们已经进步了，知道权力需要制约，所以沙盘上同
时出现一个独立的监督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是否公正的角色，
我们不妨称之为"证人"。"私人"占有的利益越多，"人民"的利益
就越少，因为社会利益还没有发展到可以绝对平均的地步。所以
监督资源和财富的社会分配是否公正有两层含义:一是监督"私人
"是否在违背经济原则地豪夺"人民"利益----尤其公有制条件下，
二是监督"私人"竞争是否合乎既定的公平的游戏规则。

　　角色确定后， 现在我们可以让"游戏"动起来。 比如， "官
人"有一赚钱工程要人承包， 利益出现后就会随之出现逐利的"私
人"------我不考虑垄断的情形。 必须记住"私人"的道德是不可
信赖的。

　　"官人"可以有两种做法:一是黑箱操作，自己指定承包人；二
是"在阳光下"操作， 公开招标， 选择过程也公开。

　　第一种做法似乎成本最低， 其实不然， "官人"总是处在腐
败的阴影之下----实际上的和人民心理上的。对"证人"的形象和
功能也是考验， 因为这种情形是最不利于第三者监督的，"证人
"的结论也只有在其公信度绝对不受怀疑才被相信。----我必须着
重指出，由于腐败的隐蔽性， 国际上对腐败程度的评估是通过民
意测验进行的，如国内经常引用的"透明国际"发布的清廉指数(C
PI)和行贿指数(BPI)都是委托盖洛普国际机构制作的。因此反腐
败必须要实现两个效果，杜绝腐败行为， 人民心中没有腐败的阴
影。

　　第二种方法优势是明显的。"证人"只需监督既定的游戏规则
是否得到有效执行， 而且保证任何越轨行为可以得到纠正就可以
了。人民实际参与监督，"私人"为了防止自己处于不公平条件，
也会参与监督，这样腐败实际的和民意上的程度都会降低到最低
程度， 当然这是以"证人"的不受怀疑的公信度为前提的， 因为
即使有人民监督，直接民主的情形在普遍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我们决定选第二种方法。 某"私人"公平公正地获得一定利益
， 但是利益的分配还没有结束， 因为该"私人"出于公民的义务
，他必须通过税收的方式向"人民"返还一定利益。所以上面讨论
的是私利增加过程， 现在有一个私利减少过程， 出于自私的目
的， "私人"会不缴或少缴税款，使人民利益受损， 为了实现这
个目的，"私人"选择行贿， 腐败的可能再次出现。 我们又一次
需要"证人"的作用。

　　现在我们来分析腐败的成本问题。 在上述所有情形中，腐败
并不必然发生，因为在腐败形成过程中，将被腐败的"官人"实际
变成了一个"私人"，他也会计较成本和获益比例， 成本包括他自
己的境遇，腐败被发现的几率，腐败惩罚程度等。 而"私人"行贿
的成本则具有明显的特征，那就是贿赂数额总可以计为他所获私
利的成本， 一般情况下，这种成本总是少于他获得的或将要获得
的利益。 增加他成本的几种情形是:(1)行贿找错对象，或对象突
然变动，不再拥有特权。 -----行贿的对象几乎100%针对特权，
而不是实际官位。 中国人所谓"不怕县官就怕县官"，是也。(2
)行贿对象多。 (3)行贿对象由于高成本索贿高。另外也包括腐败
被发现的几率，惩罚程度等。但在很多情况下，为了获得证据"私
人"实际受罚程度常常远轻于腐败"官人"。 如果贿赂高于预期利
益，行贿将会停止----除非是为了"长远利益"， 这里还是利益平
衡问题。 所以"官人"的腐败成本除了实际待遇外有很多"心理性
的"东西， 如信仰，自我定位， 甚至生命是否被计入成本也常跟
侥幸心理有关----这在中国是必须考虑-----等。

　　我们再看"证人"， 到目前为止，"证人"似乎是被动的角色，
这是不对的。 我们分析腐败成本时提到，腐败被发现的几率是
一个重要因素， 腐败实际受到的惩罚等于腐败被发现的几率和惩
罚程度的乘积。因此"证人"除了独立行权外， 还应该主动工作，
采取包括"线人"等一切可能措施发现腐败。 所以，如果有市长
给商人的名片上印"有事找市长"而不是"有事找律师"就应该被侦
查。

　　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中国的反腐败体制：

　　(1)对于"官人"， 可以加强政治教育，可以提高待遇，特权
位置常更换， 保持很高反腐败打击力度等，来提高贿赂成本。
另外增加"私人"需要行贿的人数也是提高贿赂成本一个方法，这
也是可行的， 如采用我在"腐败治理工程"文中提到的干群新"界
面"。

　　(2)对于"证人"，要能独立行权， 要主动工作。 在中国实际
操作中， 可让反贪局不平行隶属， 只上下隶属，最高只向总理
负责。为了防止打击报复， 在反贪局任何成员有被打击报复的怀
疑时， 可立即向被怀疑个人或机构质询， 如果对方无合理解释
，即可登记在案， 一旦对方将来确有腐败行为， 登记的案底可
列为罪证。反贪局与所有司法机构共同成为"证人"。

　　(3)对"私人"，从上面的分析看， 实际上的操作是"偏坦"行
贿者的， 因为一般情况下， 贿金总是他追逐利益的一部分。他
需要作的判断一般都很明确。 而即使被发现， 他被惩罚的程度
一般也较低。现在是必须改变这种状况的时候， 因为(1)在市场
经济条件下，官员是少数， 而几乎所有人都可归类为"私人"，
如果不增加"私人"的行贿成本，恐怕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 (2)中国司法机构的改革也在向"轻口供， 重物证"方向发展
，不应该再走依赖行贿人合作的老路子-----虽然仍有效------要
主动出击。

　　在一个绝对公平的市场经济社会里，进一步的改革就容易的
多， 对社会冲击也会变小。